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苏联说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此后赫鲁晓夫接班。4年之后的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了莫洛托夫等主席团多数委员的反对，会议以7∶4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职，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予以解决。也就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国防部长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终于在中央全会上击败了莫洛托夫等人。
事情过后，“一水涟漪”，军人的作用无形中引起了苏共高层对朱可夫的高度警惕。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称：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这年10月，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取代朱可夫，成为新的国防部长。11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决议，谴责朱可夫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从而“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并认为他丧失了“列宁教导我们的党的谦虚精神”，从而辜负了党的信任。这便是所谓“朱可夫事件”。
“朱可夫事件”对中国有没有影响？或者说有没有间接影响？有着漫长历史并且深受丰富的相关历史故事情节影响的中国人，特别是高层领导人，对此绝不会掉以轻心。据刘伯承元帅的一次谈话：1949年刚解放进城，6个军区的司令员去看毛泽东，当时刘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回忆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也就在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针对中央有人“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接连批示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果然，到了1958年，军队高层中突然有了一次“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它拉开了直到“文革”才结束的一系列军方“路线斗争”的序幕，此后1959年的反彭（德怀）黄（克诚）的斗争、1960年的反谭政的斗争，乃至“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直至“九一三”事件等，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其实，事关朱可夫。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对此，黄克诚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1958年的整风涉及军队，肇始于军队高层就如何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军队建设的一次争论。其实，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对“老大哥”、对“学习苏联经验”等，已经开始有所转向。1958年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以整风的方式检查和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为此毛泽东特别指示“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强调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5月26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进行检讨，翌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大会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做检讨。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此后，会议又转向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刘伯承、萧克等皆成为批判的重点。这是在“文革”爆发前七八年，反对“教条主义”已经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并先后批判了军队高层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仅仅一年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也遭到批判，黯然下台。
两次共和国将领的滔天风波，无一例外，皆与苏联或朱可夫的影子相关。
其一：1957年11月，粟裕曾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其间他对苏军总参谋长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并向对方要了一份苏军国防部与总参谋部工作职责划分的材料。这次拜访仅用了半个小时，除去翻译所占用的时间，双方谈话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后来在批判粟裕的大会上，却被无限上纲到所谓“告洋状”，有人甚至在中央面前说粟裕“里通外国”。
其二：庐山会议上，有人认定彭德怀的“猖狂进攻”所以有底气，是因为他“从国际取了一点经”。“取经”是指1959年6月彭德怀出国访问回来后，了解到山东、甘肃等省出现了粮荒的严重情况，他不由感叹：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和农民好，党中央、毛主席威信高，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邓力群也回忆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的问题严重，困难会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同意彭德怀意见的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气话，翻老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的会，他耿耿于怀。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
据林蕴晖《国史札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彭德怀在庐山上的信，使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了剧变，在他看来，党外“右派言论”和党内部分县团级干部的反映，本不屑一顾。但中央政治局内的彭德怀竟同这些人相呼应来“夹攻”，那就非同等闲，必须针锋相对予以回击了。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即所谓“取经”，如彭德怀在写信之前曾在7月7日的小组会上发言说：“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还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那就好了。”就在11天之后，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出席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他在演说中也提及：“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这一讲话，刊载于7月21日的《真理报》上，美国《纽约时报》则于22日刊载了其驻华沙记者的报道，内称：“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又不久，台湾中央社也于22日对此作了报道，上述这些材料又被及时送到庐山，并由胡乔木于7月28日送呈毛泽东批阅。
