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13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不同寻常，它以很大的篇幅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说明“胡风事件”已经被定性，并且将迎来一场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政治风暴。17日，胡风在这天的凌晨被逮捕，从此他开始接受公安人员的审查，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此日“凌晨，（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显然，胡风的被捕是最高决策层直接决定的。

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了3个月后，又被关押进北京的秦城监狱，而且是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内，直到1965年底他被判刑为止。

1966年2月，胡风的刑期以监外执行的方式开始，他被“流放”到四川。胡风在离京前写下了5封信，分别向5个人告别，并表示此前与他们相交的谢意。这5个人分别是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老舍、徐平羽。

一、徐冰

徐公足下：

出狱后虽曾动过求见求教之心，但随即悟到了此负疚之身不应干渎左右。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不可能），往事历历，前途渺渺，虽力强者可以万事从此始，但气衰者却颇难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回想雾城受助受教之情景，当此后会无期之际，敢冒俗套“辞行”之诮，遥望高旗飘扬，朝阳吐采，谨致一个不能自已的敬礼。夫人均此。

胡风

1966年2月

徐冰（1903—1972），原名邢萍舟，又名邢西萍，河北南宫人。他青年时代在上海读书，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徐冰赴德国留学，翌年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徐冰受命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1932年秋，徐冰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但他坚贞不屈，严守机密，至1933年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赴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冬曾参与组织和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徐冰1937年初到延安，曾出席白区工作会议，并代表北方局作工作报告。七七事变后，徐冰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周刊编辑，期间曾与成仿吾等合译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

1939年，徐冰奉命赴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长兼文化组组长，成为周恩来在统战、文化工作方面的一位得力助手，期间也曾给胡风以许多帮助。解放战争时期，徐冰先后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顾问、中共潍坊市委书记、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济南特别市副市长。1949年，他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谈判，并任北平市副市长。

1949年以后，徐冰相继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和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徐冰受到冲击和迫害，于1972年3月22日病逝。

徐冰在抗战期间活动在大后方，并曾在中共驻渝办事处工作，当时与胡风有过许多接触，而胡风当时在重庆文坛声誉颇隆，甚至曾被人称为是“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的传人”。他在重庆的几年，经常走访中共的周恩来，并多次通过徐冰、陈家康、冯乃超等直接接受来自中共方面的指示和帮助，并且在与国民党顽固势力斗争中，与中共采取统一步调，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抗议起见，他愤然离开重庆，奉命赴香港活动等。后来在1944年的重庆，胡风主持的《七月》竟被吊销，也是从周恩来处获得了资金，才出刊了另一个文学杂志《希望》的，这一切，许多是由徐冰具体接洽的。

1945年8月28日，当时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胡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是一个晚上，胡风和冯雪峰由徐冰带领进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毛泽东相见。当时随同毛泽东一道来重庆的还有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胡乔木还专门约了胡风长谈，后来胡风在《胡风回忆录》中说：“我向他汇报了国统区文艺界的情况。”原来，当时陕北和各根据地早已开始进行整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构和组织自然也不能除外，而且特别是重庆，胡风和一些人的文艺思想与延安方面有所抵触，这也牵连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指导偏向，而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渝，则是专程来解决重庆左翼文化界存在的问题的，胡风的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当时胡乔木又约胡风谈了两次，但胡风固执己见，双方仍然谈不拢，最后，胡乔木只好直言：“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同无产阶级革命性区别开来，而你这个《论主观》、《论中庸》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把这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也许是因此而负气，或者是浓郁的文人习气吧，在随后的10月11日欢送毛泽东回延安的重庆九龙坡机场上，胡风“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不曾想，这也就不意间成了一个谶语，后来种种，也就其来有自了。

胡风信中的“往事历历”，就是指当年的一幕幕往事，所谓“回想雾城受助受教之情景”，《七月》、《希望》等等，徐冰奉周恩来之令在道义与经费上给予支持，他还通过郭沫若在第三厅为胡风安排工作，帮助其解决生活待遇问题。此时此刻，胡风心头自然涌出了感恩之想，也在离别“后会无期”之际生发了无限感慨。

