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道，意味着坚守价值永恒的天理，需要以贤人政治、权威行政加以实行；地道，意味着立足现实时空的实地，需要以理性政治、动态行政加以实施；人道，意味着顺应世俗社会的人心，需要以多元政治、民主行政加以实现。如何在三道理念的冲突之间谋取平衡，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这就是新加坡的“王道”理性政治。并具体表现为李光耀的三论：“行得通论”、“鞋论”、“存而不论”。
在邓小平和李光耀之间有这样一个掌故。1978年，邓小平看到新加坡的建设成就时非常高兴，对当时的总理李光耀说，“恭喜你，你是中国以外惟一的一个华人总理。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早年留学法国路过此地，当时这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城市。”李光耀用华人惯有的谦虚口吻答道：“哪里，新加坡是小地方，容易管理”。邓小平喃喃地回了一句：“是啊，要是我管的是上海这么大一个地方就好了”。听到此话，李光耀似乎有点儿不服气，他说：“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的苦力后代、打工仔后代，家无寸土、目不识丁。中国留守的都是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后代，你们的素质更高，新加坡可以做到，中国当然可以做到，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听了李的话，邓小平沉默了。
上述谈话过去了30多年，但两位伟人独特的治国理念却深刻地影响着各自的国家。有人将邓小平的政治理念概括为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其实李光耀也有三论：“行得通论”、“鞋论”、“存而不论”。“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这就是立足实际的实用理性；“政体的制定就像穿鞋子一样，穿得越久，就越觉得合适……”，这就是尊重旧有传统的渐进理性；“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这就是避免无谓争论的实践理性。
经过近半个世纪，新加坡已经从一个小小的岛国变成了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从一个苦难之邦变成了一个繁华之都；从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贫瘠之地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人民行动党执政50多年，如何将一个弹丸之地变成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如何一直保持党的高效、廉洁？要求解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深深地走进狮城，了解它的政治传统、治国理念、政治体制和制度特点。
一、重拾儒家传统观念
新加坡华人占76%，儒家的很多传统在狮城被继承和延续了下来。有人甚至就认为，新加坡的经济飞跃是由于儒家传统的作用。吴作栋先生曾举例说明东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华文课本第一课“爸爸早，妈妈早”，是一种富有伦理精神教育；英文第一课“a是apple”，则是一种纯知识灌输。华人老人多抱着自己的孙子，叫“含饴弄孙”；西方老人往往抱着一条狗，可以叫“含饴弄狗”。
新加坡有一个价值观――“家庭为根”，家庭是社会的根基，家庭稳定了，社会就稳定。李光耀说，小孩必须在父母、祖父母的关怀下才健康成长，因为祖父母有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要告诉他们。为此新加坡出台了很多政策。如果小两口婚后还跟父母一起住就能优先买房，如果跟祖父母一起三代同堂则优先更多。在新加坡的小区中，建了一种三室一厅和一室一厅相联的房子，三室一厅给小孩和他们的父母住，一室一厅给年老的祖父母住，这样彼此之间既可以互相关心又有独立性。新加坡政府还制定过这样的政策：如果你在离父母五公里之内居住，买房的时候国家补贴1万新币；如果你开车去看父母，在父母那边停车有半价月票的优惠。
在国家提倡家庭观念的同时，政府的家长情怀一直没变。西方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既然是恶，就要限制它作恶。因此，西方提倡一个小政府，提倡一个守夜警察角色的政府，“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干预”。中华文化的观念正好与此相反，它是把政府看成一个“必要的善”，既然是善就要去行善、作为。因此，新加坡有一个强大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多的关爱”，其角色是操心父母。领导人有的是家长式作风、父母官意识。李光耀的施政手段像“家长”。不过，世易时移，新加坡领导人的作风也在与时并进，吴作栋似“兄长”，常有爽朗笑声的李显龙更像一位“朋友”。而适时而变，本身就是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儒家精神。
二、重温中共优良传统作风
李光耀在执政之初回顾人民行动党发展历程时说过：“人民行动党基本上是革命者的运动，而不是改良主义者的运动。”今天，我们经常讲中国借鉴新加坡，其实，历史上人民行动党还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
