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３年，温斯顿·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十年后，英国才产生了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就是威廉·戈尔丁（1911— ）。使他一举成名的作品是１９５４年发表的《蝇王》。《蝇王》的主题是人性本恶。自《蝇王》后，戈尔丁发表的小说大体上都是讲的人性本恶，不同之处仅在于人物、场景和叙事方式的更换罢了。[1]人性本恶是个古老的命题。基督教的原罪说， 其实就是一种寓言化和信仰化了的性恶论。在中国思想史上，法家学派是明确主张性恶论的，先秦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则更是有名的性恶论者。至于近现代，叔本华认为存在本身就是恶。在文学领域里，康拉德以其《黑暗的心》（见第三部分）艺术地论证了人性恶的命题；在爱略特的《荒原》中，现代人的内在蛮荒与工商文明的外在蛮荒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于是他得出返回传统的结论，发出了赎救罪人的呼吁。显然，戈尔丁创造《蝇王》时，是在论证一个老掉牙的论题。可《蝇王》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呢？它何以成为英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成为英语国家大学文学课的必读书呢？《蝇王》的成功，除了它那多层次、多方面但又是晶体般明晰的象征手法外，５０年代东西方激烈的冷战、核战阴影笼罩全球的大气候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读了《蝇王》，不一定顿然悟出荒芜的灵魂需要拯救的道理，不一定得出必须回归旧的信仰的结论，但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缩微景象却活生生地展现出来。可是既然它使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全面、彻底的毁灭的危境之中，便有必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存在状况，便有反省自己之所以为人的种种属性和潜在的可能性。
一
《蝇王》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一场原子战争中，一群英国男孩从英国本土飞向海外疏散。飞机被击伤，孩子们乘从的机舱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于是无拘无束、充满新鲜感的孩子们便开始了重新创造人类历史的活动。当然，这种人类史的重演，只是缩微的、寓言意义上的重演。在这伊甸园中，我们起初看不见任何“原罪”的迹象。到处是鲜花野果（不是“禁果”）、飞禽走兽（不是猛兽）。在这“人之初”的境界里，孩子们为了自身利益表现出了理性、合作的精神。他们自发地开了一次立宪性的全体会议，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制定了手握“海螺”（此为拉尔夫所捡到）者才有发言权的规矩，并推选出镇定自若、相貌不凡（恰恰又手持“海螺”）的拉尔夫作大伙儿的“头”。规则明确后，孩子们为生存开始了实际行动：采野果，搭窝棚，生火堆，猎野猪。可是在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孩子们起初那种理性、合作的精神已遭到侵蚀。他们对所谓“蛇一般的东西”和“野兽”表现了极大的恐惧，尽管并无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东西存在于岛上，更不用说要加害于他们。孩子们也对“猎野猪”[2]表现了极大的热忱， 几乎人人都全副身心地投入，就连认为保持火堆（求救信号）和搭棚子（遮风蔽雨的居所）更重要的拉尔夫也加入了“猎人”队伍。
