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组织如何发展变化，诚实正直的组织文化、任人唯贤的组织原则、公平正直的组织精神是必须坚持、不能放弃的。核心价值的坚持与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不因自己一党独大，而缺乏危机意识。他们一贯注重延揽人才。
如何吸引青年才俊
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参与，人民行动党成立了行动党青年团和青年行动小组。行青团成立于1986年9月。它不是党外组织，而是党内组织，因为青年团员本身也是行动党党员，即凡是40岁(原先是35岁)以下的行动党党员，就自动成为行动党青年团员。青年行动小组则是由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组成的小组织。其宗旨是鼓励年轻人主动前瞻，组织同好，化理想为行动。
如果一切都由上级、官方来推动，那就不可能百花齐放；如果一切行动都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那么，很快就会遇到瓶颈，陷入僵局。有了行动小组，点子和行动才会无限。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可能找到具备潜质的党工和接班人。行动党青年团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已导致新加坡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也不断变化。适用于过去的那种由上至下的管理方式，在今天难以继续。这时候，行动小组正好为年轻一代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和更能引起反响的活动平台。
行青团可以向执行委员申请组织行动小组。小组一经成立，便可以自行招募组员，策划相关活动。每一个小组都会和行青团“联线”，团员和朋友们都可以加入一个或多个小组。小组的成员一般不超过50人，以保持其灵活性和行动效率。如果成员超过50人，小组可再分组，确保人数不至过多。这样，将汇成一股更带冲劲、更富活力、从下至上的青年运动浪潮。目前，青年行动小组分布各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所散发的能量很大。然而，这也可能使他们偏离党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明确方向，统一目标，增强凝聚力，也很重要。
行动党12位国家独立后出生的新进国会议员还成立P65小组(即Post65的缩写，意指1965年国家独立之后出生的一代)，并建立以“P65”为名的网上博客，于2006年10月开始在博客上写日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踢足球、孩子幼稚园毕业、欣赏的音乐，也抒发他们对国家事务的看法。年轻议员在网上发表日记，网民的意见也接踵而来。其中包括许多批评的意见，从油价上涨到保留旧建筑物，应有尽有。尽管一些网民的留言尖酸刻薄，却丝毫不减这些议员的兴致。对于网民的留言，他们都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回复。行动党认为，网民有反应是好事，表示群众积极主动与议员沟通。
网站只是P65小组的议员们拉近与年轻一代选民距离的五年计划之-。其他计划还包括简化青年组织结构、设立一站式中心来方便年轻人组织活动和提出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要联系年轻人，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情况，不能直接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为此，这群年轻议员成立了十多个兴趣小组，如艺术、人道主义、体育、华文教育等。每名议员负责他们熟悉的兴趣小组。目前，P65已成为一个品牌。他们被民众邀请参与各种活动，如街头足球赛、另类音乐演出等。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形形色色的老中青选民，并吸引了媒体和许多青年组织的注意。一位P65小组的成员说：“身为行动党议员，人们对你的印象马上打折扣。但身为P65小组的一员，我们自然成了人民交谈合作的一个接触点。”
近些年，行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越来越难以从内部物色到具有潜能的国会议员和部长人选。很多具备才华的年轻男女不觉得入党能马上得到好处，也不愿意在自己的事业处在巅峰时还从基层做起，或担心因从政而失去隐私。等着积极分子毛遂自荐加入行动党的团队，行动党就不可能发展壮大。于是，行动党的组织发展从过去的使命召唤、主动投身转变为现在的广泛招募、专门邀请。
