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古江河》（续编）的最后，我愿意向读者们报告，我对于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误区，就是中国面对西潮卷来时，面对带来的几个浪潮——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时，其实缺乏仔细考校那些观念的本义，和各个时代的差异。正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些浪潮决定了中国面对西方时，自己觉得该走的方向。
不必我一一指名，那些介绍这些思想的中国人士，都是出于好心，尽其全力，引进他们以为无需质疑的一些观念，而那些观念，正是使得西方从中世纪转入近代的主要理念。他们介绍这种观念到中国，无不希望中国在选择自己的方向时，也遵循西方同样的道路，挑选这些主要的“支柱”，也希望中国可以如同西方一样，既富又强，既自由又平等。
近代以来对“科学”的误读
然而，事实上，近代世界历史呈现的真正面貌，却与那些前贤们的盼望和期许，有相当的落差。
第一，“科学”两个字，乃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科学观念，在二十世纪中期，已经有很大的转变。十九世纪对知识的肯定性，是乐观而有信念的——他们以为牛顿的世界是如此清晰地平衡，又如此可知地精准。但是，在科学领域之中，许多新的现象发生了——牛顿所建构的机械式的宇宙，如同时钟一样精准，却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几乎完全颠覆；紧接着，测量者的角度问题也被提出来；还有，宇宙本身的质和能之间究竟如何转变？那些质点与质点之间的互动，一波又一波物理学家提出新的意见，从相对论又经过了杨、李对于这一课题的质疑。
一直到今天，量子力学成为物理学的显学，也成为我们理解宇宙秩序的一个重要线索。我们才知道，那些牛顿假设的质点之间的关系，是相当一厢情愿的。量子与量子之间，互动的关系非常奇特而复杂。宇宙不是一个，宇宙的维度也不仅只是四向度。量子力学的观念又影响了生物学的研究，于是发现细胞之内还有无数的粒子——在不同的形式与不同的关系之内，它们彼此互动， 互动的情况似乎有规律，又似乎不是我们物理观念中的空间和时间可以解释。
整体讲来，二十一世纪的宇宙观，和牛顿时代太不同了。那可知与不可知之间的间隔，似乎在，又似乎不在。生命本身的定义，也从动物的观念，到各种微细生命体——比如病毒，都在互相影响。这个世界，必须说我们越看越迷糊，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看见，而是发现其复杂的程度使我们觉得深不见底。
“科学”两个字，在过去代表精准，代表几乎无可否认的可测性。所以，在前辈们讲到“赛先生”时，那种乐观和觉得可依赖，今天实际上已经换了天地。我们也不能觉得“赛先生”一定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甚至于误用“赛先生”时可能导致更多的灾害。例如，我们使用的热能太多，就会导致地球过热；我们使用肥料太频繁，就可能一次一次伤害我们的土壤。二十世纪中叶，农学家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无限制地促进生产力，今天我们不敢再如此乐观地预测。
民主、自由、平等口号下发生的问题
再说“德先生”，前辈们刚到美国看见其民主政治，和中国的皇帝制度和权威结构太不一样了。他们看见的“民主”，实际上已经和书本上描写的，当年美国开国时代的民主理想已经有很大的落差。再说，在美国、英国读书的前辈们，大多数时间放在课堂与图书馆，他们不太知道一般政治运作的真相。
再往前说，“民主”口号第一次提出来，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自由、平等是巴黎公社运动的旗帜。我们也都知道，巴黎公社运动几乎就像一场闹剧。丹东处死了反对派，也被后来的反对者送上了断头台。这一场闹剧，终于以拿破仑皇帝登基结束。这种结果，也正是证实了古希腊柏拉图的警告——一个民主的错误，就会导向僭主的出现，使得本来可能维持的民主，终于夭折。
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从自由、平等观念步步演进而来。那些美国的开国者，继承了清教徒在美国建立自治殖民地的经验，希望从公民的立场出发，使得国家政策取决于多数选民的同意，建立一个老百姓自己的政权。而实际上的运作，我们看见的是，美国开国时整个的结构，只是几十个高阶层的工商业者、银行家、保险商、大地主、运输业老板等等，以他们自己的理念写成了宪法。经过两三代的修整，将一些顾虑不周的漏洞逐渐修改，想以法律作为矫正宪法偏差或疏漏的机会。
从开国到美国内战，“平等”二字以及公民的“自由”，都发生问题——黑奴是不是公民？黑奴能不能取得同样的平等和自由？妇女有没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为什么妇女长期没有投票权？这些种种问题困扰着美国，也在执行过程中，在不同的时空和情况下，他面对法律和实际情况之间如何调适？如何写成书面，成为法律？这一过程，使得美国的政治运作表面上是取得大家的协议，实质上不免有许多意见的沟通之间，主要考虑彼此的私人利益。于是，看上去严肃的过程，后面却是躲不开利益的交换。