作者想要表现的，显然是孩子们的恐惧毫无根据，而是主观上在不可知的外在环境面前表现出来的愚昧和迷信；至于他们对狩猎的着迷，这只能用某种内在冲动来解释了。狩猎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且是为了狩猎本身的“乐趣”：并非获猎物，而是狩猎行动本身。这种运动是那么有效地满足了孩子们的内在饥渴，以至于使他们忽略了对于生存非常重要的任务：保持火堆。火堆的熄灭表明，伊甸园中原始的“原罪”已显露端倪，孩子们屈服于野性的冲动，开始抛弃那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理性。这脆弱的理性是由拉尔夫、猪崽子和一群“小家伙”来代表的（随着故事的展开，那可怜的一丁点理性将化为乌有），而野蛮的本能则在杰克身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杰克是狩猎能手，他那不时抽出的亮晃晃的刀子发散着杀机。他的全部性格都向孩子们表明：嗜杀的小野蛮人必须有个屠杀本能最强的人做头头，因此，头头不应是无能的拉尔夫，而应当是勇士杰克。就连很有头脑的猪崽子在第一次会议上也感到：“情况已经很清楚，头头非杰克莫属。”[3] 当然，猪崽子仍举手投了拉尔夫一票，可这是相当勉强的。这种情形说明，按孩子的本性，合法的“领袖”本应是杰克，而不是风度翩翩，当时碰巧又手持海螺的拉尔夫。
杰克之应做头头，不仅在于他充满着杀机，还在于他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小野蛮人若组织起来，则野蛮的屠杀将会更有效率。当杰克第一次出现在珊瑚岛的舞台上时，一群被叫作“唱诗班”的孩子已经被他组织起来，且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如此看来，拉尔夫之被选为头头就显得更不合适了。随着孩子们向嗜杀本性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他们也被杰克组织得越来越像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对杰克的服从是无条件的，有如狩猎对于他们的存在具有绝对意义一样。在此，我们想起了大·赫·劳伦斯对意识或理性的鄙夷和否定，也想起了他跟在德国人后面鼓吹的领袖论和英雄论。在戈尔丁勾勒出来的这一人类未来的珊瑚岛上，劳伦斯的主张活生生地具象化了，而且正如劳伦斯所希冀的那样，民主制度遭到抛弃，因为它既不能有效地解决孩子们吃饭肚子这个现实问题，也不能使他们领略“存在”的“极乐”，亦即邪恶能量的释放和满足。最初制定的谁握有海螺谁就有发言权，以及听到海螺声，大家便须聚集在吹螺人身边的规矩现在已毫无约束力。恶的冲动使大多数孩子跟随“英雄”杰克去猎杀野猪，把拉尔夫和猪崽子撇在一边，让他们捧着海螺白白吹着，可笑地抗议小孩们听到海螺声后不聚集起来倾听他们发表高见。更为明显的讽刺是，拉尔夫和猪崽子这两位不主张狩猎的民主主义者在饥饿难忍之际接受了“猎人”杰克的嗟来之食。这样，理性和民主便匍匐在野蛮与独裁的脚下了。
二
事实上，费希特、劳伦斯、尼采等人的主张早在《蝇王》问世之前便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者大规模地实施了[4]， 因此杰克所象征的军国主义和英雄崇拜，并不是戈尔丁以其缩微人类社会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的预测，而是人类历史上业已出现了的现实。当然，戈尔丁之所以让历史上刚刚演过的一幕戏在《蝇王》里重演，是出于警世的目的。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脑海里浮现着奥斯维辛集中营情形的戈尔丁不可能附和费希特之流的老调，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把杰克视为一个反面形象。但戈尔丁对民主政治的脆弱性也着墨颇厚，如在究竟应由谁掌握海螺的问题上，孩子们常陷入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如果这可以解释为民主制尚有缺陷、需进一步完善的话，那么在另一起事件中，戈尔丁对民主政治的讽刺就再明显不过了：孩子们对山上和水中到底有没有“野兽”一事，不仅不去实地调查研究，反而争抢海螺，对到底有没有“野兽”进行无谓的辩论。