二、乔冠华

乔公阁下：

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旗所向；声音在耳，笑貌更在眼里。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气旺。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望能给一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意何在，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懂得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现已受命即日远戍，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的，况且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

敬礼！夫人均此。

胡风

1966年2月

相比较于胡风致徐冰的信，这一封给乔冠华的信，则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感情更加浓烈，内容也更加复杂了。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在中共内部以“才子”相称，并与胡乔木有“中共两乔木”之称。他16岁高中毕业后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后又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后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并在23岁时获哲学博士。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乔冠华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出任香港《华商报》和《大众生活》编委等，期间撰写了大量国际评论文章。

1942年秋，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并在重庆中共办事处工作，随之与胡风相稔熟，两人不仅有工作的往来，性格也都直爽，更有共同的爱好——哲学、文学等，所谓惺惺相惜不为过。当时乔冠华也是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得力助手，直到1946年初，乔冠华还随周恩来赴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不久，乔冠华又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乔冠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等，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留下其潇洒有致的身影（如抗美援朝、中美建交等），尤其在中国重回联合国之际，“乔公”率团赴美，并在会场上爽朗地开怀大笑，那张照片定格在历史上，也成就了他杰出外交家的一世英名。但晚年的乔冠华因误上“贼船”，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脱不开的干系，这也损伤了他此前的“清名”和文名，胡风信中的所谓“瞻望行旗所向”，当然并不包括后来发生的一切。

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乔冠华与胡风来往不断，两人在许多理论问题上达到共识，乔冠华还热情支持胡风创办大型文学杂志的《希望》，自己也曾预备在《希望》上专门编发一期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发表100年的纪念特辑。当时乔冠华还特地从德文入手，并参照了胡风所提供的日译本，准备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重新翻译一遍，而其用意，则是针对中共历史以及社会上的教条主义的危害。乔冠华与胡风都认为教条主义的唯心论与马克思在《提纲》提出的历史唯物论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这也不免要提到当时在中共南方局内部，亦即在周恩来身边存在的一个“才子集团”，当时它以乔冠华领衔。如前所述，乔冠华富有才气，文采斐然，当时他与在重庆的几位中共党员如夏衍、章汉夫、陈家康等并称“四大才子”，加上其他一些人如胡绳等，有的人干脆称之为“才子集团”，但也因此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1943年春胡风回到重庆后，他已经与乔冠华成为“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话”友人，而据胡风的观察，当时的乔冠华和胡风更要好的陈家康在思想上比较接近，两人也很谈得来，并经常在一起聊天。不曾想，不久在中共思想和组织整风期间，“才子集团”却闯了大祸。原来，1943年6月和1944年3月，乔冠华在郭沫若主办的《中原》杂志发表了《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两篇文章，差不多同时，陈家康也在《群众》周刊发表了《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一文，这些文章都是旨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如陈家康的文章以“唯‘唯物的思想论’”来形容教条主义的实质，并用以说明它之所以吓唬人并起了特别的危害作用的原因。随即，这几篇文章引起了中共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内部的一场争论，特别是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一文，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后方的进步作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到处有生活！”熟悉胡风的人也许会直觉地感到：这正是胡风的思想。反对者却认为：这些口号是当时在第三国际解散、国民党反共活动和特务活动更加猖獗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他们以歌德在《浮士德》中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常青”为论据（乔冠华可是一位“德国通”呵），形而上学地突出了生活，贬低了理论，又借用鲁迅所说过的“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几句话，要求每一个进步分子甚至每一个处在秘密状态中的党员，都要行动起来，都要无所顾忌地“敢说”、“敢骂”、“敢笑”，而且“敢叫”、“敢吼”，并把一些不同观点的人都称为教条主义。

那么，当年那场由乔冠华文章引发的争议，时过境迁，应该随着胡风文艺思想的平反而尘埃落定了，因为提出“到处有生活”这一口号，是客观和正确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也是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又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出发提出来的。也是因此，就在乔冠华的文章受到非议之时，胡风却不以为然，反而热情称道文章富于才情，点到了文艺战线上发生庸俗和混乱现象的痛处。也是为了给予呼应，胡风又在《希望》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但结果却更加引发了众人的不满，如茅盾、叶以群、侯外庐等均加以反对，周恩来也为此召集胡风、茅盾、叶以群、冯乃超、冯雪峰、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最终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各方以息事宁人暂告一段落。

