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是20世纪40年代末一本著名政论杂志，创办人乃近代著名报人储安平。储安平是蕴怀浩然之气、关怀国运民瘼的知识分子，《观察》从一诞生就标举着民主、自由、进步和理性四大宗旨，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自由驰骋。
《观察》越办越好，逐渐吸引了大量的读者，销量从创办之初的几千份迅速飙升，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政论刊物，左右一时的舆论风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借助《观察》这个言论平台，在国共两党无休止的内战之中，为中间派打开了一条第三条路线，为大众撑开了一方别样的视角和空间。在《观察》这个并不算温暖的摇篮里，中国自由主义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在这本杂志麾下几乎招揽了当时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号称集聚全国第一流学者、教授、专家78人执笔。在这些《观察》撰稿人中，与储安平同岁的有费孝通、钱锺书，他们同为江苏人，又都曾留学英国。三人在《观察》时期人生轨迹发生了交汇，以后个人命运似乎从那时就隐隐注定。谢泳先生曾在《储安平与<观察>》一书中有所提及，本文想细致比较各人对政治态度导致的命运歧途。
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于1910年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望族，自幼失怙养的他尝尽人间悲凉，靠勤奋于1928年考入光华大学。大学时代的储安平正好碰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围绕着《新月》一系列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言论，给了他带来最初的民主启蒙。上进的他从光华毕业后，于1935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投师政治学家拉斯基门下，习得自由主义费边派的基本思想脉络。
储安平在抗战军兴之时归国，去了湘西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教书，而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正是此校创始人之一。钱锺书恰好也去该校任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两人这时开始熟识，后来《围城》里的三闾大学原型就是此校，里面多少有储安平的影子。
储安平从那时就对英法政治制度做出深入研究，写出《英国采风录》、《英国与印度》等代表作。但他真正理想是办出一份类似于《泰晤士报》的报纸，靠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正是这个梦想伴随储安平的一生，一次次尝试着去努力实践。
1946年9月1日，由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在上海创刊了。《观察》甫一创刊就采取撰稿人制度，所谓“《观察》撰稿人”乃特定概念，并非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指从创刊号起名列封面的那批人。
储安平热忱地邀请当时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多次设法寻求胡适、傅斯年、陈衡哲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辈支持，又积极吸收与他年龄相仿的同时代学人，把很多中间偏左和偏右的都团结进来，让这个刊物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费孝通、钱锺书这时也加入了《观察》撰稿人的行列，在精神与行动上与这份著名的政论杂志有了血脉联系。
储安平创办《观察》本想为中国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但具体行动却和理想有一定差距。他个人是慷慨有余，理性不足，冷静亦逊。本来设想办本非常稳健的杂志，杂志上很多文章却越写越激进，逐渐由中间转向偏左，对民国政府进行“毁灭性的批评”。当1949年历史性抉择之时，在局促的历史关头下，在被国民党查封《观察》的形式下，储安平和大多数《观察》撰稿人选择留在了大陆，从此埋下很多人悲剧命运的因子。
新中国成立后，《观察》一度复刊。复刊后的《观察》虽然在篇幅上比以前有所扩大，但在风格、语言、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复刊后的《观察》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接受人民的批评、教育与改造，多写所谓积极和鼓舞的文章。这样的《观察》已面目全非，储安平无奈之下选择离开。往后几年，他基本处于失语。
1957年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在胡乔木推荐下，储安平被任命为报纸总编辑。刚上任的储安平踌躇满志，准备干出一番大事业。不久，凭他在知识界的声望和影响，把《光明日报》办得风生水起。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储安平文人论政的激情又被激发，他积极响应号召，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对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并亲自安排版面发表大鸣大放的文章。
6月1日，在一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储安平发表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他的言论是最尖锐、最深刻、最能看出问题根本所在，他认为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当前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问题，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接着他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确实惊世骇俗！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的发言，像一颗炸弹在全国范围引爆。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狂轰滥炸。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在这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
储安平到《光明日报》总编位置上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他引咎辞职也没能使批判降温，反而进一步升级，对他的斗争一直到反右派斗争结束。
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储安平，一天留下一张小纸条给朋友说：“我走了。”从此销声匿迹了，活没见人，死没见尸。
费孝通的“第一炮”
费孝通也在1910年出生在江苏吴江，他于1938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国际学界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国内学界亦莫不叹为奇才，以为费孝通前途未可限量，期望他能成为中国社会学继往开来的巨擎。
