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911”纪念会，让希拉里的健康问题前所未有地暴露在美国内外公众面前，在网民们的戏谑声中，特朗普胜选上位的几率再度地提高。而这样的变化，可能将对美国未来数年内外经济政治政策、进而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外部环境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

首先，可以判断，倘若比较倾向自由贸易的候选人当选的话，那么中国“一带一路”布局将面临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方向，来自美国的干扰将相对减少，更有利于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的布局，有利于我们巩固在南海斗争中所得。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一直执政的卡里莫夫强人已逝，哈萨克斯坦强人纳扎尔巴耶夫也步入暮年，中亚不确定性空前上升，如能减少美国借机插手的干扰善莫大焉。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时，无论不得不推出多少不是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而是为应对美国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单个具体项目，从长期和全局来看，我们都必须坚持长期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集中向我们拥有区位、人缘、经济关系等优势的地区投入，从而确保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目标实现。

希拉里及其支持者基础有着更强烈的动机坚持干预外部事务，希拉里本人又是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始作俑者；而特朗普一贯主张对外战略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求减少美国卷入得不偿失外部冲突的风险，并适度收缩美国的海外存在规模，由盟国分担军事保护费，以减少军费和国际事务负担，集中资源建设国内。正如特朗普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中所说，美国应当明白，“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将能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试图传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世价值”。

我们需要始终如一地力戒冒进冲动；既不能把美国暂时从海外有限收缩视为我国对外伸张影响力的大好机会而产生不理性行为，也需要尊重俄罗斯在中亚的权益而在这个方向上追求与其合作。我们需要认识到，特朗普得以提出被许多人指为“孤立主义”的主张，背景是欧洲势力式微，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挑战力量，即使英国脱欧后的欧盟成功建军也不必过度高估其战斗意志，中国也没有表现出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欲望。我们需要同时处理好与美俄的关系。

而且，中国经济超高增长时期已经结束，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率正常情况下虽然仍然会位居大国前列，但不会继续出现动辄两位数增长率的局面；我们一方面要继续“赶超”，另一方面“防范被赶超”的压力前所未有地凸显。我们要走出“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但我们的“有所作为”必须积极稳妥。

对于某些海湾君主国，特别是沙特，希拉里的健康状况可能会使得他们分外焦灼，因为由此而来的美国政局走势多半将进一步不利于美国-沙特关系。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存在一个长期性的重大不利因素，即美国国内亲阿拉伯、伊斯兰院外集团及其群众基础通常表现得更加认同伊斯兰外国，而非更认同美国；无论有多少“政治正确”戒律，这一点都不能不在美国主流社会民众与精英内心引起深刻的疑忌。

连我这样一个中国人都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对此印象深刻难以忘怀，遑论美国主流社会了。与他们视之为仇雠的犹太院外集团表现对比，美国主流社会的观感会更加强烈；因为犹太院外集团虽然竭力在美国社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但就总体而言，他们并没有把以色列认同置于美国认同之上，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要通过维护、增进美国的利益来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任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行政处长的凯内恩有言：“我也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试图阻止国会议员，以防止他们过分的亲以色列行为，以免引起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不必要的关系恶化。”（请见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第3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这番话充分表明了美国犹太人对美在沙特对美国能源供给和地区战略价值下降、美国-沙特关系持续不如以前的背景下，美国众议院又在9月9日通过法案（该法案今年5月已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允许“911”恐怖袭击受害者亲属起诉沙特政府，即使被奥巴马否决也很有可能赢得2/3多数通过，沙特比至少二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美国政界高层的朋友。沙特和其它海湾君主国也为此下了很大功夫，单从克林顿基金会捐赠者清单就可看出这一点。在近两年与美国的龃龉中，沙特迄今表现堪称强硬，恐怕有相当一部分动机是相信希拉里能够胜选。

回顾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对美关系还可能面临更大冲击。当年，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年）在联邦德国（西德）总理任上提出并推行“新东方政策”，不仅打破了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集团关系的僵局，而且根本性地缓解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凭借这一历史性业绩，他不仅赢得了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而且在2005年11月28日的德国电视二台“最伟大德国人”票选中名列第五。然而，这样一位塑造了历史的杰出政治家，当时却是在间谍丑闻中黯然倒台。他的亲信京特•纪尧姆被查出是民主德国（东德）间谍，而此人职位近乎于维利•勃兰特的总理办公厅主任，负责与议会、政府和情报部门对接。美国发生类似事件，并非绝无可能；而且，“刺刀见红”的竞选角斗也会激励政治对手制造出真真假假的这类风波。

在对美关系阴晴不定、不确定性风险空前上升的情况下，海湾君主国有着比以前更强的动机寻求与非西方大国增进交往，沙特尤甚，中国这个上升中的非西方大国又是他们外交战略另辟蹊径的重点。面对这一潜在趋势，我们需要全面考量国家整体战略，把握好分寸，消除内外风险，从商业利益到战略，最大限度增进我们在国内外的长期可持续利益。

待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世界大国也许会获得一个摆脱“自伤性竞争”、各自重塑国家认同、增强内部社会凝聚力的机会。“在2000年，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略低于1910年。可是，身在美国而心却在别国的人所占的比例，很可能高于美国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在《我们是谁》正文开篇章节，塞缪尔•亨廷顿满怀忧思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十六年时光倏忽而过，美国一些人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问题已经越发严重，并与主体民族、主体文化传统遭受逆向歧视问题形成了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不仅美国，除了日本之外的几乎所有大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一定程度的“巴尔干化”已经是美欧面临的现实威胁。过去几年里，这种现象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黑人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这两年打着“反对警察压迫黑人”、“反种族歧视”旗号异军突起，在不少地方已经走到了敌视美国国家的地步，典型如发动7月7日达拉斯武装袭警案的黑人枪手迈卡•约翰逊，这个本该是美国国家保卫者的退役美军士兵、预备役军人，为此次武装袭击美国国家强力部门人员蓄谋已久，而且他的行为在黑人群体中似乎非但没有成为警示，反而成为榜样。而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国内之所以普遍出现逆向歧视问题，一方面是出于某种失之天真的理念，另一方面是在大国竞争压力之下，情急之余，将失之天真的理念作为“软实力”而大加倡导，即使这些天真理念本质上与自己立国基本原则相悖也在所不惜，最终导致所有大国都骑虎难下。

美国哪一支政治力量更能领导国家摆脱大国“自伤性竞争”？在今年7月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4766名代表中有女性2887人，占比61%；黑人1182人，占25%；拉美裔747人，占16%；（ 《环球时报》，2016年8月3日，第7版）分别明显高于女性、黑人、拉美裔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其中黑人代表占比更是高出几乎一倍，而且这些代表更多地是主张为黑人争取超国民待遇。

如果是更倡导逆向歧视政策的候选人获胜，那么美国社会的“巴尔干化”问题将越发加剧，进而通过美国深陷误区的“软实力”国际竞争战略而逼迫其它国家继续同样采取类似的“巴尔干化”政策，以免在国际竞争中沦为众矢之的。如果反之，那么这种大国竞相“自伤”的不良循环更有希望显著缓解，甚至停止，哪怕是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