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柏林，27岁的储安平如此称颂第三帝国元首、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今日的德国再也不是忍气吞声接受凡尔赛和约时的德国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国不能不瞠目相视，而让德国仍一跃而恢复了他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了。”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6月26日，意大利邮轮“康悌浮地”号缓缓驶出上海吴淞口。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包括参赛选手、职员、考察团团员及随团记者等共计一百四十余人，开始了远征欧陆的行程。

储安平是作为彼时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的记者随团出行的。这位年仅27岁、40年代办出《观察》这样鼎鼎大名又影响深远的政论刊物的青年人，此时，不过刚从光华大学毕业5年不到。但对一个生活在新旧更替的时代，又誓言“要做生活的主人”的年轻人来说，5年或许已经太长太长。在《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任上做足三年以后，储安平下定了挥别妻儿，留学英伦的决心。恰巧柏林奥运会开幕在即，中华民国不仅在受邀之列，且还预备大规模派团参加。《中央日报》社也恰需记者赴德实地采访，储于是决定“将行程提前一月，和中国代表团偕行。”

储安平和希特勒，个人命运与历史时刻，中国前途以及世界走向，在1936年这个不甚起眼的年头，就这样神秘地交织在一起。

一、“极权奥运”

今天细推起来，储安平能有这样一个“公费乘船”、“采访奥运”且免去自办护照之烦的便利出国机会，和希特勒及其领导的纳粹党其实不无干系。

为什么这么说?1936年，纳粹卍字旗在插遍德国每一个角落的同时，实际亦早已插遍了德国民众的心。极端残酷的种族主义政策甚嚣尘上，一党独裁的极权统治在国内建立并得到巩固。早在1931年，柏林就被国际奥委会定为第11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起初，纳粹十分仇视和反对奥运，认为那是“犹太人和和平主义分子搞的花样”，深以与黑人运动员同台竞技为耻。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执政以后，纳粹对奥运会的态度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仅很快取缔了国内反对柏林奥运的上千个体育协会，希特勒本人还亲任德国奥组委主任，并命内阁斥巨资修建了诸多奥运场馆，要求只有一个——“超过奥运历史上任何比赛场的建筑规模和艺术水准”。

最终建成的“帝国体育广场”，占地131公顷，涵盖了体量巨大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可容纳25万观众的“五月广场”，其他还包括像露天游泳场、曲棍球场、德意志体育大楼、露天剧场等等。比之往届，无论1932的洛杉矶，还是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希特勒的奥运会不可谓不奢华。

为了建起这些象征着帝国精神和财富的“亭台楼阁”，据统计，从1934年4月始，先后有500家公司的2600名工人参与修建，项目原本造价预算为2700万，到1936年完成时实际耗费却达到了4000万帝国马克。超出预算如此之巨，令人瞠目结舌。然而元首希特勒在其他场合已经表态过，“造价不是问题。”

在硬件设施上豪掷千金仅是其中一项，纳粹在自我形象的宣传上更是不遗余力。

德国政府通告全国新闻业，奥运期间禁止刊发可能引起外国代表不快的任何内容，与奥运会相关的所有照片须经宣传部一一审核后才可刊布。设计此次奥运宣传画的艺术家们被要求“展现雅利安人的发达肌肉与英雄般的力量”，以凸显雅利安人种的无比优势。纳粹此前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与迫害不得不有所收敛，甚至在国际奥委会的压力下，纳粹还“邀请”了几位犹太裔运动员加入柏林奥运。电子电视摄像机这一新兴技术也被运用到赛况的广播上，这让更多的人见识到了“新德国”的的繁荣与富强。奥运史上首次正式的火炬传递更是直接由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大名鼎鼎的戈培尔直接策划和指挥，从希腊到保加利亚，从奥地利到捷克斯洛伐克.......火炬所到之处，纳粹卍字旗无不林立。

狂人希特勒不惜成本，集举国之力，使得1936年的柏林奥运成为极权主义的盛宴。他显然是想把此次奥运办成一个向全国，特别是向全世界充分展示纳粹德国“繁荣与昌盛”的宣传大会，同时也向国际社会抛出一枚德国“崇尚和平”的烟幕弹。因此，他自然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在1936年8月1日这一天来到柏林，尽可能多的国家能够加入此次奥运，正所谓“万邦来朝，共襄盛举”是也。

