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韩寒门”问题的由来
最近，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直陈“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再度把倾向于沉寂的“人造韩寒”的论争，又一次摆到了桌面上。两年的时光，关于“韩寒作伪”的论争渐渐不那么喧闹了。但是，某种情绪，还在每一个明辨是非的人们心中充分发酵。随着挂着“韩寒”之名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上映，票房高扬，肖鹰先生的这次发文批判，就是这种情绪爆发的体现。我能理解肖鹰先生为何以从批评《后会无期》入手，直陈“韩寒”是一个“巨大的丑闻”。因为两年过去了，这时候，不以电影批评的由头来重启话端，大家都忘了“韩寒”这个符号背后层层叠叠的纷争。这些年发生的大事件很多，文化界这点鸡毛蒜皮，根本算不上什么。
《后会无期》这个电影我没有去看。我认为，它的存在，是对我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观众的侮辱。这部电影，显然并不是韩寒编剧出来的、更不是他导出来的。我对电影艺术很感兴趣，读过一堆好莱坞关于电影、编剧的书，自己也编过剧，阅过的佳片无数，也认识一些导演朋友。我了解做电影的不易，并不是简单的玩票就能操作出来的。作为一个观众，我根本没脸去看这个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弄出来的电影。
“争议天才作家韩寒华丽转身，执导一部思想深刻的中国公路片……”——嗯，这样弥天的大谎也说得理直气壮，像路金波、方励这样的人，估计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转为“钞票”基因了。既然文化资本愿意这么撒谎、这么去炒作，就由他们去吧：挣钱是硬道理，谁也没理由凭空挡别人的财路。《后会无期》本来就是一场娱乐生意，在缺乏好莱坞大片的2014年暑期，热火了一把，凑个热闹，也就过去了。
对于那些不关心社会事件来龙去脉的人，倘若不知道2012年跨年那场赫赫有名的“韩寒门”事件，恐怕很难理解肖鹰先生的为什么突然发声，而他的那篇文字何以那么“跨界”，从电影批评忽然转说到“韩寒”团体作伪这件事，也很难理解为何说“韩寒”是“文坛最大的丑闻”。
电影产品好坏的品藻，受个人欣赏水平和口味限制。当下正值中国电影业的上升期，只要炒作得足够火爆，再烂的片子都会有人埋单。批之有理，评之无趣。但有关“写作作伪”这件事，绝无关个人偏好，它是可求证，它是个需要弄清楚的事实。这件事，被质疑者亲自写篇文章反驳一下，就能见不少的分晓了。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反驳，“韩寒”都做不到。这大概也是人类有文学论争以来的颇为罕见的了。一个写作者最好的发言是他的文字，即便不就事论事，也有办法可以明证：曾经肖洛霍夫被质疑不是《静静的顿河》作者，可是他继续写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那份天赋，是不言而喻的。
肖鹰先生的质疑，貌似是火山爆发一样凭空而来的。但事实上，只是表明一个事实：在这个时代过来的正常文化人心目中，“韩寒丑闻”是永远翻不了篇的，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几乎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地标。韩寒就像社会文化病态的一个样本，展示出了我们整个社会系统的诸多问题。关于这个样本的来龙和去脉，网络上有太多的资料、有非常具体的细节，我实在不愿意多复述，且录下下面这个被充分证实的故事轮廓吧：
1998年，上海作协旗下的《萌芽》杂志的主编、作家赵长天先生出面，组织举办了一场名为“新概念”的作文大赛(有关这个大赛，现在还在举办，不过，我私以为，可以休矣)，力图去提升全国中学生的语文水平，选拔优秀的文科人才。这个比赛以直升名牌大学为筹码，自然引起了全国的的关注。这种出于良好意愿、最后引发无限问题的举动，在历史屡见不鲜。实际上，这次急功近利的比赛，并未见选拔了多少文科奇才，却为青年文化的混乱种下了太多的恶果。“韩寒”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名叫韩寒的少年，是上海松江二中的一个有学习障碍的普通中学生，学业很糟糕。他的父亲韩仁均先生，是一位华东师大肄业的老大学生，苦于孩子出路问题，用自己写的文章，帮助他投报了这次比赛。因为认识比赛组委会主任李其纲先生的缘故，他为自己尚不足十八岁的儿子，报了C组，也就是成人组。
