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关于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讲座上，一位北大教授说：“我们都希望再出个蔡元培”（6月30日“中新网”、《中国青年报》报道）。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希望，希望终究只是希望，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个时代还能出现蔡元培吗？要回答这个问号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蔡元培在北大留下了什么最珍贵的遗产？这个时代与蔡元培那个时代到底有什么不同？
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烽烟四起，袁世凯称帝的阴谋刚被挫败不久，张勋复辟的闹剧即将拉开帷幕，权力舞台上的争斗如同走马灯灯似的，那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是帝制崩溃之后，大一统的集权体制尚没有重新建立起来，没有一个军阀拥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绝对权力，他们的目光只盯住内阁、议会、军队、地盘、钱粮，没有来得及制造出一种用来统驭万民的意识形态，没有过多地插手他们并不熟悉、也不放在眼里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总之，权力这只黑手还没有伸进大学校园。
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北大才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蔡元培才能为北大确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向，并迅速把北大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民主与科学的摇篮。蔡元培所留下的珍贵精神遗产首先是他的办学理念，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下，他既容纳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新文化的猛将，也容忍了保守的林琴南、辜鸿铭等。他可以不拘一格引进教师，没有学历的梁漱溟可以到北大教印度哲学，胡适、刘半农以及更年轻的新闻学教授徐宝璜等登上北大讲坛时，都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支持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社”，创办《国民》《新潮》等期刊，曾亲自为《国民》撰写发刊词。也难怪守旧的势力要把北大视为洪水猛兽。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今天的北大都没有有产生蔡元培的可能性。在无所不在的一元化权力下，北大只不过是庞大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大学，其存在目的无非都是为权力服务，培养效忠权力的奴才，而不是塑造有尊严的人。因权力的需要不断炮制出来的意识形态覆盖了人们所有的视野，大学更不例外。在这样一个不容许独立思想的时代，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乃是绝对的异端，是权力机器封杀、打击的对象，更遑论作为办校方针。
在这样一个党同伐异、容不得一点不同声音的时代，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更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一切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学术标准也只是政治标准的延伸和附属品，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没有学位、连大学文凭也没有的梁漱溟又怎么有可能进北大。蔡元培的出现需要一个现实的环境，在权力已渗透到所有领域、把持了包括人的思想之内的一切之一切之后，就算蔡元培再世，他也不可能重铸北大昔日的辉煌。
俱往矣，今天的大学校长只是一个饭碗，一个官位，一个进身之阶，不需要思想，只要紧跟权力即可，不需要良知，越糟蹋良知的越能游刃有余，甚至不需要什么真学问，只要有韦小宝式的马屁功夫，因缘际会，就可飞黄腾达。而且大学本身也无尊严可言，大学校长的第一特征就是依附权力，除了臣服在权力之下，苟且讨一杯残羹冷炙，没有其他出路。
这是与蔡元培的保持独立性截然相反的。要言之，只要政治体制没有什么改变，北大不可能再有蔡元培，北大教授所谓“我们都希望再出个蔡元培”也只能是白日说梦、痴人幻想罢了。呜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