首先是精神层面。人民行动党建党之初，存在两派：非共派和亲共派。该党之所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与“亲共派”的存在大有关联。为了经得住“亲共派”的攻击，“非共派”必须提高道德水准。林清祥是“亲共派”代表，此人的清廉和全心全意为理想奉献的精神深深影响了行动党的很多成员。其次是技术层面。中共的群众路线，中共的宣传策略、中共的基层组织建设等都对行动党有很多示范启发作用。所以，人民行动党的很多做法让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感到熟悉、亲切。从某种角度来讲，新加坡继承并保持了我们过去的优良传统――与其说学习新加坡，不如说重温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强调与群众打成一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直到今天也常常用到与人民打成一片这样的词汇。2008年7月2日，《南方日报》记者专门到新加坡观摩李显龙接见选民的场景。在题为《李显龙：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场景描述：“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总理不时拿出手帕擦汗。”我知道李光耀是比较怕热的，按照遗传基因的规律推断李显龙也应该怕热。但这个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这个场景表现的就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新加坡现在还有一个类似的制度安排。国会议员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个晚上接见选民。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是新加坡工业之父，经济腾飞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接见两个选民时，其中的一个翘着二郎腿指手划脚，另一个则甚至非常随意地把脚架到凳子上，反而是这位副总理在洗耳恭听。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这不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同群众打成一片”吗？
此外，新加坡政府也习惯于以运动方式推行其政策，如清洁运动、绿化运动、讲华语运动，等等。李光耀说，既然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这些方法消灭苍蝇和麻雀，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这些方法消除过去的陋习，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优雅社会呢？
三、贤人执政，精英治国
我们中国注重人才，但通常我们只是口头上说，没有真正做到，“知而不行不是真知，未有真知而不行者也”。到新加坡你就会发现――人才是新加坡的第一国策。“一个人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别给我耽误时间。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行的人找出来，委以重任”；“新加坡贯穿始终的治国之道是人才主义”；“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但“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可以说，新加坡是一种强人政治、精英政治。
新加坡的人才观非常重视基因。一个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由天赋决定的。同卵双胞胎在出生后，即使不在同一个环境长大以后的智商也差不多。如果其中一个生长在好的环境，读书上大学，最终从政，当了大官；另一个生长在恶劣环境当了流氓。但既然这个能当大官，那个当流氓，也很可能是个流氓头。为什么香港在屡经风雨打击之后总能站起来？李光耀思考了几十年之后才明白，关键还是香港的人。1949年从中国大陆跑过去将近200万比较能干的人。这些人中有资本家、地主、国民党高官，还有如杜月笙之流。这些人可能剥削性很强，品德不好，但不能不承认其有能耐。为什么台湾经济能够腾飞？因为当年统治中国大陆的人才都集中到这样一个小岛，经济腾飞就很容易了。看看台湾现在比较有名的人，基本都是49年大陆过去那些人的后代。
李光耀重视人才甚至到了精打细算的地步，：新加坡一年大概出生四万人，按照概率计算每一千个人里有一个高智商的，新加坡一年有40个高智商的人出生，可惜这些人并非情商也高。智商和情商同时高的人大概只有12-14个人，也就是说新加坡每年出生的人可以为政府提供12-14个部长人才。那我们就要把这就12-14个人找出来才行。李光耀说：“在新加坡堪称社会中流砥柱的人约300名，他们挑起策划和执行政策的重担。如果这300人共乘珍宝客机不幸坠落，新加坡社会必将瓦解。”
四、理性政治，王道模式
人民行动党治国理政一切以行得通为原则。要行得通，就不能老是强调比优，而要注意比劣。比劣是坏中求不坏，其目标是要避免最坏；比优是好中求最好，其目的是要实现最好。革命党强调追求最优，执政党注意避免最坏。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身份的转变做得相当到位。坚持“行得通”的原则，就是立足现实时空的实地。
