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学术化是哲学的开始。泰山之畔，泗水之滨孔子谆谆教诲弟子“当仁不让于师”的时代，另一个文明也在狭窄的爱琴海海湾开始孕育。亚里士多德声称：吾爱吾师，然吾更爱真理。如果说孔子是以师长的身份启发学生建立起真理面前无师徒的学术精神，那么亚里士多德则以学生的身份向真理宣示，在自认为正确的时候，绝不顾及师生情谊。东西方第一次完成了跨时空的师生对话后，开始分道扬镳。

我们无法忽略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与他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孟子以浩然正气游走于手握生杀大权的各国国君中，并以他那技巧高超的雄辩搞得国君“亡顾左右而言他。”同在那个轴心时代的苏格拉底满大街追赶着老百姓，以诡辩的话术搞得人们忍无可忍，最后以民主的方式处死了他，苏格拉底成为第一位“思想”的殉难者，与此同时，民主也成了思想史上“多数人暴力”的背后隐喻。苏格位底的学生柏拉图悲愤地构化出一个理想国，主张学而优则仕，进而提出要独裁，要当国王，这也就是著名的“哲学王”命题。亚里士多德之后不久，柏拉图的理想国时代到来了，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思想停止了摆动。直到小圣人维特根斯坦的出现，才开始重新思考，以前的哲学思考史被他们自己推翻了，当然也就可以我们所忽略不计了。但西方现代哲学只是从所谓的希腊三哲那里承接了哲学之名，连哲学的概念还没有搞清楚；哲学家们的思路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通过对语言的数学解决，来完成最终的数学对生活和世界的计算，说到底，背后的隐喻是“哲学就是算命”。

从“金山不是山”这一现代哲学命题的提出，就可看清西方哲学家的哲学水平。“金山不是山”，完全意义上等同于“白马非马”论，那个哲学家诡辩说：金山必定不等于方的圆。OK，这又回到了“事实就是事实”这一哲学的原始命题上。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哲学史的一个循环，进入了哲学的蒙昧期。混沌沌一片，连语言都丢失了。

西方现代哲学史上的“语言丢失”，源于黑格尔“文法即逻辑”的哲学命题，这当然是正确的一个命题，可是哲学家们有限的数论知识无法完成语言与逻辑的勾连。于是，开始了穷语言，哲学家们认为语言被污化了，要用没有被污化的诗歌来替代哲学家的语言。罗素把数学家费雷格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命题的方法介绍给哲学界的同行，从此，开始了百年的“语言的转向”，即以算术符号的方法解决语言的命题，即算术命题（算命）。

罗素是维特根斯坦的老师，但这二位师徒比作孔孟的话，却是孔孟倒置，罗素很有孟夫子那样的热情与真诚。但这位“热烈的怀疑者”却被后世哲学家怀疑，因为他不具备“家族特征”。于是，他的“热烈”被怀疑，他的“怀疑”也被怀疑。所谓的“家族特征”就是基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哲学家应清楚、精准的说出自己精准、清楚知道的事，对于不懂的事，闭嘴。”这个命题产生的哲学家特征。目前的所谓哲学家们的“家族特征”的表现形式背后的隐预：我想尽量做好，最低保证无害。于是，哲学家们分别在自己可以把控的领域里基于“算命哲学”手法，开始原始探索，如生命哲学、死亡哲学、心灵哲学、反宗教哲学……似乎铅笔哲学、像皮哲学也呼之欲出。

其实，称罗素与维特根斯坦是孔孟倒置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位东西方哲学家共同认可的人物，那就是康德，康德用厚厚的三大本书（三大批判）表达了两个东方人一听就懂的基本命题。即：“上帝是不可证明的。”“自由是不可证明的。”这实际上就是东方哲学谙熟于心的双遣辨证的问题。如果这两个命题可以被后世的哲学家们准确把握，那么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哲学之灾。应该说康德为西哲之圣，罗素是亚圣，而维特根斯坦是小圣人。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那个命题，在汉语境下建立“恒等格”，利用“管的益损”表达意思，那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孔子认为，这是“知（智）也。对于西方哲学意义之重大，不只在于他显示了自身的智慧之光，更重要的是他完成了哲学的反转。

西方哲学是黑格尔倒立起来的，如何把哲学倒过来，一直是西方哲学界最为头痛的事。这一倒立的哲学催生了三大哲学狂人：马克思、费罗依德、尼采。费罗依德完成了对人类的侮辱；尼采展示了人类的狂妄；马克思哲学背后隐预的哲学命题是“人是应该没人性的”。

黑格尔把哲学倒立之后，必然二分为两个哲学的错误路径。他自己出入一条，另一条为马克思所发现，激动万分的马克思大声的向世人宣布，我把黑格尔倒立着的哲学倒过来了，我完成了“哲学革命”。马克思哲学举着镰刀、斧头在革命领袖的带路下，从欧洲中部经俄罗斯一路杀向中国，杀去人命无数，杀得中华大地白荡荡一片，史称“哲学之灾”。直到今天，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依然被这种哲学占据着，指导着人们如何从激进走向堕落。这也算是东西方哲学的第一次照面，但就像他们不理解中国人的智慧一样，中国人也无法理解：枪杆子里怎么还可以出哲学？

纵观西方哲学史，他们好像是一个不适合研究哲学的民族。对他们的哲学思想周天巡礼，普遍混乱乱不堪入目。他们的宿命好像就是让脑袋里进个虫，去信宗教，然后搞点科学研究。是一个可以深刻，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智慧的民族。

现今西方哲学界的困境很好解决，他们己经认识到他们的语言有问题，确实如此，哲学界想利用数学符号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确实很对，问题就在于怎么让用数学符号表达。我口算了一下，用十七个数学符号，也就是建立十七进制就可以完成精准的哲学表达。但鉴于他们是个多嘴多舌的民族，可以考虑在二十到三十之间选一个数，个人感觉用二十六位进制比较恰当。为了方便记意，可以加上音标，这样就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哲学黑话”体制。实际上，因这种“黑话”完全成可以表达人的各种思想和情感，所以，完合可以用这种纯净的新哲学语言代替现有的人们日常生活用语，这需要从儿童抓起，也就是从A、B、C……二十六个英语字母学起。当然，这种语言因为是符号语言，必然要带来新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需要重新建立新的二十六个字母的哲学符号体系。唉，人呀，人呀，怎么不生而知之？我想这是当代西方哲学的终极困境。语法就是逻辑，语言就是思想，思想就是命运，命运就是让脑袋里进个虫，去信宗教，然后搞点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可以深刻，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智慧的民族。可是他们又发现科学走到了尽头，是到了该学会思考的时候了，那么就建立二十六位进制的表达方式，然后……循环吧，总不能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吧？只要不害人就好，别再发明出什么新哲学，再一次举着镰刀、斧头跑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