孩子们不仅始终没弄清究竟有没有野兽这个问题，而且更可悲地把手持海螺辩论时的分歧延展到仇恨乃至屠杀。这时，以杰克为头头的一伙小孩组成一帮，以拉尔夫为首的少数人形成另一派。在两伙人的争端中，杰克派杀死了猪崽子[5]。就这样， 在孩子们的黑暗本性的狂热骚动中，军国主义和独裁主义取得了最后胜利，民主制遭到了彻底失败。当然戈尔丁的这种讽刺，表达了民主制的弱点和不完善的忧虑，籍此也表达了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深切关注。从这种讽刺中，也可以作这种推断：正是由于人性的黑暗，集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便可能是人类未来的命运。
如果说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对本能的崇尚又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和独裁主义，那么对理性的推崇则将产生相反的结果。可是在《蝇王》的故事维度里，理性总是处于被讽刺的地位，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可笑可怜，故尔便有本能－邪恶的大行其道，理性之未能产生它所应当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拉尔夫身上，理性只有很不充分的表现，远谈不上彻底。诚然，拉尔夫（主要因碰巧手持海螺）被推举为头头后，组织大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可是就连他最后也抵挡不住诱惑，加入了“猎手”队伍，甚至参与了打死同伴西蒙的行动。这些事件表明，理性主义者拉尔夫也完全可能被自己身上的邪恶所制服，所击败，沦为一个可与杰克相比的野蛮人。作为大家选出来的头头，拉尔夫还在一个问题上严重失职：即在孩子们就到底有没有“野兽”的问题辩论很久之后，他和杰克、罗杰三人一起上山侦察究竟，结果根本未能看清“野兽”（其实是将他们载到荒岛上的飞机驾驶员的尸体）到底是什么，便因内心恐惧而吓得“大步流星”地与杰克和罗杰一起逃走了。[6]
同样值得省思的是，《蝇王》的整个故事基本上是通过拉尔夫的视点来展开的。象杰克、罗杰这些“野蛮人”的头头，其视角从来没有被使用过。[7]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戈尔丁很清楚，野蛮人虽然野蛮，但野蛮的程度却有区别。若把拉尔夫写得象杰克一样嗜血成性，则《蝇王》作为一个艺术整体的有机性便破坏了，虽然这样做表面上看来可以加强人性本恶之命题的阐发。可是从叙事学角度看，比故事的整体有机性更重要的是，作者使用谁的视角，读者就可能同情谁，就可能把自己的感情、观点、立场与他等同起来，或者说谁的视角被使用，读者就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即自己与这个人物有着相似的感情、观点和立场。读者会同情这个人物，即便他有许多不是，也不大可能不与他产生一点共鸣，因为读者觉得自己就可能是这个人物。因此，拉尔夫身上理性之被野性所击败可以看作是戈尔丁在提倡、呼吁人们进行自我反省。这样做的根据，在于人性本恶这一设定。但必须看到，戈尔丁并不认为人都将成为杰克或罗杰，而至多认为人有成为杰克或罗杰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人物的视角根本没有出现的根本原因。这意味着，戈尔丁对人性本恶之命题已打了折扣：恶是有程度区别的。虽然有杰克和罗杰，但也有拉尔夫、猪崽子，更重要的是，还有西蒙（下面将重点讨论这个人物）。完全排除杰克等人的视角，坚持作用拉尔夫的视角表明，在戈尔丁心目中人虽不完善，却并不愿意变成以杀戳为荣的野蛮人；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虽然嗜杀的冲动时时表现出来（如在拉尔夫身上所发生的那样），却不会无限制地堕落下去；人是远不完善的拉尔夫，却决不愿成为极恶的杰克。假若人身上的拉尔夫完全野蛮化，那么世界就将全然黑暗了，这显然是戈尔丁所决愿见到的景象。
三