1943年6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整风，由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这时，中宣部来电，批评了在《新华日报》和《群众》上发生的问题，强调大后方的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不是党的自我批评，而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派；要多加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报纸应坚持群众性，多登群众需要的和自己写的，使人民觉得这是自己的报纸；等等。随之董必武立即对《新华日报》、《群众》刊登的文章进行详细的检查，并召开座谈会，用自我批评的方式，批评在理论方面出现的错误，围绕“思想与感觉”、“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感情”的关系问题，批评唯心论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随之，在中共南方局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由董必武作出了结论，他认为：理论同生活(实践)是不能脱节的，理论如果脱离实践，就会变成失去生命力的教条；而离开理论的实践，就一定会迷失方向，会走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此后据夏衍在《章汉夫文集》的代序中所回忆：1944年《新华日报》的“小整风”，其结局是：“汉夫作为党报总编辑，就得为我和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在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有错误的杂文负责。好在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其实，问题并没有结束，只是后来我们对此的研究几乎没有展开，也就将这一问题搁置了起来而已。

此后不久，乔冠华与胡风的“蜜月期”也接近于尾声，“才子集团”在受到批评后，与胡风不同程度地拉开了距离，更到了1948年春，当时在香港的中共“文委”主持领导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曾是“才子集团”的乔冠华、胡绳以及冯乃超、邵荃麟、林默涵等，都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了针对胡风文艺思想和路翎小说的批判文章。固执的胡风仍然坚持己见，并以《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论文给予驳辩。一晃，已是新中国成立，到了1955年年初，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运动已波及全国，此时，就是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胡风也不得不写了《我的自我批判》。

真是“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旗所向；声音在耳，笑貌更在眼里”呵，1955年3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又一次来看望胡风，一道来的还有陈家康和邵荃麟。在这次持续很长的谈话中，话题还是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这次乔冠华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乔冠华希望胡风能积极地检讨自己的问题，并苦口婆心地劝道：“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邵荃麟也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宗派的，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陈家康却认为胡风的问题“一切可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乔冠华厉声打断了：“家康这个同志就有这个毛病。”陈家康嗫嚅地不再说下去了。

据说这次谈话是乔冠华与胡风的最后一次接触，乔冠华“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这一句话让胡风后来言犹在耳，在信中，他说：“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不过，胡风绝不会想到两个月之后的自己竟会被逮捕，又最后被逐出京城。

胡风过高地估计了乔冠华和自己的交往，他绝对想象不到：信发出后不久，乔冠华便把胡风的信转给了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乔冠华还写了一封附信：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陆）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便再理会他了。

让胡风绝对想象不到的是，曾经和自己一同在重庆战斗过的章汉夫，当然还有“论敌”的周扬，他们都在乔冠华的信上画了圈，同意乔的看法。章汉夫还特意写道：“我意不理。”

三、陈家康

陈公足下：

阅报知已功成返旃，阶下之人亦大感欣慰。糊涂人难有自知之明，记忆不易全消更为一大憾事。出狱后曾托主事领导方面向你转询，是否不至绝对见弃，可能时希望给一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予以帮助。但主事领导方面既表示有所不便，我自己亦即悟到此又为太不自量之举。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虽知我、助我、罪我均将要、已经了了无痕，但这个终于被时间摒弃了、但又不能太上忘情的血肉之身，不向你致送一瓣问好、请责之意，在后会无期的心情中，是无法自谅的。前尘如梦，对我的种种关怀和规劝，致由衷的感谢，我对你的种种打扰和辜负，请大度地原宥。

胡风

1966年2月

不同于上述的徐冰、乔冠华，陈家康是胡风在抗战时的武汉、重庆以及以后的日子里与自己相交甚欢的一位中共友人。

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人。陈家康早年肄业于武汉大学，1934年冬在上海参加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武汉中共长江局担任周恩来秘书、中英文翻译等工作。重庆时期，他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外事组副组长、外事委员会委员，此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科长等。1944年他曾在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1945年又以董必武秘书身份参加了联合国制宪会议，1946年负责中共中央外交工作委员会联络处工作，并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发言人等，他还是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新中国成立后，陈家康历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和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驻埃及和也门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文革时陈家康被迫在五七干校接受隔离审查，后因心脏病发作，于1970年7月7日去世。

