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的北大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漩涡，它也由中国思潮和思想的中心变成社会政治的一个中心。不过，当年北大的一个办校理念仍然没有失去，即原来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校宗旨和原则仍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于是，北大不啻就是中国现实政治的一个试验场了。

北京社青团的武力计划

1923年1月，北洋政府实行改组，张绍曾内阁成立，不久，教育总长彭允彝因行贿和镇压学生受到学潮的冲击。同时，该内阁的内务总长高凌蔚又在曹锟贿选总统的闹剧中出面以津贴收买国会议员造成政治丑闻，于是由此引发了对张绍曾内阁的“杯葛”风潮。北大校长蔡元培竟断然以辞职宣布采取“不合作主义”，北大的进步师生还准备开展更加凌厉的攻势，采取直接行动，一举推翻这一毫无清誉可言的政府内阁。

1923年5月10日，北京社青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秘密会议，李大钊、刘仁静、王文彬等40余人与会，刘仁静为主席、张国焘为书记。当时北京各校新增团员已达250人之多，此前又相继开展了“五一”、“五七”两次在天安门举行的国民大会，议决“推翻政府”、“肃清国会不良分子”，此次会议就是继续讨论这些主张以进而准备采取实际行动的。

在与会者中，有人主张“对于政府虽学生会已有不承认之宣言，然可以张绍曾、彭允彝为矢的，则由本团以暴动行为加诸二人之身，或群至其宅，如无军警防范，则提倡将各持纸旗堆集乘隙然（燃）之，而毁庐舍。以扰乱政府，无法收拾。”显然，这是效仿“五四”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的做法，准备在反对直系张绍曾内阁和教育部长彭允彝的斗争中再用武力来显示学生运动的雷霆之势。

但这个会议的消息很快被北洋军警探得，教育部随即训令北大评议会蒋梦麟等，要求“应即速为防止，毋得稍涉疏虞，任干法纪。”（1923年10月28日《教育公报》）此后，当时正在举行的中俄恢复邦交的谈判也正陷入胶着状态，北洋政府方面的谈判人物顾维钧因奉命阻挠谈判而被学生所不满，于是竟在其住宅发生了炸弹爆炸案，此后北洋军警密切注视北京各校学生的活动，上述火烧张、彭住宅的计划遂无形取消。

张国焘被捕及供词

翌年5月，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萧耀南下令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捕拿北大的共产党人。21日，北大学生张国焘、范体仁和张国焘的恋人、法政大学学生杨子烈等5人被捕，当时还在张国焘等所居住的地安门腊库胡同搜出了《向导》、《政治生活》、《新民国》等刊物。

此后，被关在鹞儿胡同北洋侦缉队的张国焘终于受不过刑讯，他在供词中供出了党组织的秘密，他说：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平三）等扶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有张坤生（笔者注：似即张申府）等扶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盛德（笔者注：即高君宇，也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沈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廖佩英等。”（《内务部通缉李大钊等令》）

在被张国焘供出的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干部中，除范体仁后来也被捕之外，李大钊、黄日葵、高君宇等闻讯皆出京暂避。据此，北洋内务部批准京畿卫戍司令部之请，通缉李大钊等，并称：“李大钊充北京大学教员，范围所关，宜乎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殊属胆玩不法”，应“严速拘拿，务获归案讯办。”此外，还规定在中苏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前，对于苏联人不宜令其杂处。（此前北洋政府侦缉队曾从张国焘住宅里搜出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签字的赴俄护照等。）

北大致教育部公函

北大评议会得到北洋政府的这一戒令，“殊深诧异”，马上致函教育部，其称：李大钊“从事大学颇称稳健，就令平时于言论或者著作上有所主张，然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种学说，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为此恳请大部咨行内务部，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1924年8月1日）

7日，蒋梦麟代校长还命令北大文牍科将这个公函“今日须办妥发出”，因为“明日须提阁议”。此后当时国会参议员阎秉真、李素、张联魁等也就北洋步兵统领逮捕范体仁等向北洋政府提出质问，他们认为中国并无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情”，或者“有从事研究者”，也不过是向青年宣传和介绍而已，“苟政府善为处置，一方采社会主义政策，预防贫富之阶级距离过远，一方严守法律”，自可消灭其于“无形”之中，如果将学生以“社会党嫌疑被捕，不置诸堂皇正大之法厅而委诸卫戍司令，不求证据，不按刑律，任意科罪，万一激起多数人之反动，后患岂堪设想？”10月29日，张国焘、范体仁等在舆论呼吁下被保释出狱。

章士钊的训令

又过了两年，1925年3月，北洋军警又查知李大钊于9日在北大三院寄宿舍内秘密召集党组织会议，内容是“令各党员分派成组，密往京师中学以上各校，运动学生加入该党”等，遂再由教育总长王九龄训令北大当局“严密查察，认真防范。”（3月24日《政府公报》）

4月6日，北大校方发布《启事》，否认以上指控的事实，即“查本校第三院并无寄宿舍，第三院教员休息室亦向无人住宿。（笔者注：北大军警称李大钊住在此处）九日晚间亦无人在第三院开会。该项训令所载探报显系讹传。”同时，又申明北大一贯的办学宗旨：“本校对于学术上之研究向主自由，不加干涉；然从未容许任何派别藉本校为政治活动之地。”

对此，当时暂行兼署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立刻发出训令，所谓“学校为培育人才之地，莘莘学子以最宝贵之光阴，求至高深之学业，循序渐进犹觉惟日不足，何暇驰骛外缘，致纷心志，故凡在求学时期，学校集会，部令制限綦严。乃近来各校每有校外团体假借校舍开会，或本校学生亦时有在校号召非关有益身心之会，叫哮扰嚷，流弊何穷，实属有妨秩序，显悖部章”，因此，所有“任意开会”等等情节“应即一律禁止，以肃学风而敦士习”。

有意思的是，章士钊此人在清末的倒清运动中曾是一位慷慨的革命志士，其也曾主持舆论，吁求所谓言论自由等，不料此公一旦成为北洋政府的要员，却“变脸”成了“中国的加尔文”，于是，当他发布了对北大的训令后，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鲁迅等发起的“倒章”风波———一场声势浩大的女师大学潮。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