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关于青年畅销书作家、被誉为“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当代鲁迅”等头衔的韩寒早年成名作及其博客有无代笔的争论，成为了一台喧闹的网络春晚。始于一位互联网界人士麦田的这场质疑，在方舟子正式加入之后，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整个春节假期，方舟子几乎每天一篇基于韩寒公开资料的分析文章，抛出了诸多疑点要求韩寒回应。
但令人遗憾的是，韩寒的回应未能释疑，反而在姿态上欠缺公众人物应有的担当和涵养，出现了对麦田、方舟子的人身攻击等不当言论。紧接着，其他诸多参与者从多个方面论证分析韩寒作品代笔的可能性。由于代笔命题证实证伪的高度技术含量，吸引了大量网民围观，随着资料的共享、观点的互动，这场质疑，已经不再是名人韩寒与名人方舟子之间的“战争”了，出现了大量的民间高手参与，“考据癖”一时盛极。
不必忙着就有无代笔下结论，倒是这一场网络社会运动呈现的百态值得深思。为何将其命名为“网络社会运动”？是由于事件发端于网络，发酵于网络，且参与途径在网络平台即可得以实现，它不需要别的辅助工具，譬如它不是唱歌跳舞活动，不是全民健身运动，它不需要地缘上的空间配合，于是，参与者遍布五湖四海，早年的天涯凯迪网络社区被激活，草根思想家频出，许多海外人士也发回了他们的分析报告。
就主战场新浪微博来说，质疑和力挺韩寒的两方，呈现了不对称的风格，质疑方追求以理据说服人，以技术指标提出可能性，而力挺韩寒的一方，则出现了较为情绪化的语言风格，不管是韩寒本人还是他身边的出版商、好友，以及一部分力挺的知识分子、媒体人，他们未能与质疑一方的疑点一一对应进行论辩，很多外围支持者甚至连质疑一方海量的论证报告也没有看，仅凭微博上的只言片语，就断言这场质疑简直就是“文革式”的暴力甚至“文字狱”，而有的干脆拎起阴谋论的棒子，认为这是一场与体制配合的策划，以转移公众对吴英案的关注，这导致理性论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质疑者并非一群盲目而不爱惜自己的公信力的搅局者，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相关人员，除了麦田和众所周知的方舟子，还有文学翻译家、资深出版人、文学教授、历史学者、政治学者、具有丰富访谈经验的媒体人及一批非实名的民间高手，他们均以自己的公信力为要约，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他们研究之后的判断，这实际上是一场符合博弈理性的公共论辩，他们若判断失误，则公信力受损，若判断正确，则为社会的诚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有说出自己的判断并承担责任的言论自由，他们基于自己的逻辑出发选择履行某项公民权利，是理性人。
至于有人说这样的质疑一旦被认同，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作家人人自危，这是一种不讲逻辑的谬误，所谓“滑坡谬误”是也，无限虚化一个命题成立的条件，属于无效推理，一个不合理的质疑，在排除刻意操纵的前提下，是无法产生目前的舆论滚雪球效应的，试问一下，几十年来，文坛到底发生过几件类似事件便可得出准确判断了。
除非质疑者溢出法律边界进行捏造材料、恶意诽谤，否则，作为旁观者，不应当在未了解质疑者理据的情况下就加以“妖魔化”，期待以“污名化”而让质疑者望而生畏，继而退却，这何尝不是一种仅仅基于感情和立场的非理性呢？
如若认为质疑者的依据不成立，则应当在做足功课的时候再下场，与质疑者进行公平公开的论辩，这也有助于舆论的平衡，但这样的理性辩护者不多。
质疑总是基于可能性，因此，不可能尽善尽美，更加不可能一步到位证据确凿，但是否因此否认质疑公众人物的合法性，引起了理性的知识分子和网民的自发讨论。质疑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然不是无底线，起码的原则应当建立在不捏造事实的基础上，其次，应当是和公共利益相关的，譬如，不能侵犯质疑对象的隐私。方舟子所做的，恰恰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他基于公开文本视频资料作出分析，甚至就是下了结论，也只能作为对公众人物的一种批评来看待，如果批评无理，自然无人相信，如果有主观恶意，侵犯名誉权，的确应当诉诸法律来维权。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这样一条原则，就是对公众人物在遭受批评时的“弱化保护”原则。韩寒自愿成为公众人物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会声望，相应的，其人格权（名誉权）不可能像普通自然人那样得到完全同等的保护。因为公众人物对社会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他不可能只享受媒体的正面塑造和舆论的赞美，而丝毫不能忍受暂时性乃至有偏差的指责，公众人物占用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则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否则就是对公众的不公平。尤其是这场质疑的逻辑起点在于追溯韩寒一举成名的新概念作文比赛，有无程序上的违规，更加牵涉到公众的知情权和公平原则。
