一位摆弄经济学的倔老头儿，风吹别调，发出了和百家——其实也就是一家——不同的声音，举国展开围剿。这老头儿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马寅初。战友噤声，爱莫能助；同事侧目，视若寇仇；学子声讨，不共戴天。为了什么？为了一篇《新人口论》。有好心人劝马寅初偃旗息鼓，暂时收篷转舵，这也不失为明智。马老头儿断然拒绝，他认死理：学术贵乎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岂能一遇袭击，就退避三舍，明哲保身！

一位举足轻重的老朋友出来圆场。他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也算过了这一关。如何啊？”谁知马寅初不买账，决不检讨。

马寅初的决绝，令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过，马寅初终究是侠义中人，他深恐自己的不妥协招致误解，开罪贤达。数天后，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便特意加上一段：“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这里，我想到思想者的三种命运。一种思想者是与潮流同步，因而最功利，也最稳当，尽管转瞬就有可能化做明日黄花。一种思想者是超前半步，属于不乏新鲜，也不乏风险，然而，当卫道士们正要抡起大棒申斥时，已被社会前进脚步裁判为真理。一种思想者是领先百家，超越时代，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常常要等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为后来者逐渐认识、接纳。正是这种遭遇，使一批又一批的竖子成名，而使一批又一批的布鲁诺、曹雪芹愤世嫉俗，慷慨悲歌。

自从献身经济学，人口问题，一直是马寅初关注的焦点。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他首次就人口问题表态。在他看来，这已是一个瓜熟蒂落的结论。没有想到，爆发的不是掌声，而是斥责。“社会主义国家哪来的人口问题？”面对公众的质疑，他居然扬言：“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暂时收回发言稿件。但不因为大家反对，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下次人大会上，还将提出。”

真理没有外衣。马寅初按照他的既定方案，经过一年多的广泛调查，深入研究，把人口问题直接搬到了中南海的最高国务会议。“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新人口论》堪谓生不逢辰。起初批判仅局限在民间，停留在群众自发的层次。马寅初表现出不屑一顾。然而，到了1958年春天，毛泽东撰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以他惯用的诗性词语，强调：“……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59年冬，北大临湖轩，雪压冰冻封，朔风尖啸。一场批判马寅初会议，正呈现出与大自然同步的严酷。中途，专程赶来压阵的康生，也许觉得火力还不够猛烈，但见他一拍桌子，打断批判者的发言，恶狠狠地插话：“马寅初说，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能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谁知马寅初不吃这一套，前面话音刚落，他后面就当场顶撞：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斩钉截铁。数一数，总共十一个字。然而，这就够了。这才是“一句顶一万句”！有多少大师级、准大师级人物的一生，就是从胸腔里迸发不出这样的一句，连模仿也模仿不来。惟独马寅初做到了。不假思索，长啸而出，九鼎大吕，震铄古今。

再说那段铮铮誓言。面对政治高帽随时会扣落下来的生存险境，马寅初选择《新建设》刊登《重申我的请求》：

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真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老不老，守正白眼朝天，立世青眼向文。历史不堪重负，后人为轻装前进就不得不学会健忘。然而，我相信，无论无常的岁月经历多少轮回，马寅初高昂的头颅和勃发的英气，将永远激荡青史，烛照天地！

马寅初在望八之年遭受重厄，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赢得世人的大声惊叹，大把热泪。马寅初，是上帝赠予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一份厚礼。他的价值，一半在于他发掘的人口理论，一半在于他渊渟岳峙、独立苍茫的健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