29日，毛泽东批示：“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上述背景无疑增加了庐山风云的复杂性，而赫鲁晓夫、美国、蒋介石乃至彭德怀竟被牵扯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窦娥冤”几乎是必然的。而此事又牵扯上一个张闻天。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曾有3小时的发言，记录稿是8000多字。有人统计，讲成绩只有270多字，在39个“但”字后是专讲缺点的，还有13次是说“比例失调”的，有12次是说“生产紧张”的，更有108次是说“很大损失”的。于是毛泽东斥责这个发言是“漆黑一团的材料”。张闻天于1951年至1955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在庐山会议之前，他曾与彭德怀同乘一机，赴波兰华沙参加外长会议，于是也有“里通外国”之嫌。
庐山会议风向转变之后，8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批判彭德怀，说他“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刘少奇也说：彭德怀“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他“反对唱《东方红》歌曲”，等等。对此，彭德怀当即反驳说：“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
有“朱可夫”的例子在前，又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在后，于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对彭德怀说：你“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但又加上一句：“不能断定”。随后的8月11日大会上，他又对彭德怀说：赫鲁晓夫特别强调“集体领导”，“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听话听音，这不是有“朱可夫”的影子么？
庐山会议之后，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深入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外事系统相应召开会议批判张闻天，并追逼他交代“里通外国”一事。）彭德怀争辩，被认为是“花言巧语”，于是，又开始了秘密取证。
军委扩大会和全国外事系统会议的两会领导小组，又联合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收集揭发彭德怀、张闻天与外国人联系的材料，包括向驻外使馆发电报查询，另外还编印了专题简报，在限定的小范围内分发。由于证据不足，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皆未作出所谓“里通外国”的结论。不过，毛泽东于9月11日曾对两会与会者提及“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这样一句话。此后的12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在会上还提到：“1953年莫斯科支持高、饶、彭、黄搞一次颠覆活动，今年又支持高、饶余孽再搞一次颠覆活动。”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还说：“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能平反，因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有国际背景。”彭德怀闻讯后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中办”的杨尚昆，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
此后，彭德怀忍不住又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里通外国”、“小集团”、“历史问题”的一封申诉信，这就是所谓“八万言书”。彭德怀还在《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中指出：刘少奇所谓“里通外国”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我没有任何反党小集团，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对我是诬蔑！”彭德怀后来又郑重说明：“我写那封信的目的，是想把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我恳诚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和企图‘篡党’，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
“朱可夫事件”后，中国高级将领的这两次风波，真可谓“步步惊心”。不过，如果说以上之事或许是毛泽东对苏联教训的过度反应，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就更令人深思了。这是发生在另外两个中国军队元帅身上的事情，而且又都与苏联有关。
【尤金的“玩笑”与陈毅的震惊】
据《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庐山会议，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
陈毅元帅竟然听到苏联大使尤金那样一句话。这是一句玩笑话呢，抑或是别有用心？又据杨尚昆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时，陈毅留守北京，苏联大使尤金开玩笑，说你可以乘机大权独揽，发动政变。陈毅随即报告毛泽东，毛认为苏联有一个颠覆我们政权的计划，正在寻找党内的赫鲁晓夫（与之相联系的，有所谓秘密录音等问题），毛泽东因此提出要预防百年后有一个中国的秘密报告云云。（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里，杨尚昆是说尤金在“开玩笑”，但是陈毅当时却是惊出一身冷汗，此后也难以忘怀。就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1年10月24日“老同志座谈会”上，他在发言中又提及此事，谈及有人（在座谈会上，陈毅认为是“林彪之流”）借此事恶毒攻击他，说他与尤金勾结搞政变，又说他反毛主席，搞宫廷政变，而且搞得很凶，“好像不去出席庐山会议，就是为的留在北京搞政变”，陈毅思之不寒而栗。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1959年9月30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之后匆匆赶到北京，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庆典。当晚，他就在国庆宴会的讲话中教训了中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此后双方的会谈中，又指责1958年炮击金门、马祖是“冒险”、“好战”，是“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在场的陈毅当即起而反驳，而赫鲁晓夫说：“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毅回敬说：“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在谈及此前苏方提出要和中国共建一个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的建议时，赫鲁晓夫受到中方的责问，陈毅又与之当面对证，让赫鲁晓夫下不了台。此后中苏关系行将破裂，陈毅在会见外国友人时多次愤慨地表示：“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随着赫鲁晓夫的黯然下台和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陈毅终于在情感上有了一次淋漓畅快的宣泄。那是1965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外记者招待会，陈毅外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高兴地提到中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又不由提及此前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而“我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接着，陈毅大声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这就是陈毅1965年的著名怒吼，当时他的这席话引起了外界很大的震动。对此陈毅曾对外交部的一些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马利诺夫斯基的“醉言”与周恩来贺龙的愤怒】