质疑不是为了打倒谁——很多人的记忆仍停留在历史记忆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在真相面前，无论左右，应当超越所谓的政治派别划分，以追求真相为最底线共识。否则，一些知识分子、媒体人今天的表现，与过去他们对被贴上“新左派”标签的汪晖在长江读书奖、论文抄袭等问题上的穷追不舍，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公共言论，应当以符合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公平公正为原则，如果丧失了这样的公共理性，那么，“民主自由”等等字眼很容易成为某一个派别的标签和专利，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作为挡箭牌和遮羞布，而看不到韩寒现象即便不存在代笔问题，也有过度消费政治成为商业明星的巨大利益链所在。究竟是在维护“民主自由”的代言人和意见领袖，还是在维护彼此的利益共同体，只有建立在对真相的底线共识上才可能辨识，一旦真相被抽空或搁置，那么，价值立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有人说，韩寒不是公权力象征，不值得对其真伪问题如此认真执着。其实，中国社会一直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符号化的反抗力量一旦与资本及媒体结合，可以产生爆炸式的能量聚合，在只有管制而无公民团体监督的第四权----媒体力量的操纵下，极有条件生长为某种话语霸权和灰色经济地带。恰如著名企业家王石在微博上所表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容不得反对派，统治阶级不容，在野民间也不容”，警惕政府，同时也要警惕资本、媒体和大众偶像，后者可以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媾和成为一股强大的利益团体，披上反对力量的外衣吞噬民众的知情权。
更有人说，韩寒有无代笔无关紧要，他起过宣扬自由价值观的正面效应即善莫大焉，这恐怕是将目的论发挥到极致，无视手段、不论程序正义的谬论了，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成功学的功利和泡沫，恐将践踏当下公共生活中的伦理底线。还有人认为，韩寒代笔门不重要，应当为了长远的民主事业而放下争论，搁置真相的追究，这恐怕又是一种雷同于目的论的功利心态。试想，如果我们对一个引起舆论如此热切关注的公共事件的真相的追求，由于存在技术上、时间上的难度，就失去了耐性和信心，那么，宣扬民主事业还是可信赖的吗？谁都知道，社会转型的阵痛和阶层分裂，其艰辛和漫长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区区一个韩寒事件的争执，那么，不经历今天的网络社区民主公共论辩，我们可能面对那样的撕裂和痛楚吗？
无论韩寒“代笔门”的真相如何，对个体的宽容原则应当践行，即便有代笔，韩寒走下“神坛”不应当是一件中国公众无法承受的事情，也不应当变成对个体的口诛笔伐，值得深切反思的是，“韩寒现象”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有无你我的一分自私与怯懦在其中？实际上，当一个偶像被推到不可预期的位置，背后的推手是值得反思的，这是一种社会整体颓废的惰性，希望有一个神话可以拯救我们，希望他为公众代言，践行，这个过程消弭了个体的力量，抹杀了个体的自由意志。
在一个相对具备公共理性的社会，无论是质疑政客还是一般公众人物，旁观者都不会觉得冒犯，而是习以为常，在法律范围内，每个发出质疑或批判声音的个体都被社会所接纳，至于得失，自是由当事者承担，旁人不会大惊小怪或僭越个体自由去钳制他们的声音。如果，质疑某个公众人物，让旁观者觉得冒犯甚至暴怒，那么，这个社会生态是不健康的，已经潜藏着某种“神话崇拜”，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偶像或托志之人遭受一丝一毫的非议。这样的社会，只能说，民智仍未开，个人崇拜阴霾未散去。
打破神话祭拜，真正的启蒙，应当从我们自身开启，以敢于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为伦理起点。（环球时报 2012年2月2日，见报有删节 ）【注释：众多专家和网民的讨论对本文亦有贡献，我的团队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十指敲打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替我完成了本篇作文，特此一并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