在整部《蝇王》中，唯一对自己所处的危境有清醒认识的是西蒙。他第一次出现时，便患有癫痫一类的病。他讷于言词，不甚合群，常常受其他小孩的奚落；他行动诡秘，避开其他小孩，独自一人藏在灌木丛中过夜。在对立的两大派孩子中间，西蒙是个不结盟者。事实上，他根本不属于《蝇王》的儿童世界，而是一个超越这个世界且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可这个神经不太健全的神秘人物恰恰是《蝇王》中最富于理性的人物。通过他，戈尔丁道出了人类患着“本质上的疾病”这种惊世骇俗之语[8]。
西蒙的大智若愚在“兽从空中来”章以及其后几章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所谓“水中野兽”引起的恐慌刚过，几个“小家伙”又发现山顶上有“野兽”，于是危机又出现了。这时，西蒙不像在“水中野兽”事件中那样与孩子们辩论，而是独自一人爬进茂密的灌木丛里去冥思玄想。就在这时，孩子们极其残忍地杀死了一头大母猪，把五脏六腑撒了一地，又割下头，把一根削尖的棍子捅进去，棍子的另一端则插在地下。棍子上挑着的猪头很快粘满了苍蝇，这就是所谓“蝇王”（在《圣经》中，“蝇王”即希伯来语里的“Bealzebnb”，或魔鬼[9]）。由于天热口渴，西蒙的病又发作了。这时蝇王与他进行了一次对话，蝇王训斥西蒙：“别梦想野兽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我误入歧途的可怜孩子，你以为你比我高明吗？别再白费功夫了，我误入歧途的可怜孩子……不然----我们会要你的小命。明白吗？杰克、罗杰、莫里斯、罗伯特、比尔、猪崽子，还有拉尔夫要你的命，懂吗？ ”[10]除了猪头或蝇王的声音以外，还听得到作者—叙述者的声音：“西蒙发现他在一张巨大的嘴里辽望。里边是一片黑暗。一片漫向西方的黑暗……西蒙掉进那嘴里，他坠落下去，失去了知觉。[11]
在蝇王与西蒙的交流层面上，还听得到“野兽即人”和“野兽在人心中”一类的话；也看得到西蒙想让其他孩子明白，他的理性判断不仅无益（“误入歧途”），而且有害；除此之外，还有他即将被牺牲的预言，这个预言很快就应验了（“窥见死尸”章）。在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层面上，可以看到蝇王或邪恶之口尤如一个无底深渊，那里边，黑暗是无边无际的。在西蒙的梦魔般的幻觉中，《蝇王》的主题得到了近乎明言的陈述。“大概野兽不过是咱们自己”这句话是西蒙神志正常时说的，但恰好在他神志不正常时，所谓“本质上的疾病”才通过他得到具体的说明。其他任何孩子都没有被用来点明主题，是因为他们太正常了。戈尔丁传达的是这个意思：正常的人被所谓“本质”或邪恶控制，却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只有西蒙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觉悟的。值得注意的是，西蒙的幻觉和大母猪被残杀之场面是以分镜头的形式同时出现在“献给黑暗的供品”章里。母猪被杀，成为供奉于人类邪恶的祭坛的供品。与这个施虐、杀戳的场面平行的是，西蒙不仅目击了整个屠杀过程，而且恰巧在这时开始神志错乱，出现幻觉。这种安排的用意是不难明白的。大母猪是“献给黑暗的供品”，西蒙又何尝不是呢？西蒙被猪头警告，随后又掉进它那深遂的口里，这就为下一章里他被孩子们当作“野兽”打死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西蒙将成为同类的牺牲品的暗示最早出现在“海滩上的窝棚”章。孩子们来到荒岛不久，沉浸在享用熟透了的水果的欢悦中，“花儿与果子长在同一株树上，到处是水果成熟的醇香味，千万只蜜蜂在草地上的嗡嗡声。在这里，西蒙被孩子们强行拉到果树前摘水果，满足了他们的生理需要。可实际上，孩子们不仅征用了西蒙的劳动，他们那“深不可测的目光”还表明他们觊觎着西蒙身上更多的东西，他们仿佛还有某种更深层次的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却尚未能得到满足。这难免使人想到基督被拉到十字架前的情形。当然，西蒙后来的受难方式不是被钉在十字架，而是被孩子们活活打死，但西蒙和基督之间显然有相似性。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耶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拯救罪人的；他受难是为罪人受难，是为了祛除他们身上的罪。