费孝通学成归国之时正值抗战爆发，这场民族战争让许多学院知识分子从此走上政治之路。费孝通作为一名学者，对政治一直是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政治运动，回国后就加入民盟投入政治运动。重庆“李闻血案”时他和潘光旦都在黑名单上，被特务盯上，两人跑到美国领事馆才逃过一劫。关于这段惊险的经历，《观察》上曾以《沉默中的潘光旦费孝通》报道。
费孝通认识储安平是在《观察》筹备期间，那时储安平去找老师潘光旦帮忙，潘光旦告诉他去找费孝通吧。这样两人打起交道，费孝通爽快地答应给《观察》做撰稿人。费、储两人很多观点都一致，同乡同年同学(共同留学英国)的三同之谊让之间关系迅速升温。费孝通十分信任储安平，储安平也把费孝通当成最得力的助手。
在《观察》前后几年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仅署真名的就达34篇之多。这些文章基本都跳出他自己专业，乃关于中国政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美文化的。费孝通对《观察》倾注了十分情感，连《乡土中国》、《乡土建设》两本成名作均作为《观察》丛书出版。
1949年费孝通像大多数《观察》撰稿人一样留下了，在复刊后的《观察》上，费孝通仍旧发表许多文章，不同的是大多关于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的，如：《知识份子与政治学习》、《甚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作为原《观察》最早和最经常的撰稿人，他毅然在支持老友的刊物，但如此立言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是，直到晚年，费孝通内心深处仍对曾经的理想保持着无限眷恋，这种心迹在他许多散文中俯首皆拾。比如他在《我和〈新观察〉》中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
在1987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费孝通明确地说这本书出版算是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就是创办《观察》的储安平先生。怀念《观察》，怀念储安平，或可说是追寻逝去的道德理想。
遥想当年“李闻血案”后，费孝通面对着白色恐怖，仍敢公开声明说，李、闻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捩点。由此可见其血性十足。所以，也不难理解费孝通在1957年能写出《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被称为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
不过费孝通自己也没料到的，当时红得发紫的他会由此而成为“右派”，所以，宣布时他大哭了一场，大笑一场，一切解决了，他懂了，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情。
费孝通学术成就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无不出自青年时代，中年以后虽或不乏佳作，但那些曾经的煌煌巨著却是没了。造成如此状况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作为一位学者他和政治发生了太多的瓜葛。
文革结束后，费孝通复出江湖，一度担任高官，频频参与国事。但仍能从他那些文字里感受到那颗滚烫的心，这颗心从《观察》开始就从没死寂。费孝通几乎成为《观察》撰稿人的一个典型，文人从政的另一个典型。
钱锺书的“默存”
储安平则对政治始终兴趣浓厚，企图通过言论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用舆论思想影响政府行为，但个人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这让人想起了胡适、傅斯年等上一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之不同的费孝通是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他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的。像梁漱溟、罗家伦等也大致如此。
而在《观察》诸多撰稿人中，与费孝通、储安平两位老乡完全不同的是钱锺书。钱锺书出生在无锡书香世家，父亲钱基博是国学功底深厚的大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钱锺书对政治却一直避而远之，他似乎早早的完全看透，退入内心对政治冷眼旁观。他跟陈寅恪对待政治的态度较为相似。
钱锺书与储安平属于旧相识，与费孝通关系更是不浅，钱、费两人像方鸿渐与赵辛楣一样是“同情人”——费孝通在大学时代曾经追求过杨绛，然而，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杨绛却对钱锺书一见钟情。
在《观察》时期，钱锺书总共才给杂志写过5篇文章，依次是《说<回家>》、《补评英文新字辞典》、《游历者的眼睛》、《杂言──关于著作的》，以及给储安平的一封信。这些文章完全是远离政治的简短学术随笔，在《观察》这份政论刊物上很不起眼。
钱锺书向来对政治采取避而远之态度，他缺乏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的道德理想，在每次政治暴风雨前，他都能做出一副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态。他给自己散文题为《写在人生边上》，甘居一个边缘人的位置。他的作品中没有多少浮躁的尘埃，没有那些外在意识形态的强加，是一个纯粹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和作家，所以他从容地把自己人生智慧全部融进去。
1952年乔冠华找费孝通主持毛选的英译，他推荐钱锺书。钱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不小心被人检举告发。污蔑毛选文字不通，那个时代是足以掉脑袋的！所以钱氏后来一直保持沉默，因为他头上悬着一把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剑！
钱锺书对政治的态度让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行列，虽然在时代的腥风血雨下也多少受到冲击，但是貌似文弱的他生存能力却大大优于其他《观察》同人，依然能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
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思想界疲软，知识分子放弃批评立场，启蒙精神逐渐弱化，让钱锺书成了一个热门人物，电视剧《围城》热播更让他作为文学家家喻户晓。但钱锺书似乎从来就是拒绝露脸的世外高人，真如他的字默存，要不然也说不出“吃一个鸡蛋感觉好，没必要把这只鸡也认识”的通透之语。
钱锺书一生无党无派，他“难得糊涂”地活着并长寿，超然物外却又名满天下，这是储安平与同时代的《观察》撰稿人所难以达到的。
储安平、费孝通与钱锺书三人对政治的态度不一，使得个人走向不同的归宿，孰优孰劣，泾渭分明。三人的人生悲喜剧似乎启示后人，完全的超然物外或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结果都比执着于自由主义理想好。
作者简介：周为筠，1981年生，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青年作家、学者，独立撰稿人。曾任报社记者，出版策划人。曾在《世界新闻报》、《竞报》等报开设专栏；《社会观察》、《航空画报》等杂志主笔。《凤凰周刊》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