就在陈毅释放“咆哮体”的一年前，1964年10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苏共领导高层发生的人事变化。当时中国领导人出于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也向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了贺电。此后为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活动，并进行了友好访问。
此次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又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那是11月7日的晚上，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一些苏联元帅看到贺龙元帅，纷纷上前表示友好。就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米高扬等苏联领导人敬酒之后，周恩来与贺龙也走到苏联元帅们的席前向他们祝酒。周恩来还提议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苏联元帅们都高兴地举杯。不料，此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来对周恩来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鬼来搞乱我们两国关系，我们要友好。”周恩来以为他喝醉了，只是淡淡地回应说：“加强友谊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马利诺夫斯基却依然饶舌地说：“我们人民要幸福，你们人民也要幸福，不要任何毛泽东、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首席翻译顾达寿后来在《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一书中所记载的马利诺夫斯基的原话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一个笨蛋赶下了台，现在轮到你们……”顾达寿当时曾试图打断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但没能起作用。）周恩来听后当即斥责说：“你胡说什么！”这时，在场的那些苏联元帅们见此情景，也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们走到一旁商量了一下，便由崔可夫走到周恩来身旁说：“总理同志，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不代表我们。”周恩来也以缓和的语气说：“我了解你们的意思。”接着，苏联元帅们走过来，与周恩来、贺龙一一握手，以示友好，随后周恩来回到了主宾席。
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胡说八道时，贺龙正在与崔可夫谈话，不曾想，马利诺夫斯基又走到贺龙面前，搭讪着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则不冷不热地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又借题发挥地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也被毛泽东玷污了。”接着，他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将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马上警觉出对方的恶意，厉声说：“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话是错误的。”正在他身边的崔可夫也连忙表示：“我们并不这样看。”
马利诺夫斯基如此大闹招待会，实在令人费解。
却说贺龙听了他的胡话，急忙向周恩来反映，周恩来又当即向勃列日涅夫（一说米高扬）表示：马利诺夫斯基的讲话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勃列日涅夫在了解了情况后对周恩来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今天喝醉了，他是酒后失言，不必介意。”周恩来则说：“这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式会谈时，周恩来就此又向苏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说：“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作为中央委员他也没有权力发表（这种）个人意见。他的话同苏共中央和新领导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决不代表主席团的看法。马利诺夫斯基愿意向中方正式道歉。我也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我们领导集体的看法，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正式声明。”他还再三希望不要因为此事而影响了双方已预定要开展的工作。当时另一位苏方领导人波德戈尔内也表示“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云云。（一说中国代表团离开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曾亲赴代表团住地回访，当时周恩来质问他们：“苏共中央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周恩来还特别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
无疑，对于已经破裂的中苏关系，这次事件不啻雪上加霜。（而此前的1958年4月，自恃曾率领苏联红军解放中国东北有功的马利诺夫斯基，就曾在苏联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建议，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用于军事指挥的长波电台。）如此严重的话，应该是酒精作用下的产物，但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是所谓“酒后吐真言”，代表着苏共中央一些人的想法。据说当时周恩来听罢马利诺夫斯基的“醉言”，神情骤变，全身颤抖，随即他环视四周，立即对马利诺夫斯基怒目而视，斥之为胡说八道。在周恩来提出强烈要求苏方给予正式道歉之后，由于苏共领导人没有立即回应，周恩来当机立断，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以表示抗议。代表团回到使馆后，马上向国内拍发电报，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11月14日，周恩来率团提前结束访问，返回北京，毛泽东也破例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部常委亲赴机场迎接。翌年3月，中共中央表示拒绝参加由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1966年2月，苏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共复信表示不参加。至此，中苏两党关系宣告中断。
“朱可夫事件”以及“里通外国”，或许是最高判断者在政治焦虑下的“妄想”，而它的复杂性还在于其真真假假的边缘，以及由此带来的许多无法预料的变数。诚如清人金圣叹的“剃头歌”：“闻道头堪剃，人人尽剃头。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夏衍在“文革”狱中又作《整人诗》一首：“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是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就在刘少奇言之凿凿地说“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能平反，因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有国际背景”之后数年，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及至1973年12月，毛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忽然提出“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呢？来源：同舟共进01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