广泛招募的方式有二：(1)“讲说会”方式。在新加坡，每个月有百余人发电子邮件给行青团，表示自己有意加入该组织，并希望知道更多详情。行青团便在支部或总部举办“讲说会”，目的是让有意加入行青团的年轻人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治讨论并与议员交流。行青团领导鼓励与会者先以义工身份参与基层活动。例如，协助基层组织顾问(也即该选区议员)接见选民。如果真的在义务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便可考虑在入党表格上签名。(2)茶会方式。热心的党员往往在本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备茶招待朋友。他们把支部活动当作朋友聚会。在商场，大家没有多余时间交际。但参加茶会，彼此能进一步认识并建立友谊，最终由与热心党员的友谊转进为加入行动党。实际上，最佳招募人员往往是性格开朗并以党为豪的同志。正如最好的广告客户是满意的顾客一样。当党员以党为荣，又和同志相处融洽，他们自然会邀朋友入党。
为了物色最好的人才组成内阁，行动党通过主动游说以专门邀请合适人选入党从政。对政治本无兴趣的吴作栋却成为行动党秘书长和新加坡总理，就是行动党专门邀请入党从政的结果。吴作栋事后说：“我是一个在全国物色贤能之士出来献身服务的政治制度的产物。如果我是生活在别的地方，那我就不会有这种为国家和人民效劳，有所贡献的机会。”
即使招募工作加倍进行，也很难说服那些只想在边缘地带支持行动党的新加坡人人党。于是，行动党成立了“行动党之友”的非正式组织，以加强党与党外友好才俊的交往，吸引那些有意作出贡献却不愿或基于某些原因不能入党的年轻人，并让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形式关心国是，给行动党提意见，或通过参加晚宴协助行动党筹款。如今。新加坡大约有200名“行动党之友”，其中不少是私人机构的高层人士。此外，行动党青年团也设立类似“行动党之友”的“行动党年轻之友”会籍，邀请年龄40岁以下的人加入。
科学方法选拔人才
组织的壮大依赖于优秀的人才，行动党特别注重人才的选拔。过去，这种选拔主要依靠经验直觉。李光耀认为，某些人察言观色、看人用人的本领与生俱来地比别人强，能成为绝佳的人才评估人员。这种本领有赖于人脑中一个截然不同的部位的运作。他能透视掩藏在一个人脸部表情、声音和身势语言后面的品质。他经常谈到陈德水、林金山就是具有这种本领的人。
陈德水从1975年至1988年一直担任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从来没有一个被他招募或擢升的人才“出卖”了他的眼光。林金山从1979年至1994年领导行动党竞选候选人遴选委员会。他凭直觉多于理性分析，却往往准确无误。因此，他所领导的委员会的评估与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的判断百分之百吻合。林金山自认为自己这种本领与过去的经商经验有关。这使他能很快地判断一个人的品格。
美国太空船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将近32.8万公里外的太空发生了故障时，3名宇航员始终保持冷静和镇定，临危不乱，最后终于取得成功。上述实例让李光耀相信，美国人-定有一套在减压室中考验人的办法。例如，在幽闭室中模拟真的危机，挑起恐惧，然后把那些会惊慌失措的人剔除。换句话说，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在地面就失重、孤立的环境所展开的心理和其他方式的测验，已经淘汰了所有可能在紧急时刻惊慌失措的人选。从这件事情获得启发，李光耀邀请了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精神病学家为行动党候选人进行类似的测验，以帮助淘汰明显的不适当人选。
为了更好地引进政治“新血”，从1979年开始，行动党采取了一种更为严格、系统的遴选候选人的方式。所有政治人才候选人必须经过多道筛选程序。行动党也会在对这些人进行面试时了解他们父母的职业，他们是否有在生活上帮助自己的亲属以及是否和亲属保持密切联系等。这些人无须具有毫无瑕疵的家庭背景，不过，他们必须能为自己的过去做出辩护。
以吴作栋在1976年获选为行动党候选人的面试为例，当时，担任总理的李光耀曾向吴作栋提出过这样两个问题：谁是你的朋友？你有什么抱负？李光耀提出上述问题的目的是要了解每一名候选人的动机和性格。他当时指出，在能力和性格两者之中，他比较重视的是一个人的个性。所以，当他面试候选人时，都会通过许多探索性的问题来摸清各个候选人的性格。
在遴选本党议员候选人的过程中，由于上几个回合已经对候选人的知识和智商进行了测试，行动党也审查过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和工作表现，因此，在大多数场合，行动党领导人同候选人会面并非为了衡量对方的知识和智商，而是首先要看对方是否健康和充满活力，对为社区服务是否充满了热忱和向往，他的感受怎样。当然，一次会面很难看到人的全貌，也不是万无一失，真正的考验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例如，要识别谁是真正勇敢的战士，只能在战场上才能看得出来。有时候，人们认为会逃跑的人却会留下来，认为会留下的则逃之夭夭。所以事情并无绝对。因此，行动党的做法是，让新引进的人才进入国会接受考验，在证明了他们的才干之后才有机会攀升。
不指定接班人
