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右派为什么排斥儒家宪政呢？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建立三权分立的现代宪政政体出现，儒家如何会开出宪政来呢？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章立凡先生嘲笑说：穿越时空，学理不通；儒家宪政，假大虚空。

其实在西方民宪理论成熟前，西方也没有成熟的民宪理论，这不是事实嘛？西方在学理传统上有反民主传统的，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处死的，所以柏拉图主张哲学王，他在《理想国》里勾勒出的是一幅独裁专制的乌托邦。有的西方学者反思二战灾难时，甚至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法西斯的祖宗。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西方民宪理论出现前的西方哲学一点价值没有？言必希腊的自由派们当然不会认为西方哲学有错，但就便说到这个份上，他们也不会认同儒家思想有什么价值。自称学界游魂的易中天先生说，与其在儒学中汲取什么价值，不如在墨家思想中开出平等，在道家中开出自由。

那么我们接着谈。西方民宪理论的出现是在明未之后，也就是“中华文明道援西方”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西方民宪理论”是学习中华文明之后才产生出来的。进一步说说西方“民宪”理论就是中西文明共育出来的。这虽然是事实，也不会得到以西方文明传承者自居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们认同的。自由主义背景的著名史学家袁伟时先生大吼，就算是现代西方文明来自中华文明又怎么样？儒家照样还是腐朽、落后的。

那么我们再接着谈。自由主义者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宪法，儒学者为什么非要在古代文明中找依据呢？儒学者们是不是要否定“三权分立”原则呢？比如要搞什么通儒院，让衍圣公当皇帝之类的。这些主张确实有儒学者提出来，但是他们只代表他们个体，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在当代儒学界内部受到的批判比来自由主义者的批判更为严厉。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张君劢（梁的弟子，47宪法的持笔人）为代表的近代儒学政论发展史的结果看，高端儒学界早就普遍全盘接受了西方宪政理念，牟宗三先生的三统论也为当代中国的儒学界发展规范下了基本格局。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儒学者还要非要搬古书，而不直接搬西方宪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辛亥革命之后，我们中国就建立起来民国了，可是孙中山之流的自由主义革命者却通过二次革命把它葬送了。以至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最后，鬼子来喽，且于四九年建立起激进的平等主义政权，以至遗祸至今。换句话说，如果自由主义能够在中国建立起民宪政权，那么儒学者也就不会这么费力了。用孔子的话说：天下有道，丘不易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不能建立起民宪呢？他们本身是一群散沙，要想聚沙成塔，就必须有一位像孙中山、毛泽东式的谋国英雄，也就是专制主义者做领袖，结果会把中国领向何方，让人心里没有底，另处，自由主义本身是不讲道德伦理的，这势必导致其基层群众的民粹化。那是可以预见的灾难性力量。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在学理上无法避免领袖的专制化和基层的民粹化，而这是儒学者们对自由主义最不放心的地方，因为即便是其当代的领军人物也不过是一群精致的理性自私主义者，他们的心思无法猜。当年的孙中山、毛泽东哪个不是谈起民主来一套一套的？可他们最终做出来的是什么呀？当下中国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儒家如何把民主宪政这把锋利之刃从自由主义这个小孩手中哄下来、骗下来或者抢下来。总之，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胡适先生那里传承下两面旗帜，就是“反儒”和“民宪”，除些之外，就剩下从西方搬书的能耐了，他们的脑袋里只有西方思想的一具具死尸，从来不会独立思考。从中国自由主义的百年历史上看，没有形成一部可值瞠目的政治理论，只不过在用一些从国外二、三流思想家那里搬来的理论不断满足他们不求甚解的思想追求，满足自我的陶醉之情。只要把“民宪”这面旗帜从自由主义那里搞下来，他们马上就会裸露出空虚的灵魂。这一点他们也很清楚，所以拼命保卫自己手中的“民宪”控制权。比如，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方绍伟先生惊呼，以前听说过反西之儒、反法之儒，怎么现在又出现了同西之儒？不得了了，了不得了，一定要再次打倒孔家店！打！打！打！

