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希拉里赞蒙古是民主典范，新华网称，其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希拉里不仅挖苦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暗示现代新加坡奠基人李光耀提出的民主价值观只适用于西方社会的思想已经过时了。郑永年在《通往大国之路》中指出此种批判实属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但是中国如何让美国了解“自己是谁”，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国际政治历史经验表明，相互误解（misperceptions）经常成为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美国对中国的误解表现为西方的一个强烈信念：中国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所改变，使之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利益。这个信念从一百多年前中国和美国开始打交道时就存在了。对美国来说，改变中国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美国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美国（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美国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两国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美国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美国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两国关系也自然转坏。因此，当20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美国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美国，中国会进入美国的国家利益链。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当23年前的那次事件发生时，美国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23年前的那次事件过后，尽管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是中国主动向美国的利益作调整。在经济上，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即使在战略领域，中国也作出了很大的调整。这尤其表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从以往把台湾视为是完全的“内政”问题转向与美国合作处理台湾问题。在国际层面，中国在诸如朝鲜核扩散问题和反恐战争等问题上也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

中国向美国调整政策的意愿更坚定了美国改变中国的信念。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都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而消失。这也促成了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即，美国配合中国的调整来促使中国更快地朝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美国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定的道德判断，那就是美国代表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美国的导向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美国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美国很难意识到其有需要对中国调整政策。

在美国误解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误解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这种看法更强化了美国的信念。

在国际层面，很多人相信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但是，关于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却甚少有人考虑。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美国（和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对中国“有利”的论述，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的论述，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有批评态度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无限缩小，甚至被消失。

这种选择性的信息接受方式，会造成一种“美国（和西方）已经接受了中国”的误解。这种误解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往往对国际格局的变化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变化，中国往往只能作出“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甚至连对自身崛起对外在世界的影响以及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表现在政策上，就是除了一些表达中国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上，对很多国际问题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缺乏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理性回应。

随着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内的地位上升，一个实际的“G2”已经形成。可以说，如果中美两国继续“误解”下去，更多的冲突会浮现出来。在美国不能理性认识中国之前，还会出现有关中国的种种“噩梦”。如果这样，美国不会产生任何意识来调整自己的中国政策，促使两国关系朝着合作而非冲突的方向发展。对中国来说，既然自己不能成为另一个美国，那么就要想方设法让美国了解“自己是谁”。而帮助美国（和西方）来重新认识自己无疑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