有父亲在背后跨年代的写作，让署名“韩寒”的作文脱颖而出。当时大赛评委、作家叶兆言、方方等，都颇为认可。本来复赛已经结束，并经上海公证处公证、大赛名单已定。于是，组委会诡异地紧急通知他参加复赛。在上海一家宾馆里，绕过了公证员的组委会，为韩寒单独的组织了复赛。复赛上，事先得知题目的韩寒，默写了一篇父亲准备好的文章《杯中窥人》。这篇文字本身不算深刻，但其文中的引用，颇为芜杂，对于当时的一个中学生，大有令人称奇的感觉。大会组委会中，有不知情的部分评委，有爱才之心，赞誉有加。整个组委会的便临时增补评定为成人组第一名。很快，一个响当当的“神话”传遍全国，七门功课挂红灯的少年，获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比赛”的第一名。这位不世出的文科奇才，“没有被僵化的教育体制给扼杀了”，是上海滩的一块响当当的大金子。“韩寒”这个名字，带着全国民众对于文科领域优秀人才的尊敬和期待，响彻天下……
这件事致于此，并不因为民众多愚蠢，更多因为大家很纯良，对公权行为太信任吧。大家都很缺乏对文化资本市场化运作的经验。不过，这件事被解开盖子，对我影响巨大，完全颠覆了我对自己和文化界的看法。骗子太多，智商不够用，这令我很汗颜。
告别了“新概念”以后，“韩寒”的故事就一发不可收拾。出了名的“韩寒”，拥有了巨大数量粉丝，遭遇了失却了规范的文化资本，无论正面营销，还是负面营销，都能搞出很抓眼球的名堂。特别是，在名利场气息越来越浓郁的知识界，无数不负责任公知们和媒体的赞誉和寄托，投射到“韩寒”这个人格符号上之时，使得它就像一只水涨船高的潜力股，不断升值，根本停不下来。“韩寒”名下，拥有了一群写手团队，不断趁着热点，抛出各种话题，热炒知名度，也就不断获得收益。
良好的媒体公关，加上强大的资本营销，让“韩寒”这一文化品牌在不同时间段里不断变形、不断升值，还一度高攀到据说“影响世界的百位人物”这样的榜上。现在，我可以从这个漏洞百出的“韩寒”形象的成功运作上，看出做“公知”是一桩很好的商业案例。无论是主动制造话端，还是遭受批评，只要引发粉丝和公众的注意力，都能够变成很好的现金流。“韩寒”这种良好的市场号召力，在今年，同样投射到了电影《后会无期》上。几个亿的票房，足以让任何投资者无所不为了。很多人为了到手的利益，国尚可卖，何况习惯性的造假。赚钱么，不寒碜。
2012年初，一位文化界之外的人士偶然的质疑，提出“人造韩寒”的疑问，使得持续十三年之久的“韩寒神话”在越来越缜密的求证之中收场了。那是一次公民的文化自醒工作，我从那次自醒中学到的，比之前任何文化活动要多得多。它几乎极大地改变我的世界观、文化观，改变了我对很多人(诸如对方舟子先生)和事的看法。
我很荣幸地能学习到网民们最广大的智慧，深受教益。虽然在“韩寒门”爆发之前，我就是“韩寒”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我还是带着我一贯批判“韩寒”的态度来审视对“韩寒”的求证，最终，我义无反顾地选择站到真相这一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作为一个知识人和文化人，我不能确信我每一次都正确，但一要足够的诚恳与诚实。
2、巨大的信任危机
2012年起，那次网络上广泛开始的求证“韩寒”写作的真伪，很是轰轰烈烈，至今依然没有平息。
当时，肖鹰先生和我的写作态度一般，都是义愤填膺式的批判者。有关肖鹰，我看过他很多的文字，无论对文学体制的衰败还是对文坛的腐败，都喜欢仗义执言。在此之前，他像很多人那样，肯定过“韩寒”是不错的社会批评者，但并不因此妨碍他否定掉了自己——这件事，今天依然成为众多批评者的口舌，他们却懒得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事实上，我所认识的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如著名作家杜君立先生都曾如此。以前用欣赏眼光待之，在真相面前，否定掉自己褒扬的轻率。从褒扬“韩寒”到否定自己，正视和反思，正是关键所系。我本人特别尊敬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先生，也写过他的评传。但至今，莫言先生同样对“韩寒”赞誉有加。我并不因此觉得惊讶，愿不愿去直面真实，实在是因人而异。