因此，“德先生”也是经常不断在改变“性格”，并不像我们前辈所理解，是可以随手借的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摇身一变，成了新的“人”。“德先生”这个美好的大氅，并不是“万灵药”。果然，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只有很短暂的太平时期，外患和内部的分裂，让中国没有机会真正尝试——这件大氅需要多少修改？
到今天，美国和英国的学者们，也时时在自问——我们的制度出了什么样的毛病？怎么我们修不好，而老是出错？于是“德先生”作为救星的梦想，使得“普世真理”四个字很难落实。
“演化论”，而非“进化论”
至于社会主义，我们也得追溯到它的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这一个理想，其基础是认为人类的社会，正如生物学上的演化，有一定而可测的方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历史命定的，而且一定是进步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看见前辈们鼓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制度，甚至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都是抱持如此理想给我们承诺。
在今天我们看看，十九世纪提出的“演化论”或者“进化论”，禁不起现在学术工作的考验。今天的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任何社会和群体都是不断在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可以作为我们预测的导向。在严复翻译英文的“演化论”时，他采用了“进化论”一词——这个“进”字，其实产生了更多的误解。既然建立理论的基础动摇了，这个理论不也就很难站定吗？
当然，我们盼望任何社会越来越走向合理，能够更公平地分配，更少对人的拘束，而且排除帝王、贵族的专权。在二十世纪之中，西欧和北欧的许多国家，不再从社会主义的教条立场改组他们的社会。他们采取的方法是福利社会，逐步逐步、点点滴滴将正在执行的制度，时时修改，以符合公民共享福祉的可能性。这些社会福利国家，以英、德为例，都是以“国家”为他们实践理想的场合。
而在北欧，每一个社区却是社会福利的共同体。在社区之内，大家共享资源、分担责任。由于较小的社区人数不多，他们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修正这种权利与责任之间的调配。这种社会福利国家，不是根据教条，也不是根据历史发展的使命，乃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努力组织一个人人参与、权利和义务相对的公平社会。
从上面所说三个观念的变化，和今天看见的实际情况，我们知道：社会福利确实是一个应走的道路，但是并不是任何“主义”可以用这个当作自己专有的权力和权利。
我对未来中国的期望
因此，我对于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梦想：中国走向太平，其中的国民大多数生活在一个个的小社区——比如五千到一万人的社区，社区中的住户彼此几乎都可以认识。如此社区，真正投票选举管理社区的人员，社区居民如何分担责任等等大小事项，都可以自己决定。只要不超越他们的资源和能力，也不超越国家共同的制度。这样的中国，将是符合中国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世界中有许多邻里乡党，而总的合起来，则是大家共同和平居住在国家共同体之内。
我也希望，中国在世界上不称霸、不称王。今天的世界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已经有法国、英国、美国，一家转一家成为世界的霸主。向他们挑战的德国、俄国、日本，都一家家败下阵去。在这争霸的程序之中，至少有两次大战——一战和二战，都是半个世界以上的人民被牵入战祸，他们流离失所，伤亡遍野。
胜利国家继续维持霸权，于是以种种手段压制新的挑战者。挑战者与原来的霸主之间，都以种种美好的口号，自认为是处于正义的一方。可是那些倒在战地的孩子，死于残破的城市与乡村的一般老百姓，却是争霸之中真正的牺牲者。谁无父母？谁无子女？谁愿意看见，一个个可贵的生命为了霸主中若干“大人物”，却都化为战火中的灰烬？
我愿意看见，中国以世界上大国之一自居，对内，使同胞们安居乐业；对外，中国是一个力量，自己不称霸，也大声地呼吁——谁也不许称霸，任何霸主，全世界共讨之。
我已年迈，在老年时我仰望青天，许下心愿——天地之间应该有如此的中国，中国应该有如此的社区。希望《礼运大同篇》那个“大同世界”的梦想，早日在中国落实：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