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选拔培养官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固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中国作为东方发展中国家，与其他东方国家更具有文化习俗背景的类似性，因此东方国家执政党选拔官员制度更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一）官员选拔的范围：封闭式任用与开放式撒网
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在选拔官员的范围上倾向于封闭式任用，在选拔官员时赋予某一种族优先权。马来西亚的种族政策是以单一种族马来族人为先，华人通常被排斥在外，这决定了马来西亚大部分官员都是从马来西亚贵族中选拔的。为了引进“新血”，马来西亚设立了巫青团，但是，巫青团在吸纳优秀人才来实现向巫统人才输出时，为确保马来人的优势地位，采取了称之谓“固打制度”的形式来作为限制条件，对马来族群实行政策倾斜，在机构中始终以吸收马来人优先。但是，这种封闭式的种族优先“固打制度”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已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拔官员的范围上则强调开放式撒网。该党认为，招揽人才的大网应该撒得宽、撒得远。例如，新加坡第一任内阁九名部长当中，只有两名是新加坡出生的，其他七名则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李光耀曾把外来人才比喻成进口零件，他说，我们一直都像美国的太空梭，应用两支火箭来推动进入太空。我们有一支新加坡自制的火箭，但为了有更大的力量，我们还有另一支用进口零件在新加坡装配的火箭，我们要努力继续拥有这两支火箭。
为了招揽外来人才，新加坡于1980年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色人才，另一个委员会负责协助这些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安顿下来。新加坡官员到英国、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招揽人才，在大学校园里同有潜质的亚洲学生会面，设法引起他们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兴趣。为了引进和留住人才，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政府仿效美国跨国公司的“提早收割”法，根据学生在毕业之前的学业表现，招募尚未毕业的特别聪慧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工作。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政府抱持“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理念，采取“高薪养贤”的举措，给予各类高级人才很高的待遇，使他们留在新加坡，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新加坡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官员选拔的模式：“人才找党”与“党找人才”
马来西亚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使人们对执政党产生了依赖心理。因此，任何一个想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都宁愿选择加入执政党，而不愿参加反对党。换句话说，如果你有志于从事党政工作，你就必须主动地向执政党靠拢。久而久之，马来西亚巫统在官员培养和选拔方面就形成了“人才找党”的模式。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了选拔合适的人才作为本党参加国会大选的候选人，特别是为了选拔具有部长素质的人才，采取的是“党找人才”模式。具体说来，就是人民行动党看中某人后，会主动找这个人，劝其入党。然后，再作为党推出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参加大选。李光耀指出，要是完全听其自然，等着积极分子毛遂自荐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根本不可能成功。新加坡前议员吴俊刚的从政经历，可以典型地说明新加坡是怎样“党找人才”的。吴俊刚本来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政治记者，1984年大选来临之际，他接到了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的电话，邀请他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国会大选。事后，吴俊刚回忆，如果没有人民行动党的主动邀请，他现在可能还是一名记者，而根本没有办法走上议员这条更能发挥个人才能的道路。
（三）官员选拔的方式：普通党员选举最高领导机关与干部党员选举最高领导机关
在马来西亚，政党选拔接班人实行“高层”、“秘密”、“妥协”的政治运作方式。决策过程限于政党联盟中各政党的领袖之间，党的中层、基层无权参与。政党领导人不得将其他政党领袖的观点在本党扩散，更不得在本党和群众中进行煽动对最高决策及其决议施加压力。高层决策不是采用投票方式，而是通过说服、协商和讨价还价达成最后妥协。这种方式虽然与西方社会所宣扬的民主有所出入，但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党内腐败，避免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防止了党内专制、极权现象的发生，维护了政党制度对内的自立性。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选拔接班人也有着相似之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其最高领导机构是由普通党员的代表选举产生的。为了避免所谓的异己分子进入党的高层，人民行动党后来修改党章，采取了天主教式的选举制度来选举自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天主教组织中，教皇是由大约100名红衣主教采取闭门开会的方式推举出来，而红衣主教则是前任教皇委任的。