从事纯理论研究的人，心肠直率。时隔两年之久，其实“韩寒”也审时度势，做出了变形，已经从“大公知”变成了娱乐圈的“国民岳父”。可肖鹰先生依然无法释怀这个简单而沉重的真相，依然义愤填膺。当年，即便网上的争论再怎么激烈，除了网络之外，全国各种媒体媒体始终一边倒站到“韩寒”身后，不肯给求证者们哪怕一丁点陈情的空间。两年过去了，直至今天，依然如此。而今天，《中国青年报》开了一扇小小的天窗，肖鹰先生文字在疏漏中得以发表，就立即掀起了如此大的波澜。可见，只要“韩寒”和他背后的团队以文化、娱乐之名，从公众的口袋挣一分钱，就是对正直文化人的一次耻辱。这件事将永远不会翻篇过去。积怨只能成“癌”，不会就此消匿。
我们知道，有很多贪腐的大案要案，但那只是官方体制的惯性的大事件。但“韩寒门丑闻”，则纯粹公民社会构建的一类事件，就是像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环境污染、广场舞扰民这样的事件一样，小而日常，貌似无关重大利害。但实际上，这件事类似于“米兰达警告”那样，对公民社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核心意义并不高深，就是文化上的“诚信”二字。正因其与官家无涉，所以，很多网友期待的“公权力”介入，那将是遥遥无期的事情——文化权力向来只爱“管”和“毙”，不爱“证”。
就经营“韩寒”这个品牌而言，文化商业，实际上是很成功的，甚至这种成功，比之前的琼瑶、金庸、古龙、余秋雨、易中天、于丹这样任何一个文化品牌都成功。因为毕竟，这些品牌的核心，需要一个在本领域真正有一定造诣的个人。可是，“韩寒”品牌则不需要，恰如品牌经营者路金波所说的“就算他弄出来的是一坨翔(屎)，也会有人追捧的”。暂时，我还不能考虑清楚这种文化营销是否是未来市场的趋势，其中是否蕴含着我们没有充分发掘出的运营智慧。但我能够见证到的，是它巨大负面代价，巨大的污染。最要害的就是诚信的缺失，对信用敬畏的缺失：“韩寒门”的存在，被质疑，被求证，被证实，让整个文化界的诚信皆失。不管如何，“不信任”三个字，像阴云一样笼罩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头上，对青年文化的影响尤为剧烈。
文化信任的崩盘，或许，对中国特色的娱乐业并无大碍(这恐怕也是想当然)，但对传统出版业的影响巨大。不要说中国人不读书，貌似繁荣的出版市场，实在无可以信赖的新书可读。而很多真正优秀的新人，则被扭曲的文化格局而埋没。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公正，长期存在。或许，真是我们这一代叫做“80后”的人，文化水准剧烈下跌的症结所系。在信任的阙如之下，所有的文化价值都要归零，都要被放平，重新估量。一切现有的文化秩序，都需要重新整理和审视。信任比黄金还要宝贵，没有它，我们的认知成本将非常高——但社会变革当前，我们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
我个人，以最严厉的态度抗议韩寒背后的路金波和他的团队，盗亦有道，钱挣得多是好事，但把一些社会基本准则玩坏了比“丑闻”还要严重。我们要民主、要自由、要法治，哪里需要高大上的慷慨蹈歌，岂不就是从社会诚信这样基本的小节做起的么。
通过延续至今的“韩寒门”，就我个人而言，也对公众媒介的公信力投下了严重的“不信任票”。 只要资本公关足够，媒介人的公平、公正、公明操守全无，传统媒介上对“求证韩寒”的封杀，严重程度超过任何一次公共事件。这种状况，不仅仅在官办、官督商办的媒体，也同样在民营的媒体。或许，新旧媒体转型期，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生存远比道义来得更迫切。对于“韩寒门事件”，媒体让民众始终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当中。除了这次《中青报》的偶发疏漏，几乎没有一家传统媒体，刊登过一篇严肃的“求证文字”。他们欲让民众处于受蔽状态中，是的，他们一直在这么干。求证韩寒的人，是没有意愿去搞公关的。他们是零散的单子化个体(也包括我在内)，除了求证外，不屑于用非正义的手段去推行正义的目标。促动这大家拆穿谎言的唯一动力，只有内心中对于“真相”和“公义”的孜孜以求。有组织性的“撒谎”，正如有组织性的犯罪，是严整、严密，一时半会貌似无可撼动的。