而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与德国恰好处在蜜月期。两国之间不仅工业、军火、商业信贷等交易频繁，德国还向中国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团。包括“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在内的顾问团的直接指导，深刻塑造和影响了中国当时的军事制度乃至随后的抗日战争的战略布局。如此“亲密”的合作关系，加之希特勒本人的盛情邀请，国民政府似乎没有理由不对柏林奥运重视有加，

二、“国家体面”

中国代表团一行从上海出发，历经香港、新加坡、孟买等地，又出红海，进苏伊士运河，终于7月20日晚抵达威尼斯，结束了二十五天的海上生活。

储安平一直住在经济二等舱，和选手以及几位同行一起。即便是“经济二等”，据他描述，环境也还不赖，“有吸烟室、图书馆，所以还算舒服。”他每日的任务就是往国内写通信(全部刊发于《中央日报》),记述自己关于奥运会的见闻。

海行生活，日夜漫漫，不时还要经受晕船症状的困扰。此间，储安平共写下了六封通信，主题除开上岸的欢乐、思乡的惆怅、平日的趣事以外，他还忠实记录下了代表团内部类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条款款。此中内容，颇堪玩味。

“(一)......每人均系团体之一分子，每个人之言语行动，均可影响于团体之体面。而全团之体面，亦即国家之体面。所以各人务须以国家体面为重，极力注意各种礼貌;

.........

(三).......宁可牺牲个人出席竞赛资格，毋使国家临时发生不体面之情事;

(四)中国人之礼貌与欧洲人之礼貌不同，既到了欧洲，便应注意国际礼貌。

又如，代表团到达威尼斯后的《赴德须知》——

(一)我团负全国使命，主精诚团结，团员行动，各须随处顾虑国体与团集精神，一己之陨越，往往易致影响全体，幸注意之。

.....

此外，代表团到达柏林，进驻奥运村之后，还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规定以及八条住村规则，其中前四条云——

(一)精神活泼

(二)举止大方

(三)态度和蔼

(四)服装整洁

这四条今天读来简直有点规训无知幼童的味道。

一国出访，入乡随俗本也合情合理。然而如此频繁地在出国人员面前强调“国家体面”，强调纪律、服从、遵守“国际礼貌”,除了对国际世界确实所知甚少的事实原因外，另一方面，这所谓的“国家体面”，是不是也只能靠出国人员整齐划一的举止行仪来维护了呢?

更有意思的是储在第六封通信里的记述——

“经济二等里本来全是中国人的势力，可是自孟买以后，插入了一批印度选手，空气就没有从前那样的一致了。”

“这次有四五百名工兵调回意国(指意大利，此时意大利正入侵埃塞俄比亚)......他们一上来，经济二等就立刻变成了他们的世界。他们都是得胜回朝，衣锦还乡的英雄，这样一来，我们这一团人马就显得更可怜。甲板上大部分的地方和睡椅都给他们占了去，就是船主也没有办法。”

外国人员的介入，会让储安平感到船舱内空气的“不一致”也就罢了，遇到意大利工兵返国，他甚至会觉得人家是凯旋的英雄，而自己的人马相形见绌，“就显得更可怜”，以至于一无是处。寥寥数语真是道尽了弱国出征的心酸与窘迫。

在其采访柏林奥运的系列通信中，储安平记录下了中华民国首任驻德大使(“大使”而非“公使”，此亦中德邦交良好之表征)程天放的一次即席演讲，其中部分交代了中国参加此次奥运会的背景——

“中国参加世运会，此已为第三次。然一九二八年第九届世运会，我国只有职员，一九三二年第十届世运会我国亦只派选手刘长春君一人，均可认为旁观性质。本届......总数达一百四十余人，实可破天荒之大规模正式参加。国民政府又特派戴院长季陶先生(戴此时任考试院院长)为政府代表表示郑重。代表团出国时，蒋院长(指蒋介石，此时兼任行政院院长)且亲自授旗以资鼓励，报纸对代表团消息逐日详细记载，政府及国民对诸君期望之殷由此可知。”

国民政府对此次奥运重视有加确属事实。不仅教育部提前拨给巨款，蒋委员长更是“亲自授旗”，以“在道义精神与纪律上为国家争光荣”一语勉励参会诸君。在前两次奥运均属“旁观”性质的基础上，柏林奥运一下派出上百人的团队，参加田径、游泳、举重、足球、篮球、自行车等数个项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体育事业的一大飞跃。

