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即行动党自1959年至今通过连续赢得10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并在国会占据绝大多数议席。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干部党员、干部党员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制度，被称作教皇委任主教、主教选举教皇的“天主教式体制”，其民主程度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行动党政府的家长式作风、强政府现象，也打上了威权体制的烙印，并遭到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面对挑战，行动党积极应对，不断更新组织，随需而变。吴作栋在1999年指出：“一个政党的寿命不取决于它的光荣历史，而是要看它是否能继续保持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能力。”“由于变迁的步伐加速，行动党需要调整步伐，以便跟得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无处可见，无所不在
在1950年代初独立运动高涨的革命时期，建党之初的行动党实际上处于政治谱系的极左一端，有着浓厚的工人阶级色彩。但当行动党于1959年获得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行动党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逐步转变为“代表国内各方面利益”的兼容型政党。其施政风格也逐渐从意识形态退回到实用理性，即以务实为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以“行得通”为各种政策实行的标准，“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
而全球化催生的社会世俗化，信息化带来的资讯共享化，导致了社会风尚从崇拜英雄转变为追捧明星，社会心理从讲究“大道理”转变到讲求“硬道理”，更要求执政党的组织哲学从“高调”转变为“低调”，从“主义”转变为“常识”。建党之初，行动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条和目标。但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就很难听到行动党领导人高谈“主义”的词汇。1982年修订后的新党章，看不到该党以何种主义为指导，入党也不以信仰任何主义为条件。
行动党的上述组织特征与有些国家的执政在台前不同，行动党是在幕后。一位行动党议员介绍说，在新加坡，行动党虽然是执政党，但也只是若干政党之一，并不直接行使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由政府掌握。例如，行动党本身没有一套与各级政府平行并列的庞大的组织体系，各个单位、部门也没有党的组织，更没有专职的党务干部。公务员一般不能加入政党，任何人到任何部门求职填表时都无须填写“参加何种政治组织”或“政治面貌”的栏目，也没有执政党党员可以优先录用的成文或不成文规定。党的工作主要是自身建设和争取选民，围绕竞选开展党的活动。除了努力通过竞选争取上台或保持执政地位外，行动党很少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同时，由于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人数不多，党员身份保密（或者说不刻意公开），党的总部和支部的建筑也刻意低调简朴。这就更给人一种平淡无声的感觉。
但是，深入考察，人们又可以发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有形”的行动党虽然平淡无声，“无形”的行动党往往无所不在。因为执政党的意志已通过议会和政府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党是通过国会和政府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的。这是依法执政和执政党在宪政范围内活动的具体表现和必然要求。
新加坡国会属于单院制，任期5年。其84个议席中，行动党占据绝大多数。例如，最近3届国会，行动党议员有82位，反对党议员只有两位。因此，党的方针政策很容易上升为国家意志。行动党作为占国会多数议席的执政党，组成内阁，内阁总理由党的秘书长担任，副总理和部长则多由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国会议员）或行动党其他议员担任。因此，党的理念可以通过担任政府要职的党员得到完全落实。这些年来，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社会、教育等政策，都体现了行动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
有人这样形容新加坡的党政关系：政府在前头唱戏，党在后台指挥。从某个角度来看，党政是分开的；从另一角度观察，党政又是合一的。也有人这样形容行动党的特征：无处可见，无所不在。上述特征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是国会而非政党在表达国家意志，是政府而非政党在执行国家政策，所以，表面上看，行动党无处可见；另一方面，行动党已经通过其党员在国会和政府发挥作用，体现党的意志，所以，行动党无所不在。