就我个人来说，对任何一种推介和炒作，组织化、团队化运作都产生足够的免疫，并从此而决心，全力投身于我个人的自媒体文化构建的工作中。在未来文化事业中，一切声誉，都必须以独立个人的人格为担保，否则，信任无从构建。我把这种可见的文化未来，叫做“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3、世纪性的反思
世上事，总是否极泰来，通过“韩寒门”，我们也同样可以见证当代文化在一次深渊中的救赎。那正是互联网的伟大。它可以让最真实的声音，给真相一个可以安放的角落。百度搜索“天涯、韩寒、方舟子”可以见到长长的帖子，虽然五音嘈杂，但保留了对“韩寒”求证的大量信息。愿意去了解真相的人，自然会从网络上找到那些令他们信服的材料。
在长达两年、至今未息的网络求证中，我注意到很多声音来自类似方舟子、赵鼎新先生这样的海外学人。他们熟悉公民社会的生活规则，因此，习惯从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去思考问题。有关于求证韩寒一切行为真伪这个问题，无关多么高大上的道义，忠实于公民社会的常识，用正常一点的脑袋活在社会里。学会用常识来打量一切，是我们非常缺失的公民文化和公民课。这点，对于自以为很懂民主与自由的陈丹青先生、刘瑜女士、张鸣先生、信力建先生等等都不例外。
我不知道，至今那些保持沉默的知识界、文化界公民如今在想些什么。作家黄孝阳先生说过一句话：“不要动辄把责任推到体制身上，现在，我们就是体制。”此言甚为震耳。
“韩寒”自我形象设计为体制的反对者，但细细想来，“韩寒”的出版、推广、传播、热议及至热卖，哪一个环节，都在体制的操控之下。别问丧钟为谁而鸣，在大体制监控下，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脱离体制干系的人。就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抱怨的体制问题，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自身的缺陷里。难道不是么?从急功近利的“新概念”开始，到不能严谨负责的《萌芽》杂志社、新概念评委会。还有疑云密布的整个出版界、知识界、文艺界、媒体界，还有“韩寒”的“粉丝”，在“韩寒”谎言一路成长过程中，许许多多的人做过哪些事，说过哪些不负责任的吹捧之言，根本不需要求证者来陈述，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地陈列着——互联网是个容纳万千的大数据库。
事实上，在“韩寒门”之下，整个文化界都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断裂，甚至很多人都以对“韩寒门”的态度为分度尺来重新估量言论的分量。至少，我是这样的，有真相在眼前、有常识在头脑、有道义在心间，不是能不能辨的问题，是愿不愿求一个真实的问题。“韩寒门”是一面巨大的镜子，照见了众生百态。在“韩寒”这个罗生门下，名利与道义，正义与借口的正义，各种标榜与自我标榜，污蔑、卖乖、装傻、诽谤、吹嘘、谩骂、言不由衷、言此论彼……令人顿生婆娑世界的八苦之感。
无论在何时何地，致力于眼头实利的谎言永远是一种恶，纵容恶的张扬，就是对良善公民的侮辱。但毫无疑问的是，如吴稼祥先生说的，在经历这么久、这么严谨的求证之后，还违心在谎言这一边的，“要么真无知、要么真是无耻”。抛开这些并没有太多实质意义的道德品藻不论，对于整个“韩寒门”，我得出如下的几个反思：
其一曰奋起保卫社会。在传统的国家天下体制中，成长出现代公民社会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好比在陡峭悬崖的巉岩上长出植被。我们现在越来越弱地生活在公民社会中，而越来越少地与国家政权力交涉。通过“韩寒门”事件，不仅仅折射出当下中国的国强民弱、官强民弱，更能折射出富强贫弱、奸强善弱、资本强而公民弱。随便一种组织性力量，都能把自身的“妄念”加诸公众空间。中国人实在是最良善，也是最厚道的，现实中忍受着重税强拆、雾霾拥堵、污染和天价房，还要消费着最垃圾的文化产品……
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都说明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孱弱，说明我们托身的家园的孱弱。在公民社会受到最初侵扰时，没有人奋起保卫社会，已经很可惜;在问题显著发生时，面对抗议的声音，采取“欺”与“瞒”的办法，不容任何的怀疑，那是错上加错。在文化界，有类于韩寒曾经这样的“天才”神话也并非孤例。但并不完全是韩寒这样个人的错，而是整个社会的病。事实上，类似这样的病，何止仅仅在文化领域?作伪横行，诚信沦丧，我们既寄托于市场经济主体的调节，也寄托于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与成长吧。