陈家康除从事统战、理论工作外，还多年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他的夫人徐克立也是一位具有娴熟外语能力的才女，曾担任英文《中国妇女》社长兼总编辑。

一如乔冠华，陈家康也是中共的一位才华过人的“才子”；也一如乔冠华，陈家康在从事党的工作时，也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颇具研究的水平，如他对冯友兰等的“新理学”的批判。当时在后方的理论界，陈家康还以尊崇墨子出名，其笔名即是“归墨”，当时他还曾对乔冠华流露出希望有机会从事著述的想法。

在重庆时，有一次路翎拿着舒芜研究墨子的文章送给胡风看，胡风因为自己不懂墨子哲学，就转请陈家康审阅。陈看了后马上与乔冠华一齐要胡风约舒芜见面，胡风遂引舒芜去见了陈、乔两人。此后，为了响应中共的整风，反对教条主义，陈家康、乔冠华、胡绳、杨刚等都撰写了不少文章，并与胡风等形成一支“友军”，引起了舆论界极大的反响。后来舒芜回忆说：“旧政协在重庆开会，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名单中有陈家康，就特意去重庆看了他一次。他很忙，我们还是挤时间交谈了一点情况。我介绍了与胡乔木谈话的情况，他的态度和乔冠华大不一样，当即表示出对胡乔木不以为然。胡乔木曾说像我那样的错误不是个别的，指名道姓说在陈家康的文章中就发现有类似问题。陈家康说：‘我们是穿开裆裤一块长大的，谁还不知道谁的底细呀！想骑到我的脖子上拉屎可不行！’陈家康认为胡乔木他们反对主观主义，结果连主观也反对；提倡客观，结果提倡到客观主义。我们谈得很亲切，他请我到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然后才分手。”

由此可见，在当时后方反对教条主义的人中，陈家康是个中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他也与胡风结下了浓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胡风与陈家康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陈家康还起着中共联系人的角色，在胡风的日记中，也不时有对陈的记载，而胡风信中所说“糊涂人难有自知之明，记忆不易全消更为一大憾事”，似就是指的他和陈家康之间的往来。

如胡风1950年11月21日的日记：“和家康谈了一次，他劝我（一）不要得罪人，（二）多写应景文章。”“不是一般的朋友，不会说这样不一般的话。”

1951年12月27日，胡风写道：陈家康来闲谈，似是“海阔天空”，“但还可以看出，还是有所为而来的：一、现在，文艺所走的几条路，都死了。二、还是要照五四的路子摸。三、劝我和军师（似指领导人——笔者注）接近，介绍了他的性格和接近办法。四、劝我暂不写大论文，也可以写写文艺性的政治论文之类。五、何必不多住几天，看一看大势……”胡风又写道：“约他再作一长谈，但他不敢约，怕没有时间失了信，而且说，现在父周不听他的话（因为他是在父周桌子脚边长大的），父周顶信任的是两个乔，云云。这小鬼，机灵得很。”这里的“父周”，就是暗指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已经与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陈家康有所隔膜，“两乔”，则是指胡乔木和乔冠华了。继之，胡风又写道：“刚才家康告诉了我许多做人‘秘诀’，我想，要用起来，我也并不是不会的。”所谓“知我、助我”，包括陈家康这种政治舞台上的“做人‘秘诀’”，胡风对此虽并不陌生，奈何秉性耿直（正如鲁迅对他的评价），也就不会“用”了。

1952年7月28日，胡风写道：“晚上，又与家康作了长谈。上次谈话的结果，归纳成了这一点：上策，静听他们批评，是错的地方检讨，不错的地方不理，也不反驳；中策，一句话不说，另外做什么工作或做研究去；下策，公开讨论，成一对立的形势。他说下策万万不可取。昨晚，他改取了劝服的口吻了，要我不消极，并且说，‘反动的唯心论’，不过是几个下面有成见的人如此想而已。显然地，上次谈话以后，他是和谁商量过的，谈话口气中也偶然露了风。还有，对我过去没有处好人事，说了很多。不用说，是一个人事问题。但谁也不肯承认是人事问题。就是如此。上次谈话中，他说，你向来批评人，现在就是要你也认一次错。也就是所谓拿下架子的问题。”