在《蝇王》里，作为唯一弄清了“野兽”的真相的孩子，西蒙是在正要把消息告诉同伴的时刻被他们打死的，或者说他是在试图祛除他们的“罪”时被牺牲的。危境中的孩子们所最需要的，是一种弄清事情的实相的理性态度。有了这种态度，他们方有可能不陷于惊恐和疯狂。西蒙是荒岛上唯一能帮助他们树立这种态度的人（他甚至充当了杰克和猪崽子争端的调解人；他也积极参与生火和搭棚的活动----“西蒙，他很帮忙”[12]），但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对象。
四
西蒙被打死无异于耶稣基督之被钉上十字架。虽然按照基督徒的说法，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进入天国，可在近代以来的世俗化潮流中，西方人越来越不信基督教，于是有了尼采“上帝已死”之断语。在荒岛上人类历史的重演中，是西蒙而非拉尔夫，更非杰克和罗杰，才具有冷静、理智的性格和基于这种性格的勇毅；只有具备了这些品性，才可能弄清“野兽”（其实只是一具飞行员的尸体）的真相，才可能认识到“野兽不过是咱们自己”；只有排除了迷信，才可能免于陷入非理性和恐惧之中，才可能有条有理地组织起健全而有效率的社会生活。简言之，只有具备了西蒙的人格，孩子们才可能得救。西蒙的人格就是通向光明和拯救的理想人格。在此意义上，他就是基督、就是上帝。孩子们之杀死西蒙，其实就是在人类历史的缩微重演中杀死了上帝。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死后，西蒙代表了人本主义的新上帝的人格，[13]因此，他之被杀死，就是人类再一次杀死上帝。能够支撑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支柱被抽掉了，孩子们便陷入极度的混乱，不但不再去调查“野兽”为何物，反而将同类当作野兽屠杀。猪崽子被杀死（随着他之被杀死，民主与科学自然也被“杀”死），拉尔夫被追猎；杰克一伙还放火烧山，企图把藏在灌木丛中的拉尔夫撵出来；他们甚至准备了一根两头削尖的棍子，拉尔夫若被猎获，他的头便将被砍下来挑在棍子上，就像与西蒙对话的猪头或“蝇王”一样。由此可见，西蒙死后，荒岛上的儿童社会完全为丛林法则所支配。他们之所以不再对水中或空中的“野兽”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在同类身上就已经看见了野兽，尽管他们不一定意识到野兽其实也在自己心中。野兽在处于攻势的杰克一伙人心中更加凶狠，拉尔夫及其同伴成为其猎杀对象。在这里，人即野兽，而野兽之间的行为规则是弱肉强食。
虽然按《蝇王》的逻辑，野兽、蝇王、邪恶是一回事，但也应注意，野兽或邪恶同样可能产生于非理性的恐惧。孩子们首先惧怕水中的“野兽”，继而在想象中确立了“野兽”的确存在之“事实”；确信这一事实后，他们便更加恐惧了。可以说，恐惧与“野兽”互为因果，甚或恐惧即野兽，野兽即恐惧。西蒙被牺牲之场面便证明了这一点。西蒙到山顶上调查事实真相时，孩子们正在玩着猎猪的游戏。“猎人”操起了长矛，“厨师”拿起了炙叉，其余的小孩手持棍棒，把扮演野猪的罗杰围在中间，载歌载舞，不亦乐乎：“当罗杰模仿着野猪的恐惧时，小家伙们跑了起来，跳到圆圈以外。猪崽子与拉尔夫见暴雨即将来临，心情迫切，急于加入这个发狂的，却又比较安全的社会……圈子的中心空了出来，张开了口。另一些小家伙也围起了自己的圈子转个不停，似乎反复旋转就会自然而然地获得安全，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在跳动和跺脚。”[14]当西蒙这头“野兽”“磕磕绊绊地爬进马蹄形的圆圈时”，孩子们齐声高唱“杀野兽哟！割它的喉哟！放它的血哟！”的歌子，同时“棍棒齐下”打在西蒙身上。这在庄严的野蛮仪式中，孩子们在“单一的有机体”中获得了“安全”。有着内在恐惧的软弱的个我，必须加入到那个施虐的、迫害的“单一有机体”之集体中，方可获得力量感和安全感。这就意味着，邪恶可以产生于恐惧的心理，邪恶也就是恐惧。
