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是邓英淘同志经过长期观察、思考和研究后提出的重要理念，也是他为之奋斗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的事业。

去年3月从媒体上得悉，邓英淘同志英年病逝，内心十分沉痛。他是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家中少有的既有大格局大思想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一位，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独出机抒，生面别开。我与英淘同志见面交流的机会并不多，记得初次见面是为了出版他与徐笑波、姚钢、苏丁同志翻译的《现代日本金融论》([日]铃木淑夫：《现代日本金融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原书的作者铃木淑夫是国际货币金融理论的权威，内容分析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货币金融机制。英淘同志担任译校，他的工作为译稿增色不少。真正有机会与英淘同志深谈大约是在1991年或1992年间，那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任总编辑，英淘同志来港公干，打电话约我晤谈。见面时，他向我介绍了在港与南怀瑾先生交谈的情况，并向我谈了他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想法，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跳蚤与大象”的比喻。当时全国正在讨论和思考亚洲“四小龙”模式，探讨比较多的是“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记得英淘同志很认真地对我说，中国不可能走“四小龙”道路，沿海地区当然可以搞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挣外汇，拉动GDP增长，但不宜复制推广到全国。从长期来看，靠这种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道理就在于量级不一样，中国与“四小龙”，就像大象与跳蚤，如果以人口作为基本尺度，那么“四小龙”合起来也要比中国低两个数量级。跳蚤可以跳到自己身高的两百倍，即使肌肉构造原理相同，大象再拼命锻炼，跳起身高一半都难以想像(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英淘同志的坦诚与灼见让我感佩。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中青年经济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经典发展道路，特别是走经典发展道路的变种，即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道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墨西哥和亚洲“四小龙”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成功地打入世界市场，它们的GDP和出口增长率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无法相比的。当然，也有不少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的改革过程和方式会有异于西方，于是就有了“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一说。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多次组织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的经济学家共同研讨中国的过渡经济学问题，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试图建立“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但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在相当多人的潜意识里改革的彼岸还是那些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模式，只不过在过渡期基于国情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做法。我们都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在改革初中期，中国经济学家产生这样的认识和想法，是很自然的事，用不着求全责备，苛刻以求。但是英淘同志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敏锐观察到中国必须走另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经典发展方式的道路，改革的彼岸并不是西方国家模式，当时相当多的人对英淘同志的观点可能不以为然，今天看来英淘同志真是可以惊为天人了。

什么是西方经典发展方式，在英淘同志看来，就是以大量耗用不可再生的资源为基础，以大批量生产的存量型技术为手段，千方百计地增加GDP，以实现国家的富裕和繁荣(邓英淘：《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着这种发展方式，希望以此早日实现现代化。但英淘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方式只能实现全球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富裕，是“少数人的现代化”道路。因为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这一著名的报告中就曾警告，全球的油气资源很快就面临枯竭了(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当发展中国家都遵循西方经典发展方式来实现现代化时，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消耗这些不可再生资源时，地球难以承受之重。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过上和澳大利亚、美国人现在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很简单，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邓英淘、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东方早报，2012年4月10日、17日)。

最大限度地控制全球油气资源，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美国在全球建立数以百计的军事基地、充当“世界警察”、深深卷入中东北非冲突的真正原因，也是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重要动因。英淘同志说得何其深刻：“西方现在的现代化，生命循环流淌的血液是石油。”由此可见，在世界资源所剩不多的约束下，大多数未实现现代化的人要按西方经典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西方的现代化方式只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且正如英淘同志所归纳的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邓英淘、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东方早报，2012年4月10日、17日)。

那么，有没有一条不同于西方经典发展方式的道路能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呢?

从1984年起，英淘同志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此进行了近30年的不懈探索。在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面前，他文思泉涌，洞见连连。1991年，他写到：“目前中国在物质限制和‘消费示范’的双重压力下推进现代化的进程，面临着深刻的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可能的图景：第一，始终徘徊在高度现代化的门口;第二，由于选择了缺乏远见的、被动地应付眼前事变的政策，在近中期内继续沿袭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但在不远的将来又不得不做出仓促而急剧的调整，并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第三，从现在起就开始准备，逐步做出适应性的富有远见的调整。中国能够成功地实现第三种选择吗?”(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统筹解决好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方式选择三个问题，找到一个综合解。

就此，他进一步指出，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即使找到了一种合理的体制，但如不能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长期发展方式，中国的现代化能否成功仍是疑问;即使在这两方面都有正确的选择，但如在国际关系方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也会使中国的现代化难以成功。关于新的发展方式，他认为从加强生物圈质能循环中获利，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为基础，是中国及世界大多数人的现代化之路，也即从加强自然循环过程而不是靠不断破坏这一过程来发展人类自身。关于体制改革，他提出在不同的阶段，根据不同的情况，把握好市场、科层、互惠三种机制的组合变换，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关于国际格局，他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后起国家争夺市场、能源而起，如今“为石油而战”，已经越来越成为“遏制中国”的观点、言论、政策、措施的公开理由。要打破西方对我们遏制，根本在于创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的跃迁。(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说到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句，近些年来，世界为争夺资源而引发的碰撞已日益白热化，对石油、水、土地等资源的依赖而引发的其他问题，这些都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并实践新的发展方式，其中有不少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英淘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坐而论道的经济学家，为了探索新发展方式，寻找多数人现代化之路。