模仿上述制度，人民行动党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党员区分为两种：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普通党员通过党总部或党支部的批准可以直接入党，干部党员则须由担任议员、部长的党员推举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方可加入。干部党员相对于普通党员来说，人数少很多。普通党员没有选举权，干部党员才有选举权。这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产生干部党员，干部党员又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行动党领导人认为，干部党员是精英，普通党员是民众。精英选领袖，所选领袖一般更具“内才”，即运筹帷幄、治理国家的才能；民众选领袖，所选领袖一般更具“外才”，即鼓动人心、操纵民意的才能。相对而言，人民行动党更重视运筹帷幄、治理国家的内才。吴作栋曾以选拔足球运动员为例，选拔参与世界杯比赛的国家队足球运动员，不能由“只看热闹”的观众选择，而应该由“会看门道”的教练选择。观众选择的多是有“外才”的人员，教练选出的才是有“内才”的人才。同样，太平盛世也许可以让只有外才、没有内才的政治领袖滥竽充数，但是，危机时期就能显示出具有“内才”的人才的重要性。例如，SARS为患之际，新加坡人就感受到了一个会办事的政府最实际、最重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天主教式”的党内选举制度虽然被一些人批评为不够民主，但是，批评行动党最激烈的新加坡反对党却也采纳了这项制度。
（四）官员选拔的途径：上级委任与竞争选举
在选拔官员上，泰国泰爱泰党的领袖以是否对自己忠心为衡量尺度，任意委任对自己忠心的人，并努力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职位上，以保持自己对这些官员的影响力。泰国泰爱泰党成立后，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大量地兼并其它政党，而且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该党领导人会有意识地把重要的职位委任给对党的力量壮大有利的人。例如，他信将旅游与体育部部长的职位给了颂塔•耶昆本，以换取他在下届大选中旗下的人加盟泰爱泰党。而在素瓦•立达巴攀将自己的国家发展党并入泰爱泰党后，他信更是将总理继任者的重位许诺给他。这种做法无形中使得很多官员卷入到政治斗争中，进而导致上层领导集团纷争不断。
印度国大党在领导人接班人问题上曾不顾宪法程序和党的惯例，仓促委任人员填补权力真空，结果致使任命的领导人得不到拥护和认可，导致党内分裂。这主要是由于印度第一代领导人尼赫鲁在连续执政17年期间，集党权、政权于一身，未能做好党的继承人和总理人选的挑选、培养工作，也未能提出一套程序化、制度化的党的领袖和总理产生模式，以致在他去世后委任的领导人得不到认可和拥护，为引发党内斗争埋下了伏笔。
过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内官员多数是由上级委任的。但是，近年来，为了顺应民主化潮流，该党渐进地引进了竞争选举方式。例如，成立于1980，宗旨是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运作决议的行动党总部执行委员会，其成员以往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为了配合党的自我更新工作，减少由上而下的委任，增加由下而上的竞选，行动党于2004年7月3日第一次通过投票选举两名总部执委，即5个分区的60名选定党员聚合在一起，推选出两名总部执委；其余总部执委则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60名参与这次投票的党员，是5个各分区选派出来的代表。他们此前分别在5个分区当选为区委。过后，每个分区从当选区委中选派两名委员竞逐总部执委。候选人共有10名。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候选人都进行了5分钟左右的竞选演讲。总部执行委员会秘书黄永宏医生说，这次选举是行动党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里程碑。新当选为总部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邓素清说：“应使党的内部改革程序合理化。我憧憬党干部不只能入选总部执委，也能有机会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
（五）如何借鉴
重视对官员的培养和选拔，是提高官员队伍素质、夯实执政党的执政根基的基础性工作。立足我国国情，借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执政党在选拔官员方面的经验，我们应该做到：
第一，要顺应“全球化”的时代要求，拓宽视野打破各种界限寻找使用真正的人才，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和肤色，全面开放地选拔干部。
第二，要顺应“公开化”的时代要求，切实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以“德才兼备”为标杆，既注重干部的能力要求，又重视其个性品德，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给每个人以平等的机会，选拔具有公信力的干部。对“人才找党”和“党找人才”两种模式的优点兼收并蓄，主动发掘各地方、各层次和各年龄段的人才，充实到干部队伍中。
第三，要顺应“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时代要求，采取更加公开民主的方法选拔干部，逐步引进竞争性选举的机制，既要有上对下的选拔，更要有下对上的选举，依法选官。逐步完善选拔干部的相应制度，依据刚性透明的预设程序，增进选拔方式的透明性和公开性，推动民众参与，提高选拔优秀干部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并以此增进执政党自身的活力和廉洁，也以此赢得人民的更多认同和支持。
第四，要顺应“专业化”的时代要求，建立健全干部专业培养机构，总结完善干部培养方法，制定相应的选拔干部的法律制度，形成一套完整的考评考核机制。既要倾听民意，更要依靠现代专业测评方式识别人才。选拔要有明确具体的目标，注重通过后天专业的理论教育和针对性的实践锻炼，逐渐提高干部的能力，让人才治国，而不是让庸才误国。来源: 《理论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