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雷滚滚的方韩大战随着法律的介入而要开演下集了，趁着中场休息，谈一点个人感受。此战本是文坛盛事，非笔者所能道白。一方辱骂恐吓，一方绳之墨之，观之，寒之又寒（寒寒）。此战事涉公知，也就中国社会的思想界领军人物们，笔者试图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方韩之战，而无意进入战区，以个人是非来判定是非。

韩寒遭此一劫，“韩三篇”是其背景，这当是广为认可的结论（包括韩本人）。以韩早有的文章看，本就是文化犬儒，而这“三篇”尽显政治犬儒之相。眼明者早应看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对这“三篇”出炉不感惊讶，亦早有提防。回头看，杨恒均、李承鹏、李钟琴、许晓芸等公知的反应最为及时、得当，守住公知集体的最后一点尊严。大部分公知对此应对失据，胡说八道，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不知所措。盘据在中国思想界上空的江湖学者们集体表演一回犬儒主义大闹剧，令观者哑然失笑。好在故事终于还是终结在思想发展的必然之环节上，只不过形式上的偶然性令情节更有趣罢了。

方韩之战的结局篇还未上演，结果当然不可测知，但起码韩方自辩时，陈述出当年韩学习和阅读了大量书籍，不学而知的神话已打破，张铁生式的反智形象已瓦解。这当是一喜吧。

韩寒被人称为“当代鲁迅”，而韩自己却并不认可。鲁迅有“捧杀”和“棒杀”的说法，很形象，也很深刻，深刻到了不领悟者就要领受这双重天的关照。听说韩悔当初趟文学这潭水，闻之令人心酸。但这种反省无疑走错了门径，如果韩能听李敖的话，玩玩赛车，写写小说，不去玩什么知识，本该一路消沉，一路潇洒，安逸人生。可韩不甘于即有的生活，终于铤而走险，也终于有了今日一劫。

无论法律的结论是什么，作为思想家的韩寒死去了，但作为文学家、艺术家和赛车手的韩寒还应有其应有的位置，也望韩寒莫因此事而气馁，本想再慰勉几句，但见其即有之作品，当文如其人，内心十分的强大，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很多人揭示出这一点，用意却是在阐述世态炎凉，公知们薄情寡义。必定“民主不是攀亲戚”，情与理两分吧。韩寒不喜鲁迅，时代也抛弃了鲁迅，没谁再主张“痛打落水狗”。这也算一种进步。

当代的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代，在很多人困惑于生活平庸的日子里，中国社会快速地行走在人类思想史上几千年的历程上。随着旧有思想成就的重温，不断有人探寻到自身的历史契合点，终而成就砾石般的沉积，成为一闪即逝的时代过客。面对纷纷滑落天际的巨星，我们应该告诫自己，我们还应葆有对新知的热度，我们都不是那个在黑暗的山洞中求到真知的查拉图斯特拉。也许在我们所坚信的正确天空上，还有巨大的臭氧空洞，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特例的中国，特别的时代，而历史是会重复的。

方韩之战所昭示出的思想发展的趋势，那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在一步步拒绝肤浅与庸劣，渴求深刻与文明。中国的社会至此以完成卢梭式的启蒙，进入康德式的启蒙时期。拒绝长大的中国被时代粉碎了最后一点留恋。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的未成年状态走出。”换成中国圣人的说法，就是“汝为君子儒，莫为小人儒。”康德以举例的方式解说“未成年状态”：当书本代替我们的理性时，当某个精神导师代替我们的自主意识时，当医生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特定食谱时，一句话，当我们屈从于某一权威而不愿自主思考时，我们就处在“未成年”状态。

“无知、无耻、无畏”是个性的张扬，而不是理性的复苏。孟子喜说“人皆可为尧舜”，这个“可”字，是“可能”的意思，可能也可不能。思想上的懒惰者是不配拥有高贵的思想的。康德说：“为什么有这么大一部分人，在自然早就使他们不再依赖他人的指导之后（自然方面已成熟），却乐意终生羁留在未成年状态？为什么另一些人那么容易自命为他们的监护人？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懒惰和胆怯。未成年状态是如此之舒适，如果我有一本书代替我拥有知性，如果我有一位牧师代替我拥有良知，如果我有一位医生代替我判断饮食起居，如此等等，那么，我就根本不需要再操劳了。我没有必要进行思维，只要会付款就行了，其他人会代替我承担这种伤脑筋的工作。”

我们没有理由推倒一座神（毛），再在原地造一个新神（韩）。折腾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