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从一位老师那里听到邓英淘这个名字的，知道此人是邓力群之子，早在1980年代就对中国现代化之路有过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读到了王小强对邓英淘的一个长篇访谈，觉得此人的确有意思。现在，手头上有了三本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邓英淘著作，翻阅之后，便更有许多感触。还是让我再多说几句邓英淘其人：邓英淘，生于1951年，曾在山西、河南插队十年，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便在中国社科院担任研究员，擅长计量及数理经济学，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直至2012年3月病逝。

这（重）新出的三本书，主要反映的是邓英淘（及其带领的“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关于中国的发展方式，简言之，（经济）基础问题的看法。三本书中的文章虽然分别写于1988至2010这二十余年间，但其核心观点以及思想逻辑一脉相承：《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初版于1991年，算得上邓英淘的理论起点，讲的是，中国要搞现代化，西方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老路为何走不通了，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替代性方案；《再造中国 走向未来》里的文章写于1998到2010年，核心讲了中国的西部问题，其中有邓英淘“调水+种草”的设想，也有他考察了西藏（东）、陕西（北）、新疆、贵州、黑龙江、青海、山西、辽宁、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宁夏诸省之后，所写的关于这些地区水土资源、产业分布、能源供应、人文教育、城市化之现状与未来的报告；《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进》收了2005到2010年文章，分析了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可再生资源的发展前景。

早在1985年，邓英淘就看到，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要以西方的经典方式——以大量消耗不可更新资源为基础，以大批量生产的存量型技术为手段，千方百计地增加GDP——来发展，一方面，在如今由后者主导的世界格局下，因失去后者当年发展的初始条件而不可能，另一方面，更会对整个地球造成灭顶之灾。所以，我们就不能走西方“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的老路，而是要走“多数人的现代化”之新途。于是，我们惟有摒弃西方“杀鸡用牛刀”的浪费型生活方式，以人与自然的生存、发展这一最终目的为出发点：使用流量技术（资源回收和重复利用的技术）辅之以节约型存量技术，树立合理生活方式（以使用价值为准则）之价值观，关心就业、教育、卫生保健，建构有效的公有产权体系，重视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共同权利，重新定义“现代化”。虽然邓英淘不否认市场的作用，认为国家要发展仅靠重新分配并不可行，但他认为共和国前三十年综合发展、适度增长的理念仍未过时。在1990年代中后期，邓英淘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西部：他的“大西线”调水方案（与《上海书评》曾经刊登的赵一凡先生访谈不谋而合），不单为了发电、灌溉，更要协调西部产业布局，缩短城乡、东西、贫富差距，为我国未来新增人口的流向和分布作规划；他对畜牧业的重视，则是回应了我国人畜不同粮（人吃肉吃得多了）的发展趋势，并联系到农业人口减少、城市化进程、新能源产业等诸多国情。还需指出的是，虽然这三本书主要涉及的是发展方式问题，但其中关于生物技术的讨论，则联系到了作者对城乡复合区，以及此类小型经济组织内涵的民主活力之期许。

我想，虽然邓英淘二十年来一如既往地使用“现代化”这个词，并不时强调“发展方式”的独立作用，我们却不能将他单纯看作工业党，也不能把他仅仅作为一个中国的现代生态主义的先知先觉者，甚至不能将其所论视为所谓“多元现代性”、“另类现代性”的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版本。这，或许都是以我们当下的死教条来扼杀邓英淘之理论和实践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应该更类似于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理想，那是对未来、对资本主义的现代之后的整全性设想。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来谈“中国梦”的话，我们所说的便是一种从观念到实体的运动，我们才有可能进而“再造中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