其二曰抵抗文化官商勾结和文化“愚民”。传统的官方思维对于一个公民迅速成长的社会，态度是非常暧昧的，内心是非常抗拒的，这点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愚民”是任何垄断性官方权力都最不遗余力要去干的事情。“韩寒”是谁?在官方，很易于理解，是人造的“意见领袖”，是一个足以垄断掉全民公共话语资源好工具。
一个人德行特别好、学问也特别大、又能有自己的独立意见，特别还广受到大众尊敬的话，那么，对于官方，向来是很头疼的。这种意见领袖是烫手山芋、大杀器，文艺历史上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索尔仁尼琴、甘地……包括我国文坛的鲁迅，都是这样曾经令权力头疼的大师。而现代公民社会，特别容易产出这样的大师。他们是任何形式的权力的噩梦。
或许是因为理想主义的鼓动，青年写作者特别愿意在这条道路上赴汤蹈火。只要有一个易于掌控的“韩寒”团队和成功的市场运作，70后、80后、90后三代青年作家中，就不再会有这样噩梦存在了：一个默许言说的“文化话题明星”足矣，可以吸引文化界最为稀缺的注意力资源。他们总能生出事端来，让这帮无事生非、管不住头脑和嘴的人打打岔，乱乱阵脚。这种有趣的无间道角色，正被“韩寒”担当着，而且演出得特别成功。这种权力与市场间赤裸裸的官商勾结，甚于一切坏的文化政策。到了今天，幸好“韩寒”这个团队的神话破灭了，谢天谢地——通过多年被忽悠的经验，我个人观察，上海文化圈貌似低调，但倘若不靠谱起来，一定是超级离谱。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或许跟上海作为资本中心有关。文化领域，存在着太多官商勾结的典范。因此，对整个上海的主流文化界，我投下了我郑重的“不信任票”。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拿韩寒和郭敬明捆绑销售，事实上，郭敬明是大众通俗文化的自然延伸。他也并非垄断存在的，他的《小时代》至少还有铺天盖地的网络的写手、还有《甄嬛传》、《步步惊心》等等在自由竞争着。然而，“韩寒”则不同，一段时间，他代表着青年“文艺”、“思想”的最高端，是能在官媒系统与大众进行沟通的唯一中间者。官方把青年一代的思想准高线，就设定在这个虚构的“韩寒”写作标尺中，又矮又安全，吐槽加段子手，挠痒痒的文字，实在太维稳、太和谐、太安全了，所有的雷池，都会被坚定地把守好。
有朋友问我对方舟子的看法，因为在这次求证中，很多人不喜欢方舟子的“轴“。我看来，向扰民的广场舞大妈喊话的人可能很不讨人喜欢，但对于社会，这位先生比那个虚构的“韩寒”更必要的存在。他是鲶鱼中的鳅鱼，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里有更多他这样的人在。至少，人群整体的智商一定会高起来，大家不至于都陷入到“酱缸文化”(或者，是所谓的“粪坑文化”)中难于自拔。
人不光光依靠名利而活，还得有心中的火光、脚下的净土。
其三曰几个神话的破灭。“天才神话”、“公知神话”、“普世媒体的神话”、“作家干预社会神话”等等。这个涉及文化批评的专业领域，按下不表。
4、宽恕和永安
“宽恕和永安“，是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名著《大师与玛格丽特》里末尾一章的标题。经历了无数的迫害、怀疑和追索，主人翁对一切都施以宽恕，最终归于宁静中沉睡。
时间是一部一季一季连载不休的长篇小说，即便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最终还是归于宁静，不在今朝，便在未来。将永远不会翻篇的“韩寒门”，像挂在这个时代胸口上的红字：我们这个时代，貌似只会是一个侏儒纪的时代，不但产生不了文化巨人，连一个起码合格的公民都这么难。倘若真如此，我们不得不宽恕一切过。
关于“韩寒门”这一世纪文化丑闻，秉持“恕道”，对于我本人，仅仅弄清楚一个事件的事实就够了，还能去追讨什么罪行呢?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来打倒这个已经土崩瓦解的偶像“韩寒”，整个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这本身就令人痛心疾首了。我们需要做的是，仅仅是一个最接近常识的真相。就这一点，何其之难。知其难，而行其难，中国文化才能从沉疴中走出来，走向自己生机勃发的。
