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索台湾，中国只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日本占领台湾五十年之久，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供给粮食的基地，也是南进太平洋的前哨站。这五十年日本的治理，将刚刚踏入近代的清领台湾，发展为一个几乎完全同化于日本的殖民地。在这一段时期，台湾的经济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发展，使台湾进入了现代。日本治理台湾的时间，只有清代治理台湾的四分之一。但是，日本在台湾留下的烙印，却非常深刻。
清治台湾时期，台湾的文化土壤并不丰厚
回头看看，清领的二百年，满清是从郑氏政权手上，接下了台湾岛屿。郑氏来台，保存华夏文化命脉于海外；孤臣孽子，其志可佩、其情可哀。在郑氏时代，台湾毋宁是中国文化最后的据点。因此，郑氏，以及他同时代的人物，在文化上，心有归属。
郑氏败亡以后，清朝治理台湾，官员将来台服务视为畏途、不愿久留。一波一波的移民进入台湾，从南到北，将台湾转化为一个闽、粤两系汉人的垦拓地区。在二百多年中，三次重大的民变，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都标榜着反清复明的口号；也就是说，他们还有一种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抗清的努力，屡次失败；清廷更有意消除他们对中国大陆文化的依恋。
另一方面，如上一节所说，族群分类，泉州、漳州和客家，彼此斗争，要夺取最好的土地。彼此竞争之中，更高一层的文化归属感，退让给追逐现实利益的族群分类意识。
二百年来，台湾的社会是类似封建式的阶层化结构：垦首和垦户的大地主是一个阶层，罗汉脚的雇农和佃农是另外一个阶层。站在优势地位的地主和大商人，其实并没有发展为中国大陆上的缙绅士大夫。
这些地主生活优裕、富有钱财，可以用自己的金钱换取官位，也可以用自己领导的群众，作为武装力量，在大陆建立军功。无论文武哪途，他们都是以财富换取社会地位，并不是以文化传播者的身份，扮演社会精英的角色。台湾孤悬海外，在清朝末期，实行新教育以前，地方教育都是由士绅们自己办理的。台湾上层阶层，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尽其经济实力可做的地步。在社会事业方面，也没有像大陆地方领袖，经办养老济贫等等社会工作。
台湾大部分的群众，本来在福建和广东，就是贫而无助的罗汉脚，或者低收入的群众；他们迁移台湾，带来的文化遗产，并不丰厚。台湾的上、下阶层，既没有在文化的发展，有过十分的努力；剩下来的，就只有在民俗宗教和戏剧歌曲这方面，有一些中国文化的底子。经由信仰的仪式，戏曲和说故事，经由说唱传递于民间。这样的文化土壤，不会十分丰厚。再加上，族群之间的分类斗争长期存在，分类的认同和归属感，又是基于现实利益的，往往超越了，也分散了文化的归属感和国族的认同。
台湾官民的短暂抵抗
日本取得台湾，台湾的官民曾经非常短暂地抵抗，建立了“台湾共和国”，时间并不长久。许多富豪内渡大陆，一些地方上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之辈，也都纷纷离去，回归福建原籍；台湾剩下的原本单薄的上层文化土壤，更因此流失殆尽。在这一个基础上，日本用现代教育和经济建设，同化台湾的人民，其实等于是在一片空地上建筑楼台，并不需要花多少的时间，铲除原有的建筑物。
不过，至少在初期，台湾对日本殖民者的抵抗，还是非常激烈。甲午割台，乙未抗战，台湾的民众，死亡至少五六万，而日本军队也折损不下万人。除了正式抵抗以外，还有许多日本警察强压的手段，随时拘捕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分子。例如，后藤新平，这个被大家纪念的人物，他确实对台湾有很大的功劳；然而，在1898年，他制定的匪徒刑罚令，将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台民都当作土匪惩处；成群的屠杀，有时数百人结合在一起，用机枪绞射，集体处死。这种恐怖的统治，也有强烈的震慑作用，使台民不敢再有抗日想法。
日本建设当然有令人敬佩之处。日本初占台湾的时候，有许多日本的政治人物认为，这一个疫疠流行的热带岛屿，不是日本人能够居住的。有人甚至建议：何不把台湾卖给西方国家，赚一笔现金算了。可是也有人认为，应当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为日本生产粮食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后藤新平这一批人，就是执行第二个选择的人物，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供给日本米粮、食糖、果蔬、建筑木材，还有硫磺和樟脑的殖民地。日本本国的农夫，遂从农田释放，转化为日本建设的大军，提供了日本工业化需要的大量劳力。因此，台湾岛的建设，以殖民地的功能而论，对日本的明治以后，大正时代晋升为工业化国家，提供无可伦比的贡献。
日本在台湾的农业建设
日本人在台湾的建设，虽然有刘铭传留下的一些基础；有这一基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本人发挥的努力，的确是令人佩服的。
以经济方面来说，日本在台湾尝试了可称为亚洲的第一个农业革命，推行的项目，如使用化肥、培育新品种、有计划地规划水利灌溉等工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开设了新型的糖厂，代替了过去用牛力和人力操作的制糖方法。日本人拥有的几家制糖株式会社，广泛地种植甘蔗，压制食糖、营销世界。台湾外销的农业加工品，食糖一项的收入占了大宗。凡此建设都使得台湾的民间，实受其益。不过，这些措施，颇多以台湾为实验性质。犯了错误，台湾百姓先吃大亏。例如，日本当局推行一种稻米新品种，高产，却不能抗风，台湾全岛都奉命种这一品种，一次风灾，全台颗粒无收，百姓蒙受极大损失。
现代化农业的生产，无论质和量都提高了许多；而且，这些建设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糖厂外围，因为有糖厂为中心，将一部分的城市文化带入农村，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嘉南平原上，乌山头水库这个大的水利系统，是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设计的。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全岛逐渐电气化。纵贯铁路修成、高雄、基隆两港开港，这都是有长久影响的建设。日本的农业人口迁移到台湾东部屯垦，本来几乎全无建设的后山，因此也有可观的成就。
