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集体所有制激励了农民生育，形成人口峰值，政府被迫从鼓励生育转向节制生育。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又为计划生育的强制实施提供制度基础。直到昨天放开二胎政策出笼，也没有人探讨这一制度演变的渊源流变及其内在逻辑。

一 为什么土地集体所有制会激励农民的生育行为？

在土地私有制下，家庭财产的多寡成为短缺经济下农户生育的天然约束因素。如果农户只有薄田十亩，土房三间，通常就只会生育一两个孩子。因此中国历代家庭平均规模不到五口。因为养不起多余的孩子，农户就会采取相关的节育手段。解放前民间自有其节育绝育的手段，如符合当时伦理的溺婴现象等（李伯重教授论述了清代的节育）。

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所有新增人口都可以在集体的蛋糕中分得一份口粮。在人民公社时期，口粮按人头分配，生育越多，分配的份额也越多。孩子多的家庭，不仅获得的资源多，而且还可以进行“跨期调济”。譬如，第一个孩子十岁，正是能吃饭的年龄，其口粮份额不足，此时可以用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的份额去“补济”。这在短缺经济时期是家庭难得的调济手段，选择多生育有利于家庭的生存，能够降低风险。布匹之类配给品也是如此，长子可以用其弟妹的布票，而弟妹可以穿哥哥姐姐的衣服。养育第二、三个孩子的成本也呈边际递减。哥哥姐姐还可以带弟弟妹妹呢，有助于培养哥哥姐姐的领导力与弟妹的合作精神。

此外，新中国“人多力量大”与备战的信念，也鼓励生育。20世纪中期人类医疗条件的改善，也使夭折的人口大大减少。

因此，1960-1970年代尽管经济短缺，但生育率达到高峰，形成随后的人口峰值。人口的迅速增多，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极端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平均分配土地使用权，新增人口都可以获得一份地，同样也激励农户的生育行为。这实际上是计划生育障碍很大的重要原因。现在许多地区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农地成为事实上的私有土地，农村生育激励的这一因素不复存在，不少农民的生育意愿降低。这大概也是政府敢于放开二胎的一个现实基础吧。

由此看来，土地集体所有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基础，也是计划生育的渊源。

二 不同历史阶段，人们有不同的生育偏好与约束因素；政府的干预

有人担心，短缺经济条件下土地私有制对人口生育具有天然的约束；在饱和经济和过剩经济条件下，生育可能不受土地和财产数量的约束，即使土地少，也能够养活更多的孩子。此时土地私有制会导致不受节制的人口增长。然而，当经济与生活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晚婚少育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就会像发达国家一样需要鼓励生育，即使如此，生育率仍然不断下降。

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任何现象都有其约束因素或负反馈机制。短缺经济时代因为养不活而不得不节育；饱和经济与过剩经济之下，养育孩子的物质条件不再存在问题，但人们的生育意愿又大大降低了。这种自然演进过程中会形成相应的秩序（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如果政府干扰一个环节，又会引起其他环节自然秩序的扭曲。政府干预一种现象，又会引发另一种现象。于是政府捉襟见肘，左支右绌。政府控制了土地集体所有，未曾料到会刺激生育；因此随后又得去干预和控制人们的生育。控制土地需要大量政府官员，计划生育的从业人员又是一个庞大的队伍。政府规模扩大，税费随之增多，民众负担加重。

近年有学者还论证了重男轻女观念被强化的制度支持，人民公社时期如此（黄英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亦然（李宏斌），这也是矢志追求男女平等的为政者所始料不及的。

很多人认为多子多福是儒家传统，文化基因导致中国人口众多。这种观点受到事实的证伪，更严谨地说，应该是受到约束条件变化所出现的新现象的挑战。同样是儒家传统的台湾、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的低生育率亦然。显然这与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关，也与私有产权相关。

土地集体所有制，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孝道传统。孝道传统的经济基础之一是财产继承。家长总摄土地与财产权，不孝之子的财产继承就可能受到约束与限制。在现实中我们通常看到，财产或资源雄厚的富豪，都会受到孩子与亲邻特别的孝顺或尊敬。而没有财产传承的老人被抛弃被虐待的现象随处可见。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孩子的土地不再来自于家长，家长失去了传承财产并由此约束子孙的权力。孩子依赖的不再是家长，而是村社集体。传统的家庭模式与孝道观念受到冲击（陈志武教授论述了孝道的终结）。

三 土地集体所有制又为计划生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制度基础。

农民成为集体的一员，从而受到集体组织的控制。加之户口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形成严密的控制体系，几乎农民无可遁逃。农民在土地分配、子女教育、户口与福利等各个环节，都依赖和受制于组织。如果敢于违抗指令，就可以有不同手段实施惩罚，惨剧不时可见，以致逃离计划生育惩罚可以成为难民的理由向美国申请避难移民。因此，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组织体系，是强制性计划生育能够有效推行的制度基础。这当然是其他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喻的，在他们看来，不允许农民有自己的土地财产，连生育权也要由政府严加管控，这有违基本的人性与人权。无怪乎计划生育国策在西方备受诟病。

在这方面，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组织体系更为严密，其中的成员对单位的依赖性更强，计划生育的惩罚措施更为简便，管制的效率也更高。其中一条是连坐制，如果一个法人单位有一个家庭违反了规定，将会取消单位所有人的资金。

如果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不依赖于政府控制下的资源与福利，就可以游离于计划生育体系之外。例如富人多生孩子，将来可以选择上私立学校，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可奈何。极端的例子，张艺谋如果不是因为其名气而被揭发，仍然可以游离于体制之外。

没有自己的财产，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控制人们的自由，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剥夺其财产权。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