肖鹰先生的批评在《中青报》刊发出来之后，“韩寒”本人一如既往地默不作声，无数为其代辩的文字，出自诸如像方方这样事件的关联者、像梁文道这样虚实难辨的媒体人。他们的意见，核心在于奉劝求证者批评得不要太猛烈。不敢追问事实，只愿意和稀泥。这种为谎言的辩护，真是越来越苍白的。
今年暑期，在《小时代》和《后会无期》的无限热闹当中，我陆陆续续看了影片《曼德拉》、《雪国列车》、《辩护人》等非常值得一看的好电影，思考着中国文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未来。在电影《曼德拉》中，我个人感受到“宽恕”的力量。或许保持沉默是对，或许每一个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正直的人除了正直之外，并非一无是处。愤怒又如何，像路金波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是一个彻彻底底没有道义的商人，他永远只相信欲界的成功，对公众和文化缺乏敬畏，指望他的良心发现，不如说缘木求鱼。那又如何，宽恕谎言者吧。
一度，我是“韩寒门”丑闻中，是立场最为坚定的求证者。放下布袋，何其自在，我一直反问自己，心中为何放不下，翻不了篇，手头自媒体研究工作不去做、那么多的文章不去写，吭哧吭哧地关注这样一件喧嚣不止的事情呢?
这正如少年时代，我们陈词滥调的作文里常写的那样：“在一瞬间，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想起了他的那句‘救救孩子’，我羞愧地低下了自己的头。”因此，我坐到电脑前，敲打起这篇廉价的小文章来，并想得更多：中国文化媒介的操守已经完全不值得信任，中国文化人灵魂如此孱弱，实在难以担当起召唤未来的责任，我们距离真正民主、文明、自由，依旧还很遥远。因为作恶者、作伪者、撒谎者可能活得更加滋润，而真言者、真实人的处境依然边缘化。这是一个事实，愿意中国好的人，内心都在为之纠结。
我和韩寒一年出生的。作为一个读过很多书的公民，确认“韩寒”这个形象从新概念到如今的一路诈骗，我深为自己同龄人中出现这样的世纪巨骗感到羞耻。我们很多人心存妄念，凡事只相信捷径，而不相信常识。我每每会感到，倘若我们这一代人若完全被“韩寒”团队为利益而绑架了的话，在文化上，那算是彻底毁了。他们消费掉的，是无数青年人求思想、求个性的“良知”。到最后，大家爱也没学上，痛也没认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混世、混死，这是一种热寂的状态——当然，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这点。骗子终归是骗子，可以骗世人一时，不可以骗世人一世。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的女儿是一个“10后”(2010年以后生的)。她在慢慢长大。我深怀忧虑，如果我不努力写作，那么，我的孩子稍稍长大后，所受影响将是“80后”几个骗子的经典作品。她将不得不读，或许，同学们都在热捧(但愿他们时代不要再冒出以不同面貌、却本质相同的写手)。她所推崇的是“韩寒”这样的骗子，消费的是反智、反文化、反常识的文化垃圾，即使她愿意去学习音乐、学舞蹈、学绘画……通过文化，提升人生境界。她所面对的现实将是一片灰霾，还将在“欲界”的烦恼和纷争中生死疲劳，无法融入文明世界的秩序和良善美好的人生境界。
当然，我可能多虑了，也没有理由拿孩子煽情。孩子会有自己的头脑和选择。作为写作者，我只是有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必须要好好工作下去，要为身后的孩子守着一盏文化的灯，不要让他们在混沌的文化现场完全迷失了方向。我心中有条路，愿意给他们看看，人文之光淡淡地洒在两径晶莹的草叶和鹅卵石上。
我从文已久，愿把我的文字，作为历史的见证和直感留下来，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在无数巨大谬误漩涡中前进的时代，是多么需要人文和理性的光芒照入。所有愚蠢和自私的人们犯下的错误，都会在历史中被宽恕。大家都活在一场很大的悲剧中。
2014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