理性，就是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有利则行，无利则止。“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不仅是说利益的妥协，也是与人性中的弱点妥协。例如，新加坡政府倡导精神文明建设，却对实际存在的红灯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与其让人们随地大小便，不如建一个厕所”，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再比如，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直痛恨赌博，却在前两年出台了兴建包含赌场在内的综合度假村计划。为什么？“建赌场会带来麻烦问题，但不建赌场则麻烦更多”。当然，对于该不该建赌场，民众也有不同看法。理性政治就是要求动态行政，以便与时俱进。
天道，意味着坚守价值永恒的天理，需要以贤人政治、权威行政加以实行；地道，意味着立足现实时空的实地，需要以理性政治、动态行政加以实施；人道，意味着顺应世俗社会的人心，需要以多元政治、民主行政加以实现。如何在三道理念的冲突之间谋取平衡？如何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这就是“王道”的理性政治，王者，三画而连其中者也。“坐飞机的安排”正是体现了这种“王道”权衡：大家会同时安全抵达目的地，体现了结果的大致平等，是为天道原则；飞机里有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即有差别，是为地道原则；空姐的微笑服务，则体现了人道原则。绝对平等，就会天道压倒地道；差别太大，则是地道压倒天道；只有微笑，没有管理，则是人道一重独大。上述三种情况，都会失去平衡，也因而不能实现和谐。“连其中，通其道也，取其天地与人之才而三通之，非王者其孰能若是乎？”好领袖，就是“王者”的人格体现。在王道理想中，人治与法治并不绝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
五、托管式民主，东西结合的民主范式
为什么新加坡人把鱼尾狮选为象征物？鱼为海洋之物，可以象征海洋文明也即西方文明；狮为陆地之王，可以象征大陆文明也即东方文明，鱼尾狮象征东西方文明的结合。东西方文明有没有结合的可能性？怎么结合？新加坡英殖民时期所建的高等法院顶端有泰美丝女神的塑像，她右手拿天平，象征着公正、公平；左手拿剑，象征着斩除邪恶。这代表着西方对法的认识：公正、斩钉截铁。我们的过去的繁体“法”是写作“灋”，三点水，象征端平一碗水；“廌”，是传说中的独角兽，判案时放出来，让它找出犯罪的人；下面是一个“去”，有去除之意。由此可见中西对“法”的表达有形式的不同，却有实质的相通。不同，说明有必要结合；相通，表明有可能结合。
新加坡政府倡导托管式民主。“托”是接受人民委托，有人民作主的意思，来自于西方民主理念；“管”是代表人民管理，有为民作主的意味，来自于中华民本理念。托管式民主，可以理解为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吴作栋说，“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的政策。有些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讨好老百姓，老百姓说不行就不敢做了。我们应该拒绝避重就轻……”
六、轻罪重罚，使人不敢贪
对新加坡为什么能保持廉洁，我归纳了几句话，“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
这四句话哪一条最重要？新加坡的领导人认为每一条都很重要，不同的时候侧重点不同。例如“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就强调领导人的道德意志。李光耀权力很大，但确实找不出他贪污和别的花边新闻。新加坡的整个政治氛围强调的就是贤人政治。贤人，德才兼备的人，以德为重。君子执政，精英治国，体现的就是贤人政治。君子不是圣人，可以爱财，但取之有道。因此，新加坡政府领导人拿的是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高薪。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有一个部长受贿80万新币，他要见总理，李光耀说不见，等查清之后再见。几天之后这个人自杀了，死前他写信给李光耀说，“亲爱的总理，这两天发生的事我很难过，作为东方的堂堂君子我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说明新加坡的官员真是注重自己的名声、注重自己的德行。
再例如“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这集中体现在轻罪重罚上。我们的法律是在别人犯罪了才来惩罚，而不是在别人犯法一点点时就禁止。在新加坡，犯很小的罪也会受到很重的惩罚。当地报纸上有个例子：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超车了，被交警抓获，第一要罚款，第二要记录。开车的新加坡人说罚款可以，能否不记录？因为他今年已经记过一次了，再记就要被吊销执照。但交警坚持要记录。这时候开车人的老婆就拿出50块钱给警察，说给你买包烟。交警说行贿是严重犯罪，他老婆当即收回这50块钱，不敢行贿了。最后结果是又罚款又记录。我以为这个事就这么完了，但报道继续说，根据这个女人行贿未遂的事实，处以2000新币的罚款和两个星期的坐牢。
轻罪重罚也体现为在公共场所涂鸦也可能被处以鞭刑。其理由是不涂鸦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而鞭刑是任何人都害怕的。用任何人都害怕的鞭刑去让人做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其结果是既无人涂鸦，也没人挨鞭。这叫以刑去刑。新加坡法律干嘛这么严？为得就是将犯罪“扼杀”在萌芽当中。
（本文据邓守亮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绿叶》200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