然而这表面的光鲜却难掩中国国力衰弱的残酷事实。

即使是此次国民期望殷殷的参奥，要不是足球队先赴东南亚踢球收门票赚来一笔钱，柏林奥运会上能否有中国运动员的身影都很难说。最终的比赛结果也难孚众望，众参赛人员中惟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冲进了复赛，其余皆在预赛中便被淘汰，包括闻名遐迩的短跑老将刘长春亦复如是。储安平见状用四字感慨道，“顶觉尴尬”。

出国人员从上到下的谨小慎微、敏感多疑无疑是其来有自。一个外不可攘、内不能安的中华民国，在新的国际秩序面前，无论知识精英多么努力地学习跟进，无论政府人员怎样拼命地维护国体，却仍摆脱不了独属于此国的长久尴尬——一方面，这是一个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极广阔的疆域和顶古老的文明的“老大国家”，另一方面，她却日益衰落，不成样子，即便她从未停止过试图争取新生的努力：承载“天下精神”的现代士大夫们前赴后继，政治上、文化上的改良和革命不断，经济建设在新世纪的30年代初显成效等等，可这又如何呢?终究陷于内忧外患的弱国困境中难以自拔。

此种困境从许多年前——或许远比100年更久远——就开始生长，像无休无止的历史的藤蔓，爬过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又一个十年。到1936年储安平搭乘着赴德邮轮，准备见识世界;中国首支奥运代表团踌躇满志，准备与西方同行一较高下的时候——西北，内战的枪炮声依然不绝于耳;东北，蕞尔日本已经占去“白山黑水”整整5年。如今，就连华北也开始闹自治了.........“国家体面”，已然支离破碎;“亡国灭种”，却似乎迫在眉睫。

三、“刘姥姥”的赞叹

储安平自己对此次出游海外可说是期待有加。在寄往国内的通信里，他多次提到自己兴奋得睡不好觉，尽管工作忙碌，然仍不感倦怠。全团在威尼斯改为陆行后，他一路赞叹欧陆的风物地貌。一到柏林，又被华侨的爱国热情深深感染，“欢呼震天，国旗飘扬，这种热烈的情绪和亲爱的空气，真是令人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储还用较大篇幅描述了德国政府及民众对中国代表团赴德参奥之反应。在第七封通信里，他仔仔细细罗列出了前来火车站迎候的德政府大小官员，颇兴奋地举出了当地几种主要报纸的声音。这些声音出人意料地一致，简单说就是，全德上上下下无不对中国同胞此次所造成的“一个盛大的爱国空气和民族精神”表示惊讶以及钦佩。继之，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无论对空前豪华的奥运新村，还是对准备迎接“稀世盛典”的柏林城，乃至奥运期间“担任一切引导的责任”的希特勒青年，他都赞不绝口。

最让储欣喜的是8月1日的奥运开幕式，那天，在通信里，他浓墨重彩，把希特勒的奥运会描绘成了一个充满“和平”与“友谊”精神的大会，认为“在这一个世界运动会里，没有国家的鸿沟，没有种族的歧视........他们都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他把“柏林的拥挤”和“日耳曼精神”并列，赞扬德国民众“对于他们的国家是何等关切，对于他们的元首是何等崇仰”，下午两点采自希腊的火炬才到，上午十点街头就已聚满了人——储安平由此作结论道：“日耳曼民族是何等的精神!”

柏林奥运，希特勒是宣布开幕者。储安平在通信中写道，希特勒到会前，万人空巷，街上聚着的人都想一睹希特勒的“圣容”，甚至包括一位半盲的老妇人。希特勒到会后，“万众欢呼若狂”，“几十万条粗壮的胳膊，像铁一样直的平伸着，没有一点颤动，没有一点下斜，他们德意志的精神那时就完全在这一条臂膀上”，储进而赞叹道，“德人之拥护领袖如此热烈，实令人钦佩!”。

当日晚，一场异常盛大的开幕式表演在巨型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内举行，据说，这也是奥运历史上的首次开幕式表演。一万多人参演，都是柏林各校的学生。表演内容则是富有纳粹特色的集体性、整齐划一的各式操练。储安平对此次表演的规模和“齐整”程度叹为观止。事后，他总结说：“我们在这一天，白天里看到那样庄严宏伟的盛典，夜晚看到那样美艳奇丽的表演.........我们每个人都在满足、愉快，而且羡慕的心情中从会场里退了出来。”