如果你说，难道中国人只可以向西方学用电灯、学吃面包、穿西服，难道就不可以向西方人学管理、学政治制度吗？自由主义会回答，当然可以，但儒家不可以。那么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可不可以呢？他们会回答，基督教当然可以，因为那是来自他们心理宗主国的宗教，而佛教、道教也可以，就是不许儒家染指。

那么民宪在你们自由主义手上有什么用呢？当然是自由的玩呀。可以狂热的要求政府马上兑现民宪，也可以像方绍伟先生那样搞出来了“民主公地论”来反对民主，或者像韩寒那样主张放弃民主，而这些人却可以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在自由主义把持的舆论阵地上被树为标志性人物。当下的中国，自由主义把个“民宪”操个稀吧滥，但他们绝不允许儒家来碰民宪。袁伟时先生高呼：难道读点《四书五经》就可以蹲在我们头上拉屎嘛？当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场，好比自由主义这条狗叨着“民宪”这块肉到处跑，而儒家这个家主人在到处追。

著名学者储成仿先生赞成笔者所说的“左的专制制度与右的不道德主义相加”是中国当代的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结症，可是他却反对我所主张的儒宪道路，而快意的提出来“瘦身革命”的理论。那么革命能不能瘦身呢？严复先生反思辛亥革命失败，曾打了一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民宪就好比马蹄子，装在中国社会的牛身上，也无法让这头牛像马一样跑得那样快，要想让中国变成骏马一样跑起来，那就只有把中国里里外外都变成马。也就是说民宪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追求，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不只是不得不做的事，且是大多数人的内在价值皈依。民宪应成为中华固有文明，而被文明固化，变成一种自发的内在需求。

能不能先民主再儒化呢？也就是“先污染，后治理”。其实，这不过就是历史上早有的思考，当年就有这种提法，要用西学把国人变成利爪的野兽，但结果利爪却都伸向了同胞。

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有“拒绝好人革命”的传统的，当年著名的儒学大师梁漱溟支持胡适为文化统帅的民主宪政运动，想为革命敲边鼓，结果被胡适先生严加斥责，在一片嘲笑声中被逐出民主革命的阵营。中国伟大的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大师在反思那段历史时，痛苦极了，认为这是造成民主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正是由于拒绝好人革命，导致自由主义阵营变成一群道德垃圾乘以一堆文化废墟。同时，他还注意到了自由主义与民主宪政间的张力问题。不幸的是这种反思还没完成，殷先生就驾鹤西游了。

自由主义者也不都是不学无术之流，那儒家该如何把民主宪政这把锋利之刃搞到自己的手中呢？靠哄是哄不下来的，靠骗也骗不下来，只有真刀真枪的做学问了，生生的抢下来，这也是当代儒学者们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路子分头在走，一部分儒学者在向上溯源寻找自身文明的宪政资源，一部分儒学者深研西方宪政理论，重构新的《政府论》。随着一批批有良知的自由主义学者转变为儒学者，这种学术进展越来越快。当儒学者们为每一次的进步而欢呼的时候，也伴随着自由主义伙同其它反儒势力的一阵阵、一声声的哀鸣，就像狗嘴里的肉又被拽下来一点似的。

可巧的是西方宪政学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学术规范，也就是说，一问到什么是宪政他们自己也糊涂，同时他们的《政府论》也极不完善。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国家契约论”，而这是不着调的说法，只是一种学理假设，根本就无法完成古今中外的政府职能的解释。从零处着手，价值重估，这是当代儒学者们面对的局面。《洪范九畴》《荀子》等相关儒学理被不断的解读。一个全新的，且兼容古今中外各种政制样式的《政府论》及宪政法学学理正在众多儒学者手中一点点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