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日记，自然有学人记录治学的体会和心得，同时也记录了学界的过从，所以它被关注学术史的研究者看好，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学人日记中不仅有问学、游学的“第一现场”，它还保存了学人赖以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变故的消息，比如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就生动地折射出大时代之下词人的心路历程。

夏先生是中国词坛泰斗，后来又是杭州大学（今统称浙江大学）文科的两大“校宝”之一（与姜亮夫先生并立，曾为中文系之“两大白旗”），今天读其日记除对一部中国“词史”的领教之外，还能感受到金针度人的温馨，将它作“励志”的图书也是可以的，不过这就是把它仅仅当做学者的日记了。其实，当词人意识到“从前种种譬如死”之后，就开始也要“与时俱进”了。他“阅闻一多年谱，其晚年声光熊熊，诚可叹佩，自顾恧然，真陈死人矣”，就是检读自己的日记，也觉得它“因循过日，于人生不能见其大，感其深，做人治学皆甚浅薄”了。所以，当一解放，瞠目于学生张贴的《农民养活了你，你该如何报答》的壁报、读了校园里《史学家陈垣变了》的大字报、议论了冯友兰参加土改是否是“投机”、听了马寅初校长的“旧学而能翻新则旧学仍非枉费”的讲话、从费孝通文章中引述的艾思奇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本经纪”嘴脸——，他惊觉不已、憬然有悟了。从此他也“变”了，兴到时他会发愿“一年左派，六十岁入党”（他真是羡煞陈垣、梁思成、梅兰芳、金岳霖、郭绍虞、夏鼐、苏步青等的光荣入党），放歌“百里直成歌吹海，千年不羡汉唐人”。且作《枕上诗》云：“风逐歌唇起，春随酒靥深。老夫岂真醉，红透少年心。”可是没有多久，成为“白旗”的他就与陈寅恪、郑振铎、王了一、吕叔湘、高名凯、王瑶、周谷城、游国恩、姜亮夫等受到了批判。

在这部具有“历史价值”的日记中，我们可以读到别的地方读不到的东西，而感受到鲜活的历史的存在，尤其是它的第三册，树立了中国知识分子一部心灵炼狱的个案，深浸其中，你会对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又是如何跌跌撞撞走过那深渊，取真正的“同情之了解”。这比如始自一九五○年的思想改造，怀有“原罪”感的他们是如何认同了自己的“小我”又走向新的泛道德主义的（日记中记录了夏先生的历次检讨），他们又是怎样从虔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痛感“从前种种自误与误人”，又如何逐渐学会不惜自诬与诬人来获得生存“智慧”的；“三反”在高校是如何开展、“老虎”是如何逮到的；“胡风案”中知识分子们的群噬大观（其前胡风在浙大有讲演）以及反右时的“眼花缭乱”；在一场经济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运动中，学人们又是怎样相互“竞赛”的呢？当意识形态越来越火药味发作，不断的“教育改革”中高校里的“老九”们又是如何应对和自保的呢？举凡几十年历史上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和政策波动都反映在夏先生的日记中，其中一些记载今日读来仍有寒意，比如那一些几乎被人遗忘殆尽的“命案”。

学者的生活，那不大为人所能窥见的一隅，一经读，可能就会读出眼泪：梁启超曾有“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名言，其例便有拚死翻译莎翁的朱生豪，三十二岁毙命，竟遗言若早知一病不起，就不该疗病耽误了工夫。其言之痛若何！月旦人物，夏先生尽可在日记中直抒胸臆，如评价郑孝胥的字、胡朴安的古史观，乃至钱钟书的著作（谓其《谈艺录》系“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等等，更不用说夏先生亲历亲闻的浙江学风丕变、浙江学人行藏（马一浮、邵祖平、郑晓沧、苏步青、张其昀、谢幼伟等等）了，单说一部浙江学术，把夏先生的日记与竺可桢的日记合读，就会有相映成趣之处。

日记是个海。夏先生的日记是个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