只有党的服务
走到幕后的行动党还通过由其政府主导的基层组织发挥着无微不至的服务功能。新加坡的基层组织主要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防协商委员会等，这在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基层组织主要从事政府不及的社区服务事务，如经营老人乐龄中心、退休人员俱乐部、儿童音乐绘画班、电脑、健美、舞蹈班，甚至开茶室、收藏室等，组织居民进行交流、搞聚餐活动、节日庆祝、歌咏比赛、搞环境保护等，总之一切能吸引、服务居民的事他们都干。
他们办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经营性的，但不营利，由于政府有补助，比其他完全商业性的经营廉价许多。这些组织原则上属于非政府机构，也不直接隶属于行动党领导。但是，由于统领这些基层组织的人民协会的最高领导人由总理出任，各个基层组织（以选区划分）也由本选区的行动党议员出任顾问，各个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也是行动党党员，这样，基层组织也就实际上处在行动党掌控之中。基层组织为民服务，也就是行动党在为民服务。而基层组织服务内容之详尽、服务方式之周到，又让人感觉到行动党的服务无处不在。人们慨叹：在新加坡社会，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基层组织为民服务的重要目的，就在于争取选民选举行动党上台，支持行动党执政。
行动党的服务功能也通过行动党社区基金来实现。行动党社区基金会（PAP Community Foundation,简称PCF）于1986年成立，是行动党的慈善机构。成立之初的宗旨是为组屋区居民提供负担得起、方便及具有水准的幼儿教育。后来，PCF的主要业务不止于幼稚园，还包括经营托儿中心、开办豆豆班教育中心、推展社区身体检查计划，以及与志愿福利团体合作，接受有特别需要的儿童，如患有阅读障碍和自闭症的儿童报读他们的幼稚园课程，等等。PCF每年都主办筹款活动。该活动由内阁部长带头，部长议员轮流统筹，为慈善团体筹集善款。筹款活动包括高尔夫球赛、晚宴和义走等。
过去20年来，PCF在全岛各地设立了300多家幼稚园，占全岛幼稚园的2/3，每年为大约5万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PCF的收费很低，为中下层民众的儿童的上学提供了便利。以1999年的收费情况为例，PCF设立的幼稚园，视学期的长短和课程内容而定，学生每学期缴付的学费从20元到85元不等；而私人开办的幼稚园每学期的收费则从840元到2100元不等。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行动党幼稚园的教材并无赞扬行动党的课文，上学也不教歌颂行动党的歌曲。用一句曾在行动党幼稚园学习过的行动党员的话来说，就是“上课归上课，学校并没有提到行动党或向我们灌输对党效忠的意识，纯粹是办教育”。但是，由于在行动党幼稚园长大，也得到行动党基金的帮助，其对行动党的感情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必然为行动党带来更多的支持和选票。
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
组织形象是组织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李显龙在与年轻一代的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动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难免作风保守，甚至有点“老土”。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想法和生活方式，已经和年长一代的国人拉开了距离，而且还会继续迅速扩大。
在出席了一次行动党群众大会后的回家途中，年龄介于10来岁和20多岁之间的孩子们告诉父亲李显龙自己对这次群众大会的看法：太沉闷、太逻辑化，不够活泼，呈现的方式一点都不吸引他们。与此同时，李显龙也从其他年轻人的口里听到相同的批评。李显龙说，这不单是针对行动党的群众大会，也针对党如何向群众传达信息，以及号召支持者参与我们的活动。为了改进形象，李显龙指示要改善党与年轻一代的联系，并提出新鲜的计划，打造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
以前，行动党每临重大活动，都穿着象征纯洁、廉洁的白衣白裤，是为党服。但是，在有人质疑这种装扮是否过于呆板后，该党妇女团成员在重大活动时就往往在白色衣服之上套上一件红色的马夹，以便在严肃中透露活泼。2004年10月的某个晚上，行动党在新达城设千人宴庆祝建党50周年，干部和党员甚至都卸下一身白色的党服，改穿庄重又不失轻松的便装出席，让人感到好像不是去出席这个执政党的聚会。人们评论说，这个严肃了50年的政党，现在放轻松了。就连晚宴上的8道菜，都拿来玩文字游戏，力求贴近民众。例如菜单上的爆虾球，取名为“环球竞争，历经考验”；五香脆皮鸡叫“杜绝禽流，有鸡可吃”；蟹肉扒津白卷因螃蟹横行，巧妙地取名为“各族互信，打恐防恐”；飘香荷叶饭形象地称为“政策扭转，保住饭碗”；红豆沙汤圆也有个名堂叫“全力以赴，抗沙成功”。而党员喝的中国茶，也不忘提醒“交棒接班，饮水思源”。