近30年来，他与同道好友风尘仆仆走遍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从长城内外，到青藏高原，从黄海之滨到塔里木盆地，聚焦国土整治、西部开发、水资源调配、新能源革命和生态建设，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数据和案例，推广新的科技进步成果，为新发展方式和道路做最基础的工作，并经过理论思考形成具体的发展建议。他发起组织“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爬山越岭，了解和解决西部调水的关键性技术环节，提出了风电提水、超长隧洞和大型桥涵技术引水，化整为零、多头并进的建议，概括出西部调水的基本方针：“高水北调，低水东调，风水互济，提升并重，东西对进，调补兼筹”，呼吁引水再造一个中国(一百万平方公里平原)(邓英淘：《再造中国，走向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他深入塔里木盆地考察，提出了将沙漠改造成绿洲的设想：“通过配置5万平方公里陶瓷太阳能板，我们可得到净产电能4.2万亿度，淡水300亿立方米及300亿立方米地表苦咸水。依托这些基本产业，我们可在塔里木盆地开发出千亿亩沙漠作为农田、牧场和林业用地，生产出大量的生物质能，作为发展各种生物质能深加工产业的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农林牧作物的灌溉和作物的生理蒸腾，还有可能兼收改造沙漠气候之效”(邓英淘：《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他致力于可再生能源的调查，认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前景极其广阔，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三项合计约221亿吨标准煤，对于这样一座巨大的能源宝库，目前我们只利用了其中的百分之一二，随着储能技术和能态转换技术的产业化，其开发利用前景不可限量(邓英淘：《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他还沉到辽宁、山东、陕西等地的农村，收集农村沼气、养猪、养鱼、水葫芦种植等大量案例，总结基层在生物质能方面天人合一、循环互动、永续利用的好做法，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

英淘同志的这些工作和努力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这是中国学人应该具有的精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相比那些在中国迅速崛起的今天还坚持走西方经典发展方式道路的学者，相比那些整日固守书斋，从不深入底层接触民众，仅靠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奢谈“良心”，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学者，英淘同志建设性的工作和负重前行的精神是一面镜子，值得仔细对照。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平均近10%的增长速度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已深深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借助了国际市场出现“超级购买力”的战略机遇，通过构建实施非常规的独特市场体制及战略，实现了超常规的持续高速增长;近20年来，贸易盈余占中国GDP的比重高达3%强(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出口碰到了巨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依靠耗费不可再生能源发展经济的方式，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于是，又有一些人开始重新看衰中国。英淘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依托新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的一次重大机遇。

不是吗，如果我们把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余额的一部分用于西部调水、新能源开发、生态建设、国土整治，不仅可以避免美元贬值的风险，还可以启动内需，替代掉因外部环境变化出口下降而失去的那部分增长率，保持中国经济至本世纪中叶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谱写人类发展史上新的篇章。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未来的发展，甚至是千秋万代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物质基础。二千二百多年前蜀郡守李冰兴办水利，修都江堰，哺育川西平原直到如今，世代传颂;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发展方式上的探索和实践当然也会永留史册。另一方面，在当今这个“为石油而战”的时代，把资金投入到新能源革命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有利于中国缓解国际压力，顺利度过战略机遇期，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正如英淘同志所言：“从长远说，一个水能，一个太阳能，都是多年持续利用，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如此，中国现代化的基石就稳固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此不可阻挡，谁也甭再想制约、遏制中国了。”(邓英淘、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东方早报，2012年4月10日、17日)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英淘同志的三部著作——《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和《再造中国，走向未来》，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认识并理解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之路的重大意义。这三本著作，从内容上说有内在的关联性。《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并进行理论思考。作者从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意义上，统筹考虑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在其中国现代化路径的理论研究中引入有关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哲学思考，揭示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取决于能否在外部环境、内部构造和发展方式之间寻找到一种良性互动，指出中国必须走另一条不同于西方经典发展方式的道路。《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则在大量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具体回答了中国如何利用新能源，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重大问题。《再造中国，走向未来》收录了作者与其同道围绕水资源调配、国土整治及其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展开的调研和思考，并结合相关理论从技术和实证的层面予以具体分析，为我们超越西方经典发展方式，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依据。

英淘同志终其一生大声疾呼：“依托新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次历史性机会。中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吗?应该说，舍此我们别无出路!”(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还说：新的生产方式体系，包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现实的技术体系看，“功成不必在我，会有人继续搞下去”(邓英淘、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东方早报，2012年4月10日、17日)。中华民族历时五千多年，生生不息，就是靠这种远大的理想抱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靠千千万万人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奋斗。让我们一起努力，不断探索和实践，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为多数人实现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使我们的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让我们的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近平在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有过一段感人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我想，多少年后，当多数人实现现代化之时，高尚的人们也会在读完英淘同志的著作后洒下一行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