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英淘（1952－2012）计量及数理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977年中国结束“文革”后恢复高考，邓英淘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他是从插队的河南农村考来的。有趣的是，他的父亲邓力群，40多年前也就读于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后来因为参加革命，没有完成学业。

邓英淘是湖南人，勤奋好学，智商超群。上大学前，他就读完了《资本论》，数学功底更是深厚。进北大后，除在经济学系学习，他还额外兼修数学系的全课程。当年我复习迎考期间，曾在《数学通报》上找了些难题做，其中有道题，三天三夜茶饭不思也没有做出来。有一天，邓英淘一个人在宿舍，我把题给他，他几个小时后就解开了，很得意地大笑，还朝我做鬼脸。

邓英淘思想开放，任性自然，喜欢独立思考，对呆板、固定的授课考试制度很反感，甚至不去上课，回避考试。这给他的毕业分配带来尴尬。幸亏他父亲所在单位设立农村发展研究组，他遂成为发起者和骨干。该组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研究团队的母体，后来发展为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所和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

1984年，他随发展组转入国务院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1989年调任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7年在社科院成立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一直是组织调查研究和提出政策建议的主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英淘提出，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必须另辟蹊径，探索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单说能源消耗方面的压力，就不可能重走西方老路。为此，他多年持续搜集国内外科技创新成果，钻研国内外各类理论进展，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可持续发展和互惠合作的各类典型。

我与邓英淘在北大同班，毕业后只见过一次面。大概是1988年夏天，北大经济学院学生刊物《学友》编辑部请我俩到学校座谈，纪念该刊物创刊十周年。《学友》是我们经济学系政经专业77级1班创办的，主编是邓英淘，我是副主编。

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思想理论界却在反自由化。邓英淘知道社会上对他父亲有看法，在那次座谈会上很认真地说：“有人说我父亲左，他们错了。”

我相信他说的话。我们刚上学时，他父亲来学校作报告，想听的人很多，礼堂坐不下，学校就想了个办法，用广播现场直播，许多同学站在路上听。那时他父亲刚考察日本回来，讲自己的体会，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我印象里，“后文革”时代，他父亲是第一个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领导人。

邓英淘有自己的想法，但绝不愿做任何与他父亲主张相悖的事情，这影响了他的人生抉择。大学毕业以来，他从不出头露面，回避官场。这也决定了他的研究方向——尽量靠近技术经济学，不太涉及经济体制。他一生的研究成果不少于500万字，主要是能源、环境研究，以及农业调查；20世纪90年代后，则聚焦国土整治、水资源调配和土地资源开发。所有这些研究，他都不想引起学术争论，更不想炒作。因此虽有如此浩繁著作，除圈内人钦佩，在学术界却不“著名”，这在当代中国确实罕有。这或许是因为他一直没有作为自己，而是作为某个人的儿子而存在。

邓英淘于2012年3月11日病逝。之前不久，他以长篇访谈《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为题，再版以前的一部著作，很像是学术遗嘱，也因此被某些学者推崇为“先知”。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实现能源的可再生和均匀分布，代替美国式的资源一次性使用和不均匀分布；前者可以支持多数人的现代化，后者只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主要措施是“就地城镇化”，去竞争，去市场。这可以被定义为能源的自给自足。我本人并不赞成这个思路，市场恐惧症的能源悲观主义，不是解决人类能源的出路，能源危机只能依靠发展新能源去克服。而没有市场，就不会有新能源开发。

邓英淘的去世，是他的亲友、同学的一大损失，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假如他和我一样，是一个平民子弟，可以自我选择，是否会有别样人生？这是我在告别他的遗体时所想的。想到他曾经那样的潇洒，心里一阵隐痛。

作者为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