最理智、最冷静、最勇敢、最富于合作精神的西蒙，是最少这种内在恐惧的人。可恰恰是最少恐惧的他掉进了恐惧—邪恶的血盆大口中。值得回味的是，西蒙之喊叫“山上有个死人”，丝毫没有引起已排成马蹄形阵势的孩子们的注意，他们虐杀西蒙时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与他们追杀大母猪时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没有两样。这一残忍杀戳的场景是不能用“明晰的现实主义手法”（如许多评论者和诺贝尔文学奖颁发者瑞典人文学院所认为的那样）来解释的。西蒙死后，除了拉尔夫有某种犯罪感以外，对于其他所有的小孩来说，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猪崽子甚至认为西蒙之死活该。孩子们的恐惧感缓解了，他们饥饿不堪的恶得到了暂时的满足，可他们心中的野兽却并没有死。大母猪成了这野兽的牺牲品，西蒙被当作“野兽”成了这野兽的牺牲品，猪崽子很快也成了这野兽的牺牲品，拉尔夫差一点便落得同样的下场。在《蝇王》的故事维度中，这一切是那么符合逻辑，以至于只有拉尔夫一个人感到欠疚。拉尔夫这种感觉似乎是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逻辑的，可是具有这种逻辑的人在荒岛上却无地容身，因而戈尔丁不得不拉下幕布，不得不让一位英国海军军官突然出现在荒岛上，不如此，则拉尔夫便将遭受与西蒙同样的命运。
然而拉尔夫毕竟只是一个可能被牺牲的人，而西蒙这位“悟道者”却的的确确被黑暗吞没了。对于陷入邪恶、野蛮的孩子们来说，西蒙之死应当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们本来可以通过西蒙获得拯救，脱离理性泯灭、杀戳冲动如脱缰之马这样的险境。对于西蒙本人来说，他的死也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不仅未能成功地把他所悟之道传达给同伴们，而且他的死也未能把他们从愚昧和屠杀中唤醒。但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西蒙的启示却并没有被忽略。西蒙这头“野兽”在灰白的海滩上蜷缩成一团，血迹渐渐地渗透开去……当潮水的大浪流动时，环礁湖的边缘形成了一条慢慢向前伸展的磷光带。清澈的海水映照出清澈的夜空和光辉闪闪的群星座……潮水继续上涨，西蒙粗硬的头发披上了一层亮光。他的脸颊镶上了一条银边，弯弯的肩膀就象是大理石雕出来的……他的身子渐渐地浮在海水之中。……海水越涨越高……就这样，西蒙的尸体轻轻地飘向辽阔的大海。[15]
这里，死后的西蒙被圣化了。“辽阔的大不海”其实就是无垠的宇宙----西蒙精神不死。从读者的角度看，这种圣化完全是合理的。诚如英国学者金克德—威克斯和格勒格所说，西蒙“能够结束人类那‘不人道’的历史，能够是自由的，也能够使他人自由……他在更深层次上表明，只要能认识到人是邪恶的这一事实……只要能摆脱邪恶，人们就能自由地重振旗鼓，再站起来。”[16]“西蒙的尸体被美化，而不是被兽化，当我们领悟到它消失在海上这一事实时，西蒙的启示便再次发生作用了。”[17]如果说，拉尔夫代表了不健全的人格的话，那么西蒙则显然代表了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拉尔夫代表了人类道德的当下状况的话，那么西蒙则显然代表了人类道德的可能的未来状况。在《蝇王》的荒岛上，大多数孩子野蛮化了，但西蒙却不属于这个野蛮社会。杰克是人类目前所尚不是的那种人，拉尔夫是人类在其现状中大体下所是的那种人，而西蒙则是人类可能成为的那种理想的人。西蒙树立了一个标准，人如果不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便可能沦为杰克，这也是除了人性邪恶这个主要信息外《蝇王》所着意传达的一个重要思想。
五