推行国民教育，移植西方文化
在教育方面，日本推行了国民教育，每一个儿童都有过六年的基础教育。在卫生方面，日本设立了卫生警察，专职地监督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公共卫生。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使得一般的生活环境清洁健康。日本推行现代的医疗制度：台北帝大的医学院，训练许多本省的医生，在大城小镇照顾病人。于是，台湾流行的疾疫，霍乱、伤寒、疟疾等等，都一扫而空。这些成就，也值得称道。
日本殖民当局，将刚从西方学来的法律应用在台湾，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当时，刑事警察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日本在台湾施行的刑罚，虽然严酷，但是法官基本上是清廉的，而且有法可据，不可任意地仗势欺人。法律严峻，却值得信赖，台湾居民真正认识了公权力的权威。
这许多建设，都是在后藤新平以及他的继任者，几个文人总督和文官，在日本据有台湾后，逐步开展。他们要在台湾建设一个模范殖民地。相对于日本在朝鲜的军事统治，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途径。
在这基础上，日本带来的现代文化的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更是难能可贵。前文说过，清领时代的台湾，文化近于空白。在这空白上，日本人铺设了一层从西方经过日本，移植到台湾的世界主流的现代文明。台湾的文化发展，就是经由这一途径，在文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从日本，间接引进西方的文化传统。无可讳言，由于台湾不过是日本的文化边陲，在各方面，文化资源取自于日本本土，台湾文化能达到的水平，不免先天不足。而且，很难有开拓创新的空间。凡有的一些成就，遂更是难能可贵。因此，台民的同化，不能诠释说是同化于日本，其实有相当的成份，应当解释为同化于来自西方的现代，若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突然地责备台湾人“媚日”、“哈日”，那是不公平的。
台湾人只是二等公民
上一讲我们谈到日本治台50年，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供给粮食的基地，台湾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皆有相当进步。但日本治台，终究还是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台湾人民终究只是日本帝国第二等人民。日本的百姓在本土有选举权，日本却始终没有给台湾人一个民主的制度。
不仅台湾的官员都是从外面派进来的，台湾也没有真正民间选举的议会。基层行政单位的一些代表，也并不都是选举产生，有一大半是由官方指定。有些台湾的精英分子，是日本笼络的对象。当时的台湾地区，曾经有“绅章制度”，由殖民地当局颁给地方领袖们配戴的徽章，表扬他们的社会地位。用这方法，日本赢取了许多地方领导阶层拥护。
日本在台湾训练当地人才，也有一定的限制。台北帝大，主要是为在台的日本人而设，台湾本地的优秀青年，反而必须到内地去就学。台湾人的职业选择，最多是律师和医生；文官、法官、高级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由日本人担任。
日本并不鼓励台湾人进入真正的社会领导阶层。例如，殖民当局只允许日本人的公司，经营大规模的糖厂。糖厂对于提高台湾的经济生产能力，确实有其贡献；然而，糖厂对他外围的农村，垄断了农民选择作物的权利，也独占了当地地方交通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我到台湾之初，曾经在战后的糖厂居住过。从厂区的老工人得知：当年日本人的糖厂，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实际上是兼具控制和管理的功能。这一类的企业是不会让台湾人经营的。糖厂的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只不过是基层劳工而已。
台湾人能发展的企业，最多只是地方性的交通和农产加工，例如，运输、仓库、碾米、磨粉等等地方性的小企业。其它重要的企业都不让台湾人经营。在台北帝大之中，台湾教授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教授是从日本聘请来的学者。因此在学术上，台湾同胞并没有机会发展到一定的地步，足以领导台湾的文化建设，也不足以领导台湾的舆论。(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台湾人争取权力平等的努力
台湾同胞的抵抗，力争身份和权力的平等，也曾经有过多次努力。1913年，罗福兴领导的“苗栗事件”；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都失败了。后者，又称“噍吧哖之战”，日本正规军镇压游击队，实行了集体大屠杀。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民间起义之外，1930年，原居民部落也有过“雾社事件”，引发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毒气，压制没有现代武器的原居民。
台湾人民努力争取应有的权利，不仅经由武装起义，还有从议会政策的途径和舆论的鼓吹，希望获得比较公平的待遇。台湾文化协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曾经想用请愿的方式，为台湾同胞获得参政的权利。他们也力图争取发行自己的报纸和刊物，甚至尝试组织政党，例如民众党，希望循现代各国民主运动的常规，争取参政的权利。1920年代，台湾民权的请愿，不下十五次，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日本终究不会赋予台湾同胞合理的国民地位。
台湾人和中国大陆的联系
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了。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台湾同胞也曾经参与，例如罗福兴，就曾经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党员，而且参与了广州起义。中国大陆上的“五四运动”，也引起台湾的共鸣，像张我军就曾经在台湾推行，台湾的新文化运动，用中国的白话书写。