显然，作为挚友，陈家康对胡风仍然授以“秘诀”，即所谓上、中、下的三策，顺带又带出了好心人的看法，并且嘱其“不消极”，同时在性情和待人脾气上要有所缓和。真是“前尘如梦，对我的种种关怀和规劝，致由衷的感谢，我对你的种种打扰和辜负，请大度地原宥”，胡风最后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情不能已的感动和感伤。

此后8月15日的胡风日记说：“昨天打电话家康，说是无时间，他一有时间就约我云。很可能，他也要去请示，因为我和他说话随便些，而且，他对这事也很关心。如约去玩，这次谈话当特别谨慎。我也要通过他透露一些东西出去的。”再后10月30日：“他透露了不应随便认错，也透露了以后慢慢谈也好的。情形如此，看得出来是冷静一些了。但也很难说，看这些时的发展如何。”这些文字都说明在胡风事件之中，陈家康不是若有若无的，但在那种氛围下，他能起的作用，也只能是“受命”的传达者而已。

在后来胡风漫长刑期的日子里，胡风一直想念着陈家康。在狱中，胡风写了许多旧体诗，其中不乏是怀人之作，在《记往事——九》中，胡风写的标题是“抗战中期。并借以沉痛地追悼用党性精神教育过引导我的陈家康同志”。诗云：

羞闻盗世营三窟，誓为匡时执一端；

是是非非邀智者，蝇营狗苟斥昏官；

昂头午夜豺狼叫，跣足隆冬水土寒；

偶摘长虹悬户壁，遥瞻北斗倚栏干。

胡风后来批注道：此诗的第一联上句指的是“看风使舵的中间人越来越多了”；第二联上句则是指“国民党破坏统战越来越顽固，共产党不得不进一步采取通过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了”，下句则是指“国民党的一般政治情况”；第四联的上句是指“在被逼得几乎不能工作的处境下，我也不得不对自己的工作做点小结”，而下句是指“虽然过去的工作也有一点收获，但都是仰仗党的政治领导(北斗)取得的。陈家康同志就是在周副主席的授意下长期引导了我的一个。”

胡风出狱后，陈家康早已不在人间，胡风沉痛地写道：“陈家康毫无消息，（我）常常怀念他。……20多年来，我就是靠吮吸生平中助我惠我者的精神奶浆而苟活了过来的。……他是我多年来最担心的关系人之一，但一直无消息。如果他也因我而受祸，对党的事业说来，那我造的孽就太大了。当我精神变态的那两年间，梦里以至白天都常常出现形象，听到声音，说他因我受了奇冤惨祸。加上其他的精神变态，我差不多日夜都陷在疯狂状态里面。后来中央来人调查，乔冠华堕落到了投靠‘四人帮’、反对总理的那种可耻地步。对家康我的看法相反。也许他受到了‘四人帮’的谋害，那和我的友谊就可能是口实之一。但愿不致如此，也许他在为党做不出面的重要工作(他是不以权、位、名为念的人)。如果如此，你又能和他见面，他也想了解我的情况，就把这信和诗稿给他看看。”

这里，胡风用他那一躯“太上忘情的血肉之身”，最后向地下的陈家康“致送”了“一瓣问好、请责之意”，历史的沉重在这里留下了一抹印记。

四、老舍

舍予公席下：

共患之情不能忘，相隔之境不必通；出沐自由空气已月余，不应、因而也就不曾动过致候左右之心。现已受命明日远戍，以阶下之身，所谓“辞行”，虽不一定是俗套，但此身此境只能成为对您的无礼之妄事。但回忆到相濡以沫的涸辙之日，微末的悲观竟未全消。当此后会无期之际，不寄奉片言略表多年来对我关怀的感谢，尤其是对我规劝的歉意，实不易慨然向茫茫前途挥袂而去也。祖国正在华年，群芳竞放当指日可望，文章又正如稼穑，非洒下滴滴的汗水以至心血则不能幸致。足下深知此中甘苦，又正在境顺年盛之期，千祈珍重，珍重！夫人均此。