90年后，回头再看这些文字，储安平对柏林奥运的描述与评价，激情明显要多于理性。他知道德国舆论对于华人之“一致钦佩”，但却不知这是纳粹宣传部门禁令之下的结果;他称赞奥运新村的“环境优美”、“设备完善”，却不知道或不在意这仅仅是独裁者希特勒个人意志的强力贯彻;他赞颂柏林奥运的最高精神乃是“和平”与“友谊”，却不知已有难以数计的犹太人遭到纳粹迫害。三年以后，希特勒更是闪电袭取了波兰，致使数千万人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拉开序幕。而1936年的柏林奥运，历史已经证明，那不过是一颗迷惑众人的烟幕弹。至于储安平称颂有加的希特勒，世人早有公论：法西斯头子，杀人恶魔，把德国绑上战车，不仅对德国，而且是对世界人民都犯下了滔天罪行。

纵观历史，令人不解的是，储安平一向被视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中的杰出代表，在57年的大鸣大放中更是一语惊人，也由此被扣了个“大右派”的帽子，至今未摘。这样的人物，又怎会心甘情愿去歌颂一个独裁者呢?

四、爱国者储安平

出国留学前的储安平已经成婚，并且育有两子。留学本是他之夙愿，即便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重大，他仍不断为留学梦想攒钱，为此还与妻子产生了不快。最终能够得偿所愿，游学海外，“做自己生活的主人”，相信站在“康悌浮地”号上的储安平定是满心欢喜，大概会有种挣脱牢笼，拥抱自由的感觉吧?这样的“自由感”难免投射到他对德国的观感上。此时再要求他看清独裁政权的真面目，经验告诉我们，那常常是奢侈的。

何况此时的世界，形势早已大变：老牌的民主国家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凋敝，民生艰难。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权却异军突起，国内经济欣欣向荣。“意德模式”甚嚣尘上。在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相当流行，国内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纷纷“倒戈”，对民主政体表示失望，著文急切呼吁“以德为师”，尽快实行开明专制或者独裁政治。

储安平对纳粹德国的认识，也未能超越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总体认知。他在看完奥运开幕式后的通信里写道：“一九一八年，他们在凡尔赛和约里，受尽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莫大的耻辱!然而，我们看，我们看今日的德国又是如何一个局面!.........二十年!二十年!仅仅二十年!.........今日的德国再也不是忍气吞声接受凡尔赛和约的德国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而让德国仍一跃而恢复了他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了。”他接着动情地反问道，“他们是德国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的振臂一呼在什么时候呢?”

中德两国间貌似相同的受辱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了储安平对德国的崇敬，他近乎认为理想的中国就是如今德国的模样——有一个精明干练的领袖，人民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然后领袖带领着人民，振兴中华。显而易见，比起个人的独立跟自由，储安平心里更放不下的还是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实际上，新版的储安平文集《强国的开端》(韩戍 / 黎晓玲 编，群言出版社)披露了大量反映储安平1949年以前思想言论的信息。

文集里的储安平，对一个“散漫”的国家、“软弱”的中央政府深恶痛绝，对“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地方不敢拒绝，中央所任命的大学校长，学校也无力发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则欢欣鼓舞。翻开他大约20岁到34岁(1929年—1943年)的文字，“国家”、“民族”、“爱国”“团结”、“富强”、“统一”等等词汇频繁出现。而何为“统一”呢?在他看来，那便是“政府法令，万民遵从”。

总的来说，储安平的思想里混杂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一些因子，还有一些洗不脱的传统士大夫的情怀。纵观他的一生，国家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始终是最重的。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建国”。而其他诸如个人的自由、人权的保障，很多时候，不过都是他为之奋斗一生，要建成一个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必要手段罢了。

这可以说是储安平思想之一维。

古老的中国文明衰落了，这个事实就像一把带勾的铁链，死死地缠绕而且是嵌进了当年甚至当下许多中国人的羞耻心上。改变这个事实，甚至是简单地承认这个事实，即便在90年后的今天，在一些人那里仍非易事。

国家，到底是工具还是目的?爱国，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如何防止有人打着爱国的旗号毁国?这或许就是“爱国者”储安平遭遇“毁国者”希特勒后发生的这段故事，提醒我们亟需审视的现实命题之一吧。

(《强国的开端》编者韩戍先生对本文完成多有贡献。特此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