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的联系，其实不绝如缕，常有来往。中国的著名人物，例如改革和革命的领袖，梁启超和孙中山，都访问过台湾，受到地方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的一些精英，也有人在海峡两岸，都有产业，来往居住。如板桥林家，在厦门有住宅，亦即著名的菽庄花园。林尔嘉投资福建的许多事业，是闽南有名的企业家。
也有些人，回到中国大陆，发展事业，如张我军、黄朝琴、洪炎秋等等，不胜枚举。连横则将独子连震东，送回中国大陆，托人照顾，要儿子还是中国人。回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其实为数不少；他们常以闽南或客家祖籍，作为籍贯，在中国大陆工作。这些人，在台湾光复后，回到台湾，被称为“半山”。
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控制，终于使得所有想要从和平途径争取台湾人政治平等权和文化自主权的一切努力，成为泡影。可是，当年争取台湾人权的运动，留下了种子。林献堂、蒋渭水……他们一线相承，坚持为台湾老百姓争取民主权利。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这一系列的运动，和本土的运动合流，我们在下一节再讨论。(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
五十年日本的统治，在后半段发动了“皇民化运动”。对于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要求他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皇民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到太平洋战争时期，皇民家庭的人数，也不过是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七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需要台湾的人力支持，皇民化运动加速进行。1945年台湾光复，真正是皇民的台湾同胞人数，还不过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已。
日本同化的工作究竟还是非常成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之中，日本人不太敢用台湾人在中国作战；如果有台湾兵，也只是分散在各个日本的作战单位之中。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就大量地征用台湾人民参军，最初担任辅助战士的军夫，还不能算真正的军人；后来兵源越来越不够了，才将参军的台湾人，纳入日军编制。台湾军夫和军人在南洋的表现，居然和日本人完全一样，同化程度之深，可想而知。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粮食不足，实行配给制度，在台湾的日本人民，获得的一份配粮，台湾同胞能获得的大概只有一半的数量，皇民化的日本人，可以得到日本人和台湾人中间的一半：这一粮食供应的差别，当然也使得许多台湾人，愿意成为皇民，至少可以吃得饱一点。为了表现他们是“皇民”，他们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更日本。
二战中台湾人的屈辱与苦难
许多台湾同胞，尤其医生，被征调到中国的东北，为日本服务。1930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政权。在东北的台湾同胞，在地位上比日本人低，可是比中国大陆人高。这些奇怪的现象，使台湾同胞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哪种人了。《亚细亚孤儿》这本书，正是说明这种上不得、下不得的尴尬局面。日本人不拿台湾人当日本人，而中国人却以为台湾人是日本人，台湾人究竟是谁？在吴浊流笔下，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这种尴尬的局面，反映在台湾今天的文化归属和认同，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同胞群集在庙宇的广场上，听讲中国的古事、观赏民间的歌仔戏，欣赏中国文化之中悲欢离合的故事，民间娱乐，经由南管、北管，怀念原乡的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还有一些台湾的读书人组织诗社，借吟哦古诗，尽量保持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中文的“书房”，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地方。在日本推行普及教育之时，“书房”还是和学校教育可以互相补充的。这些努力都说明了，五十年的前半段，台湾同胞还尽力维持中国文化的命脉相连。可是，今天，台湾离开日本六十年了，台湾同胞的“哈日”，却成为一时的风气，历史的吊诡，的确常常令人感慨兴叹。
太平洋战争的后期，台湾同胞有一部分在南洋作战，埋骨异乡，永远不能回家。许多年轻人被征调到日本去，参加国防的生产工作。甚至十五六岁的青年，被征发到日本，在日本的飞机工厂中做工，补充日本不够的劳动力。战争期间，美军轰炸台湾，台湾的铁路、公路、港口、各种工厂设施，都蒙受严重的损害。当时，日本食粮不足，台湾同胞最多只能吃日本人配给食粮的半份。今天许多台湾的耆老，还能记得当年半饥饿的生活———这些都是悲剧！台湾被无辜地拉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台湾人民蒙受的灾害，和日本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没有被“原爆”的蕈状云笼罩以外，台湾人民，在战时身受苦难，全是为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拖累的。
五十年来，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从好的方面讲，日本将台湾带入现代；从坏的方面讲，五十年来，屈辱与苦难多于幸福。到了台湾回归中国以后，台湾又面临一次身份的模糊和角色的混淆，这是下一节的故事了。
许倬云口述，陈珮馨、陈航整理，小标为编者所加。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