《蝇王》的意义是多层次的，正如《黑暗的心》的意义是多层次的一样；西蒙是觉悟的人，正如科兹最后觉悟了一样。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科兹是在作恶多端后良心发现，道出了“恐怖！恐怖！”之惊叹语，而西蒙则本来就是一个谦和、冷静、勇毅、合作的形象。相对于杰克、罗杰、拉尔夫和猪崽子来说，他是个理想化的形象。明白了这点，便能认识到《蝇王》不仅以生动、形象的人物和场景传达了人性本恶的主题，而且像《黑暗的心》一样，还包含了一个赎救主题。悟道的西蒙虽未能成功地传道于《蝇王》的剧中人世界，却明白无误地传道于《蝇王》的读者世界。西蒙虽未能拯救荒岛上的儿童，他的启示却是旨在拯救现实中的人。只要人类对西蒙的启示加以注意，他们便可能避免在热核战争中相互残杀、彻底毁灭的命运。西蒙的功能在于他时刻提醒人类：他们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正如西蒙非但没有沦为野蛮人，反而被描写成理想的人一样，拉尔夫虽表现出邪恶的冲动，却也远没有堕落成象杰克那样的极恶的人。由此看来，《蝇王》对人性恶的命题有相当大的保留。这种保留与戈尔丁下面这段话多少是矛盾的：“经历过那些岁月（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戈尔丁本人从1940年到1945年在英国海军中服役了５年）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出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18]《蝇王》中不仅有杰克，也有西蒙；不仅有“人类本质上的疾病”，也有人认识、表达这种疾病的努力；不仅有邪恶、“蝇王”、“野兽”、恐惧，也有旨在克服这一切的英雄主义；更重要的是，有西蒙尸体“海葬”时理想主义的神圣显现。在这出旨在表现未来人类野蛮化的寓言剧终结时，拉尔夫“失声痛哭：为童心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西蒙的作用在于把人类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如果说人性必然产生杰克之“恶”，那么它也可能或应当产生西蒙之“蜜”；若更乐观一点，甚至可以说，人性也必然产生“蜜”。
也许是未能读出《蝇王》中“蜜”的因素，马丁·格林对戈尔丁作了不太公允的评论：“有那么一长串作家，他们替本世纪重新发现了人类本质上的野蛮，他们骄傲地拒绝了科学和卫生，自由主义和进步。戈尔丁便是一个新近加入他们行列的姗姗来迟者。”[19]如果说戈尔丁仅仅“重新发现”了人性的黑暗，格林的讽刺似乎显得有道理，但如果认真考查一下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核战阴影笼罩全球这样的时代背景，便不难看出这种“重新发现”是必要的。况且，戈尔丁并没有拒绝科学，只是批评了对科学的迷信；至于“卫生”，他的拉尔丁发出了讲卫生的号召，但可悲的是，理性泯灭的孩子们对此却置若罔闻；对于所谓自由主义和进步这些观念或价值，戈尔丁也没有“拒绝”，而是表达了对这些东西的前途的忧虑。
尼尔·麦克伊万便在“戈尔丁、巴伦坦与评论家”一文中批评了《蝇王》评论中的这种倾向，即过分看重这部小说与Ｒ．Ｍ．巴伦坦所著、发表于１８５７年的《珊瑚岛》之间的联系。《珊瑚岛》描写三个英国青少年杰克、拉尔夫和皮特金在远离英国的一个珊瑚岛上的冒险经历。他们的处境与《蝇王》的孩子们相似，但他们性格开朗、机智勇敢、患难与共，在孤岛上战胜了海盗与土人，胜利返回故乡。撇开《珊瑚岛》的殖民主义偏见不谈，《蝇王》与《珊瑚岛》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戈尔丁之借用《珊瑚岛》中“杰克”和“拉尔夫”这两个名字便说明了这一点。但更重要的是，戈尔丁“批驳”、“重写”、“修正”、“纠正”了《珊瑚岛》所流露出来的那种乐观情绪。[21]在《蝇王》结束时，海军军官的出现如天神下凡一般打断了孩子们疯狂的游戏。拉尔夫告诉他：“起初是玩得很好的，可后来----”军官说：“我知道了。蛮热闹的，象珊瑚岛那样。”[22]这说明戈尔丁对《珊瑚岛》的乐观主义是不以为然的。
麦克伊万认为，戈尔丁在《蝇王》中提及《珊瑚岛》只有三、四次，最多只是附带地批评了一下它的主要倾向，但批评家却抓住戈尔丁这么一点讽刺不放，附和着他做出了太多的文章。作为对“批评家”的批评，麦克伊万认为，正是由于１９世纪社会“令人作呕的”野蛮、暴力和放荡太多，所以这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决心要在他们所创作的小说中强加一种人道、文明的文化”；正是由于１９世纪的社会太不稳定，该时代的作者和读者便试图“通过小说来创造一个稳定的秩序。”23为些看法都不无道理。麦克伊万又说：“在我们这个朝不虑夕的时代，戈尔丁小说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拒斥了一个世纪前那想象中的虚妄的沾沾自喜，而在于它申言权迷心窍的自大狂和暴众必须受到具有‘一定理智’的个人（如拉尔夫）的抵制，即使不成功也应如此。”[24]这也基本上站得住脚，但也许麦克伊万太专注于罗列评论家对《蝇王》和《珊瑚岛》的比较，责备他们对戈尔丁讥讽的过分附和，所以在明确陈述自己看法时，他全然忽略了不止“有一定理智”的西蒙的意义。