胡风

1966年2月

这里，两位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巨匠，此前种种，此时胡风竟是以“您”来相称了，所谓“相隔之境”，所谓“规劝”，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日读来顿感痛彻肝肠。而且，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胡风当然是不知道了），却又更加让人寒心了，因为胡风的那些旧友，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对胡风表示了最起码的“老朋友”的同情心，或者，这些友人也在即将到来的更大一场的政治台风前会不知所措呢，而老舍自己也竟没有能够度过这场劫波，以致他没有机会像巴金一样，在事后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忏悔说：“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曾在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他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又在抗战爆发后赴武汉、重庆，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在胡风写信给他的时候，老舍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可谓荣华于一身。

不同于胡风，教授和作家的老舍曾把自己局限在书斋中，只是抗战的烽火把他卷进了时代的旋涡之中。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于老舍的地位和名声，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股主任（胡风是研究股副主任，郁达夫任主任），并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即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此后以及在重庆期间，老舍和胡风都共同在周恩来的安排和授意下，参加和组织抗战文艺运动。后来胡风回忆说：“举老舍这个有文坛地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当总务股主任，这是符合众望的。……抗敌文协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维持着存在，成了国民党统治下唯一继续活动的全国性群众文化团体，除了共产党的领导外，和老舍的态度和地位是有关系的。”他还说，“在抗敌文协内，团结有正义感的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老舍，抵制了国民党任何分裂或利用的阴谋企图。”茅盾也曾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然而，所谓“共患之情不能忘，相隔之境不必通”，此后的老舍如许多人一样，都参加了对胡风的大批判，而且那时老舍的文字，写的格外风霜凌厉，如在《看穿了胡风的心》这篇文章中，他称：“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胸。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的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看了那些信札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目空一切，而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

可以想见胡风看到这些文字时的心情，不过，“回忆到相濡以沫的涸辙之日，微末的悲观竟未全消”，后来胡风在深牢之中听说老舍竟在“文革”中跳湖自杀了，心中无比惨然，他写诗道：

赞成腐败皆同志，反对专横即异端。

昨日葫芦今日画，人为奴隶狗为官。

敢忘国乱家难隐，不怕唇亡齿定寒。

勇破坚冰深一尺，羞眠白日上三干。

胡风还批注云：这首诗是“借以悼念整个抗战期间，一同对国民党作斗争，‘文革’期间屈死了的老舍先生”的。

五、徐平羽

徐公足下：

在古代史时期，曾蒙寄予厚望；在中古史时期，又曾蒙赐予规劝。智有所不及，力有所不胜，义有所不忍，以致负党累人，虽深欲向足下致谢请责，亦难于摘言也。现已受命即日远戍，以阶下之身，绝不该动趋访‘辞行’之心，但旧惠难忘，前情难泯，后会无期，前途无际，不略表致谢请罪的微末之情，实难于自已也。并祝在毛泽东思想的光明大道上奋勉前进。专此，匆匆不尽一二。

胡风

1966年2月

胡风的最后一信是写给徐平羽的。

徐平羽（1906—1986），原名王元健，又名白丁，江苏高邮人。徐平羽早年在上海大夏大学肄业，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秘书。1932年，徐平羽参加了“左联”。此后，徐平羽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干事、延安“抗大”区队长、“新四军”服务团副团长、教导总队政治教员、苏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苏中区委敌工部、城工部部长、山东野战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黄河大队副大队长及政委、第三野战军随营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等。1949年后，他历任南京市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及顾问等。

徐平羽是胡风在“左联”时期的一位老友，胡风去四川监外服刑前给他写信，既是对他的告别，也是自责辜负了友人，所谓“智有所不及，力有所不胜，义有所不忍，以致负党累人，虽深欲向足下致谢请责，亦难于摘言也”。不过，如徐平羽那样地位的人物，在当时的反胡风运动之中，也竟未能保身，当时哪怕只是在胡风的书信和日记中出现有名字，大概就无法幸免于难，徐平羽因此而被株连，以致被隔离。

来源: 《文史精华》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