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在网上溜达，偶然看到储望华先生的文章《我父母储安平、端木新民的结婚照》，我不由得想起三年前在厦门大学见到储望华先生的情形。
那是在2009年7月初，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举办 “纪念储安平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前我就估计能见到作为世界著名作曲家与钢琴家的储望华先生——储安平这一最小的儿子，因以我多年对储安平的关注和阅读经历，在储安平的四个孩子中，惟有储望华先生写出了对父亲的思念和追忆。
厦门之行果然见到了储望华先生，而且是一眼见到我就猜到这个表情悲悯的人是储望华先生。他大约六十多岁，长头发微微卷曲，身着蓝色格子短袖衬衫，打着蝴蝶结，下着浅灰色西裤，虽然一脸沧桑、表情悲悯，但仍掩藏不住音乐家具有的高雅气质。
在会议发言时，储望华先生以低沉的声音诉说着父亲储安平的往事，那声音透着深深的悲凉，让人不由得也起了悲悯之情。在他不长的发言中，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他说，有一次他做了这样一个梦：大陆和台湾要统一，双方代表团在香港谈判，大陆派出一个代表团，成员有共产党有各民主党派，其中有两个人很特殊，一个是既讨好共产党又讨好国民党，一个是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国民党，这后一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储安平。
一位来自温州的记者朋友在回忆当天他的发言时说，“他的声音是悲凉的，很轻，但听得很清楚。他说着说着，有时候话语好像突然就断了，突然悬空了，好像有更多的话掉进历史的巨大的黑洞中。”对此，我也深有同感。
在会议的茶叙时，我和储望华先生作了短暂的交流。虽然储望华先生风度很好，但我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一直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他说他看了我的文章，说写得很好。我知道他说“写得很好”，是对我的鼓励，我也相信他是真的连夜看完了会议主办者先期印好的厚厚的论文集，因为这对于他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试论作为政治家的储安平》的论文，主要从储安平的政治学专业、政论刊物的创办、他的政治评论、政治活动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作为能够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提出符合民意、顺应民心、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真知灼见的储安平，虽然他的政治见解不能见容于当时、没有实践的机会，但他也真正是一个为国为民的政治家。论文写得比较理性、客观。
在会议发言时，我没有按准备的稿子念，而是即席说了几句相对感性的话。
我说：我虽然出生于储安平先生失踪之后，但我觉得我和储安平先生是有“缘”的。我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知道储安平先生的名字和事迹，并且留下深刻印象。大约在三、四年前，我在天益网的“天益社区”上发了一个帖子：“储安平研究专辑”，这是一个长帖，我把手头上有的关于储安平先生的文字都贴出来了，这里面就包括了章诒和先生、谢泳先生的研究成果。这个帖子的点击量还挺多，说明还是有很多人关注的。一个多月前，因为想着要来参加这个会议，脑袋里不时想着我的这篇文章、想着储安平先生，那时恰逢端阳节，报纸、电视都在报道全国各地纪念屈原的各种活动，热闹非凡。我的脑子忽然冒出这么一个念头：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几千年来受到全国人民的怀念和纪念；储安平先生作为一个爱国、正直、勇敢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大意）
二
在《我父母储安平、端木新民的结婚照》一文中，储望华先生回忆了父母亲在他出生两年之后，因为感情不合而离婚。
储望华的母亲端木露西（1912－1998年），笔名有露西、路茜等，后改名端木新民。生于苏州一大户人家，曾就读于苏州振华女中、惠灵女中。其父亲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后随父母转到上海，考入光华大学。学生时代的端木露西就表现出了独立自主的性格。在光华大学，美貌而优秀的端木露西遇到了储安平，他们相识并相恋。“她是低他两班的同学，对优美的文字与情调抱着一种只有那个年龄和那种时代的女孩子才会有的倾心之爱。”1934年端木露西与储安平结婚。1936年底，端木露西追随储安平到英国留学。1938年，储安平和端木露西因抗战，学业未完成即归国，回到重庆。两人一起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社工作，储安平任《中央日报》编辑部主任。1940年7月6日，端木露西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蔚蓝中一点暗淡》，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五四模式”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大胆的反思和批评，认为妇女运动过于注重形式没有注重思想上的独立，社会上不少接受了教育的女性却成为贪图物质追逐享受的“寄生虫”、“摩登女郎”，这使“致力于妇运的人感到一种痛心”，她进一步对“新妇女运动”的出路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当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妇女是否回家的激烈讨论”。 由此，端木露西奠定了自己“女权主义者”的底色。1940年11月，储安平被聘为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教授，端木露西和储安平一起来到湖南安化县，她在蓝田师范学院附中教书。1943年端木露西与储安平离婚，二人离异后留下了四个孩子。原本储望华的大哥和姐姐归上海的母亲管，储望华和二哥归北京的父亲管，母亲端木露西再婚后，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亲这里，四个孩子都由储安平抚养。
储望华先生很不解父母亲这样一对十分般配的男才女貌、有共同的生活情趣、文艺格调交融相佐，这天时地造的一对，却不能生活在一起，“父母亲的离异，给幼小的我，心灵中留下了终生的怅惘、凄楚、孤独，内在的性格。我从小没有体验过全家大小融于一室的天伦之乐甜贻合欢。”储望华先生回忆说：“父亲和母亲，对我的教育关爱，因人处异地，从来都是单向的。后来几十年的生活，在政治和社会的动荡中，父母各自遭受着的巨大的不幸和灾难，使我终生感叹惋惜愁怅不止，悲从中来！”
三
还记得数年前看储望华先生的《父亲，你在哪里？》一文，就对文章中弥漫的深深的悲怆和哀伤感伤不已。储望华先生开篇就写道：“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
储望华对父亲储安平怀有深深的感情。是父亲的支持和鼓励让他走上了音乐之路。
储望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按说应当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充分享受家里给予的宠爱，但他1952年11岁时就被送到设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即后来的附中）去读书，跟父亲分开了六年，只有每逢寒暑假期，才返回北京家中，短暂和父亲同处一室。而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迁至北京西城区鲍家街现址后，储望华进入钢琴系就读，又在校住宿。196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住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工宿舍，每逢周末或假日，才回家探望父亲。因此，储望华在少年时期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感受到的父爱就少了许多，这成了储望华先生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父亲一直支持他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他去报考音乐学院附中。当时的录取率仅有3%，得知他考上后，父亲非常高兴，希望他能成为傅聪、刘诗昆这样的钢琴家。后来储安平在家庭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为他买台钢琴，当时1800块钱的钢琴，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1956年，储望华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他为“戴红领巾的作曲者”。第二天，储望华就接到了父亲来信：“你以前常告诉我，在报上读到了爸爸的名字，现在爸爸也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亲还觉得他在学校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方音乐，因而经常嘱咐一定要重视从中国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每逢寒暑假，必带着他走访民间艺人，看地方戏和说唱节目，为他“补课”。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这样温暖的回忆实在太少了。”