实际上，《蝇王》的大多数批评家都忙于阐述人性本恶这个主题，而对如何反抗邪恶这个主题则重视不够。[25]这个主题是未言明的，多少是隐匿的，传达这一主题的主要人物西蒙也有着隐匿或“隐退”的特点。他离群索居，腼腆谦和，脸色是那么苍白，身体是那么瘦弱，神经是那么不健全，在公共场合是那么不愿意表现自己，凡此种种，使读者只看得见一个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西蒙。即便到了故事结尾，当《蝇王》这部袖珍版人类历史结束时，当拉尔夫为“童心的泯灭”和猪崽子的惨死而悲泣时，西蒙仍然处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这是因为唱主角的是拉尔夫，是他遮蔽了西蒙。在拉尔夫的视界里仅仅能看到“西蒙死了”这一事件，[26]可是在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层次上，西蒙之更值得“悲泣”却是不容置疑的。读者很清楚在岛上的儿童世界里，杀戳的游戏与杀戳的现实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西蒙便牺牲于这种非实质性的差别被模糊的时候。读者也清楚地看到，当海军军官出现，岛上的热闹景象嘎然而止时，岛上世界的黑暗现实非但没有终结，反而与岛外世界的核战现实融汇在一起。读者更清楚的是，《蝇王》的小说世界与人类所处的现实世界并非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在《蝇王》里，西蒙隐匿了、隐退了，被遮蔽了、被杀死了，于是本来可能得救的孩子在罪恶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当今世界，理想人格也可能像西蒙那样隐退、消失、被杀死，其后果如何，在《蝇王》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西蒙身上的理性、合作、谦卑、勇毅等品质应当成为人类主体的品质。不如此，则未来世界可能变成《蝇王》的丛林世界。戈尔丁不愿意看到这种景象，于是写下了《绳王》。
附注：
[1] 参见阮炜，《茫茫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2] 原文中的野猪是“pig”。
[3] 龚志成译：《蝇王》，第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4] 此处提到的几个思想家都属于鼓吹英雄崇拜、反对自由、 民主和立宪主义的那一类人。
[5]、[6]、[8]、 《蝇王》，217页；144页；102页。
[7] 参见本书第１７章《〈五镇的安娜〉视点技巧的运用》有关小说中的视点技巧的讨论）。
[9] 马克·金克德—威克斯与伊恩·格勒格：《戈尔丁研究》，43页， 伦敦，1984年。
[10] 《绳王》。170页，对龚译略有改动。
[11]、[12] 《蝇王》170页；60页。
[13] 参见本书第６章有关“布鲁姆与现代人”的讨论。
[14]、[15] 《蝇王》，第179—180页（对龚译略有改动）；第181—182页。
[16]、[17] 《戈尔丁研究》，46页；52页。
[18] 转引自龚译《蝇王》“译本序”。
[19]、[26] 《蝇王》，第243页。
[20] 转引自尼尔·麦克伊《伊小说的生存》第154页，香港，1985年。
[21] 《小说的生存》，150页。
[22] 《蝇王》，第242—243页（对龚译略有改动）。
[23]、[24] 《小说的生存》，161页；161—162页。
[25] 金克德—威克斯与格勒格用了一定篇幅讨论西蒙，但在他们评述《蝇王》的五十页的长文中，对西蒙的讨论显得太单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