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31日，笔者在题为《传奇梁漱溟》的讲座中，提及梁漱溟在1953年9月18日，说出工人和农民的待遇是“九天”和“九地”，从而受到批判的史实。

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毛主席下着很大的一盘棋，可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的是“总路线”，批判“党外人士”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仅仅是一个“基本点”，是“引子”和“前奏”，重头戏，就是批判党内“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思想”，这个“基本点”，指的是邓子恢和杜润生。

杜润生，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幼年失怙，求学期间，体会到人间疾苦和不平，由学潮而踏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南局秘书长期间，针对南方的具体情况，提出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剿匪反霸，建立农会，分配土地，为毛主席所肯定。

有了这个因缘，1953年，杜润生调任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就是被称为“邓老”的邓子恢，副部长是两位才子：陈伯达和廖鲁言。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和推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机缘巧合，杜润生和邓子恢，观点高度一致，心中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图景。那就是针对不平衡的具体“国情”，主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宁肯慢一点，农民可以享有“买卖自由、雇用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农民可以采用多种过渡形式。

1953年，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为自建国那一天开始，资本主义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样，“新民主主义在桥上”，势如破竹完成三大改造，就成为毛主席很大的一盘棋。毛主席无论搞革命还是建设，具有高度浪漫主义精神，既然，早晚都要过渡，何必婆婆妈妈，何必老牛破车！为什么不可以快马加鞭？

党外人士梁漱溟，不理解战略意图也就罢了，党内农民运动的“专家”和农村工作的“专家”，邓子恢和杜润生，居然也不理解。这在毛主席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四大自由”，被指责为“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不言社会主义而企图在小农经济上挣扎，不仅是“小脚女人走路”那么简单，邓子恢的老脑筋，必须用大炮轰。七届六中全会，就是专门为邓子恢和杜润生“量身定做”，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所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把农村工作部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做法，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55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胡风事件”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都可圈可点，预示着以后可能的“形态”和“路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提前11年完成，而在1958年，中国以神奇的速度，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从大历史的角度，亚非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在世界政治经济的“生态格局”中，甩掉落后的帽子，将“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是一条很难的路。因为，人家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不可能坐视后进国家赶超。

人民公社，将农民与工业和商业隔绝。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强化和固化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农民在政治、教育、文化、社会权益的低落。通过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八百亿，支持建设的工业，多是重工业，民众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和匮乏，“后发优势”，在很长时间，不仅没有体现出来，而且，“后发劣势”倒是肆虐中国。

这段历史，因为，牵涉四亿农民的命运，更加惊心动魄。邓子恢，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经过“万炮齐轰”，也作出了诚恳的检讨。邓子恢和杜润生，都具有开阔的胸怀，挂念的并不是个人的际遇，而是天下苍生，岂是好行小惠！

杜润生，这位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被认定是邓子恢的“参谋”和“军师”，起了很坏的作用，被贬，那是自然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杜润生要被发配到农村进行锻炼，都已经做好到海南工作的准备，组织部门看到杜润生是个大学生，“量才使用”，分配到国家科学委员会办公厅，担任副主任。顺便说一下，这个科学委员会，级别很高，办公厅主任是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另一位副主任是著名报人范长江。杜润生具有难得的平常心，甘当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很快就融入了科学家群体，并且得到老辈学者的肯定，这样就留在了中国科学院，曾任秘书长，党委副书记。

杜润生性格特点是平易，加以善思考，属于典型的“智多星”，担当“军师”和“参谋”，属于本色当行。杜润生幼年失怙，但是，并不孤僻，加以曾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具有深厚的学养。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对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具有很深的体悟，所以，干秘书长，人才难得，如鱼得水。

杜润生奉命编制中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就充分展现了这一特质。笔者业余描绘中国学术地图，对大学史比较熟悉，学者教授里面，可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中关村”科学院宿舍，住着不少性格“怪癖”的大师。杜润生，首先做“功课”，深入阅读苏联和欧美科学发展的相关资料，主张“多兵种合成作战”的发展思路，有钱用到刀刃上，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觉得满意。

这样，1956——1979年，杜润生度过了二十三年的岁月。

当这一切成为“过去时”，历史已经掀开新的一页。“邓老”邓子恢，已经来不及看到这一天了，令人欣慰的是，杜润生先生，神清气朗，具有理性的清明，参与了划时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与普及。这一幕，可以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杜润生成为“三农问题”的泰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杜润生本人也六十六岁了，其实，完全可以退居二线，含饴弄孙，安享晚年。1979年，农委主任王任重，这位中南局的老熟人，提议杜润生担任农委主任，对农民、农业和农村“三农”，那种深切关怀，杜润生欣然答应，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杜润生，自从1979年“归队”，重回“农口”，1983年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位于西黄城根南街，中南海西侧，“古朴”、“厚重”的“九号院”，就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总参谋部”。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星之火”，推动成为燎原之势的“总参谋长”，就是来自“九号院”的杜润生。

往事回眸，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当代中国波澜壮阔变革的历史原点。杜润生带着年轻人奔走在祖国的大地上，中国所有的“地委”，除了西藏和台湾之外，都走遍了。杜润生主持起草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经典文献，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杜润生，“古稀之年”，迸发的“激情”和“活力”，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年轻人，王小强、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农口”，老中青相结合，联袂书写着中国的传奇。

具有胸怀和视野的杜润生，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关注和思考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先行一步，是因为，“增量改革”要比“存量改革”容易些，“增量”和“存量”之间的互动，是一篇很大的文章。

农村的改革，真正要深入下去，农民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必须关注农民的“迁徙”和“结社”两项权益，百岁老人杜润生，依然以他的睿智和情怀，深切地关注着这片大地。

（2012年2月10日，荷锄斋，删节稿刊发《董事会》杂志2012年第3期，感谢许艺峰编辑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