1957年，储望华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右派”，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这之后，父亲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朋友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家里也没人关照他，非常苦闷、寂寞、无聊，眼看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乱，内心的孤寂与痛苦无从言说。“父亲成为‘大右派’，对我打击非常之大，这是外人想像不到的。我心灵受到重创，由一个原本活泼、开朗、外向的人变得不善言语了”。
1958年储望华音乐附中毕业，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特别高兴，和同学们通宵达旦地跳舞庆贺。但第二天中午，正、副校长一起找他谈话，说有人贴大字报称“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反对他进作曲系，校方迫于压力，不得不把他转入钢琴系。校长说，“你可以和父亲商量。”可是储望华不到十秒钟就答应转系。储望华说：“我无奈，父亲同样无奈。”虽然储望华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这对他来说，打击特别大。他愤慨于命运的不公平，无力抗争，可是又不敢表露出来。那时候，储望华也并不是特别理解父亲，毕竟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父亲的情感也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有时候会特别怨恨他，感觉他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而“父亲好像也很愧疚，觉得连累到我们，到学校看我，给我送东西，连传达室也不进。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许是不愿意我们受到他的影响。”这是储望华第一次因为父亲的原因而受到打击。
之后，各种打击、屈辱接踵而至。读大学时，当时班里同学在班会里批判储望华，说“你的立场到哪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储望华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到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大学毕业后，和他一样业务水平的人可以报名留学苏联，而他毫无希望。文革中，他三次被中央乐团（当时的“样板团”）借调，参与创作《黄河》（钢琴协奏曲）和《十面埋伏》、《战台风》（钢琴独奏曲），可作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被人戏称为“板刷”，而同期借调的几十人都留在了中央乐团。
储望华虽多年受到政治压力，但他从不自弃，以不凡的勇气和力量与命运抗争。不让他进作曲系，就留心自学，业余“补课”；不让他留苏，就在国内钻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仍成为佼佼者，以其艺术造诣和作出的贡献，赢得了音乐界前辈、同行和学生的一致赞誉。
四
现在，作为世界著名作曲家与钢琴家的储望华先生，已经进入晚年，出国移居澳大利亚也已经三十年了，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减轻他对父亲的思念，留在他心中的那些关于父亲支离破碎的记忆，会不时地在眼前显现，勾起他不息的痛楚。
从1957年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失踪”，期间还有将近10年的时间。储望华先生常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这10年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10年后还会自己选择 “离开”？他永远也忘不掉父亲离奇“失踪”的那一幕。
1966年6月3日，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教工宿舍的储望华，回家探望父亲，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储望华知道，作为全国著名的“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是深秋的某天，储望华得到父亲失踪的消息，但没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
此前的8月31日，储安平曾过一次自杀未遂。巧合的是，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当时储安平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便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储安平被人捞上来了，押回九三学社机关，被造反派看管起来。
储安平离奇“失踪”后，当时巨大的专政机器在连续几年时间里动用了所有的力量和手段都找不到他的下落。再之后，储望华和哥哥姐姐们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生活着。一直到1982年6月的某一天，储望华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他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不难想见，这不会是时间上的凑巧，应当是有关部门多年来一直还暗中“关照”着储安平的子女们，才会选择在储望华即将出国的这一刻，做出这样一种“结论”。
“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储望华每一想到这一幕，禁不住悲从中来。
五
储安平诞辰80周年时，储望华先生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并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这首乐曲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1966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当首演的音乐声起时，我想，分离这么多年，我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灵交谈。唯愿父亲那曾经悲苦而孤寂的灵魂能感受到这一切。”储望华深情地表达着自己对父亲深深的眷念和痛悔……（储望华：《沉重的回忆》）
回想着储望华先生对父亲的情愫，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十多年前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八十多岁的学界大师季羡林教授接受访谈时，谈到他早年逝去的母亲而泪湿衣衫的情景，和他的散文名篇《赋得永久的悔》。我知道，储望华先生的悲悯之情随着时间的消逝并不会有丝毫的消退，而只会不断地加深，直到永远。但是，我想告诉储望华先生的是，其实他也应该感到些许欣慰的，毕竟，不管是1949年之前创办《观察》杂志，还是1957年的“党天下”发言，储安平先生都做了他一生中最想做的事！
2012年6月5日
海陬小城 迩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