新一代的行动党领袖为了进一步接近年轻一代，近年来也打破多年的禁忌，竟然在迪斯科舞厅办起党的庆典。例如，2004年9月，一群身着白色党服的行动党青年团员就在新加坡Zouk迪斯科舞厅庆祝行青团成立18周年及行动党创党50周年。李显龙总理是这次庆祝会的特邀嘉宾。他为场上的热烈气氛所感染，也步下舞池，轻移舞步。他在唱片骑师（disc jockey）的音乐播放台上大声地对团员们说：“让大家尽情舞个痛快，把行动党摇滚起来吧！”
李显龙告诉大家，行动党虽是个严肃的政党，却没有食古不化，党员也都懂得放松心情，享受生活。一名年轻基层领袖对记者说：“跳个舞，出来闹一下，又何妨！都什么时代了，难道要我们开个研讨会来庆祝生日吗？”上述行动说明行动党正在努力翻新形象，贴近年轻群众。
媒体的柔性管理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执政党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多年以来，行动党政府确立了“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媒体管理模式。它强调媒体要确立建设性的态度和对事实、社会负责任的精神，其拥有的权力是“有节制的权力”，而不是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权”；其扮演的角色是形成共识而非促进对抗，是促进建国而非磨损社会纤维。当然，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在“负责任的新闻自由”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行动党及其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也从刚性管理转变为柔性管理。
广义地说，新媒体是指传统媒体如报章杂志、广播和电视以外的其他新科技的媒体，包括电缆电视、卫星传播、网际网络、激光碟以及互动式媒体等。
2006年新加坡国会大选前后，行动党及其政府对于“戈麦斯事件”的处理方式的前后变化，是一则新媒体科技改变亚洲国家治国方式的典型案例。
“戈麦斯事件”是指新加坡工人党第二助理秘书长戈麦斯在提名参加竞选之前，因未获得少数种族候选人的族群身份鉴定证书而指责选举局职员没有处理他的申请。当局后来公布戈麦斯到选举局时的闭路电视影像，证明戈麦斯根本没有上交鉴定书申请，却反而质问选举局职员。戈麦斯事后在群众大会上道歉，但行动党领导层指责他是“骗子”。这时候，李健敏制作了一则音讯博客《肉脞面》，以“买肉脞面不要猪肝”来揶揄时政。它描述一名顾客在叫肉脞面时没有指明不要猪肝，熟食小贩把肉脞面捧到他面前时，他却说自己已讲明了不要猪肝。小贩透过闭路电视证明顾客并没有说明不要猪肝。顾客多番道歉，小贩却不原谅他，硬要他解释为何说自己先前曾说明不要猪肝。
看过这则音讯博客，观众对一时糊涂而出错的顾客并无指责，却对纠缠不放的小贩十分反感。这其实也反映了民众对行动党对戈麦斯所犯错误“过多”批评的不满。面对民众的上述心理，行动党及时调整方式，没有继续对此纠缠，事后有关当局也没有对戈麦斯作更严厉的处理。同时，行动党政府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李文献更在公开场合形容《肉脞面》是“经典之作”，并祝贺作者制作出“聪明、好玩的作品”。李文献透露，他听后觉得“很有意思”，忍俊不禁。
不过，他也指出，“有幽默感是好事，但我们要慎防幽默或嘲讽掩盖关键的课题。我们的底线是幽默感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得大选和选择国家领导人是严肃的课题。大选肯定不是开玩笑的事。”事后，他将行动党政府处理新媒体的方式概括为审慎开放，柔性管理。
这种审慎开放、柔性管理的原则，基本上可以包含在李光耀于1998年所概括的如下对策之中：
一、利用而不是压制新媒体。“不论采取什么制度的政府领袖，都将学习利用媒体科技为他们服务。不过，他们须应用科技而不是压制它。尝试与这种新科技抗争的政府将会失败。”
二、“人民有必要知道官方立场”。新媒体带来的“信息爆炸”，许多声音往往互相矛盾。“这将使各地政府难以让人民了解自己的立场。而如果政府的立场与政策，以及采取政策的原因都没有经过清楚阐明，人民就很难支持大家共有的目标。”实际上，资讯科技正在急剧削弱任何政府原来可能对媒体采取的垄断性控制。不论是否愿意接受，人民知道官方立场是什么是重要的。
三、“保留自己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李光耀提醒政府注意防止那些“色情的”网址毒害年青一代，防止那些“愤怒的”网址煽动种族、宗教仇恨，并强调不管科技发展到哪里，栽培下一代的方法还是不会改变。如果孩子不尊敬长辈，漠视家庭的神圣性，那么，整个社会就岌岌可危。如果媒体经常奚落领导人，并认为没有人比媒体更具权威，那么，社会将会发生困惑、混乱乃至最终崩溃。
四、维护“供国民仰望”的“高位置的焦点”。李光耀反对媒体对于权威力量的尽情破坏，他强调：“无论资讯科技最终的影响是什么，一个社会倘若要维系下去，它需要有一些制度及处在较高处的焦点，供国民仰望。媒体具有维护这些高位置的焦点或至少不毫无必要地摧毁它们的责任。” 他认为“必须有一种秩序的观念，当人们可以挑战上至英女皇的一切事物，可以摧毁皇室、削弱教会的影响力、贬低国会和它的议员、诋毁法庭并对警察质疑时，社会还能保有什么秩序？”他相信，“尽管科技进步，东亚不同国家的媒体，都将会有别于美国的媒体。亚洲社会如果没有高低尊卑的意识，将无法维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