行动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该党组成的内阁及其阁揆(总理)的更新也成为该党组织内部的事务。早在1960年代，李光耀就提出了自我延续、更新的问题。到了1980年代，数位开国元老相继退位。而在80年代中期，刚满60岁的李光耀已经计划在4年内从总理的职位上退下来。他知道，新的一代只有在没有前人庇护的环境中才能坚强地成长起来。他曾将自己比作一棵大榕树，在大树的树荫下，没有小树可以坚强地成长。李光耀曾把他的领导班子比喻成一支足球队。他风趣地说，1959年他当“中锋”，1981年转为“中卫”，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他把“中锋”的角色让给年轻领袖。这些年轻领袖已经经受了各自角色的考验，并选出了自己的“中锋”。他则退当“守门员”了。
老一代主动退位让贤，是早已达成的共识。新一代自行选择领袖，则是后来形成的举措。1990年，李光耀在行动党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具体阐述了这一措施。他说他“不相信一个领袖可以指定他的继承人，并肯定他会成功。当一个领袖指定他的继承人时，他所选的人可能不是被选者那一群人中的自然领袖。这样一来，他周围的人就可能不太愿意同他合作。可是，如果你选出一群人，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继承人，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你让他们互相竞争，让他们自行决定谁将当领袖。由于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个继承人就会得到他们的支持，成功的机会也就更好”。
在1980年大选后，李光耀曾和王鼎昌、吴作栋、达纳巴兰、陈庆炎及林子安等5位新一代领导人谈话，坦陈了自己关于他们作为领袖继承人的意见。李光耀给他们的评估是这样的：第一人选是陈庆炎，第二人选是吴作栋，第三人选是王鼎昌，第四人选是林子安。但是，事后的结果并没有按照李光耀上面的评估发展。根据新一代领导人的自行选择，吴作栋成为了领袖继承人的第一人选，并最终成为了新加坡总理。
1987年，贾古玛向记者说：“很少人知道，虽然总理(指李光耀)在内阁人选方面作最后决定，然后向总统推荐，他却让我们新一代领导层自行决定。他的立场是：新一代领袖必须自行决定他们队伍中的队长。”接着，贾古玛向记者介绍了新一代领袖自行决定他们队伍中的队长的过程：在1984年大选过后不久，年轻领袖之间便进行磋商。他们之间没有争吵、内哄或拉票。1984年12月30日，这一天是星期天。新一代领导人们在陈庆炎家里聚会，喝咖啡与橙汁。在场的是陈庆炎、王鼎昌、丹那巴南、麦马德、杨林丰和贾古玛。当时的政务部长李玉全、阮顺美、郑永顺、庄日昆也在场。李显龙在1984年大选获胜，也受邀出席聚会。吴作栋因有要事迟到。
经过坦诚的讨论，他们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达成了一致的决定：吴作栋为第一副总理，王鼎昌为第二副总理。他们也相当注意拉惹勒南的地位。因为拉惹勒南党龄高，又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讨论中，他们也同意，拉惹勒南的地位，在礼仪上应该比第一副总理及第二副总理高。当吴作栋抵达时'他对大家这么快达到一致结论有些惊奇。他当时的反应是，他认识到第一副总理职责重大。不过，他将在大家的支持下，根据本身的作风，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
遵循着老一代主动退位让贤的惯例，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决定在“经济恢复了，而且势头强劲”的2004年换班。他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根成、马宝山讨论拟订了“将来可以作为指南”的推选下一任总理的程序。该程序包括“条理有序”的三个步骤：一、部长提名；二、议员表态及复议；三、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程序一经敲定，吴作栋便指示黄根成部长召集一组年轻部长按既定顺序执行。据报道，2004年5月22日，新加坡的年轻部长们在简便的工作聚餐中，决定推选李显龙作为吴作栋总理的继承人。午餐会由内政部长兼行动党第二助理秘书长黄根成应吴作栋总理的指示主持召开，地点在凤凰园内政部办事处，历时一个钟头，菜肴很普通，白饭之外是蔬菜、鱼和咖喱。
上述报道描述的午餐会正是三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经过三个步骤的运作，最后推选定李显龙为总理。当然，上述程序规范也有其缺少竞争、缺乏悬念的一面。行动党第二助理秘书长黄根成说，如果将来有必要，推举新总理的程序会进一步改进。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改进是朝着更加刚性、更为透明和更具竞争的方向发展。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按照宪制规定，执政期间，前任总理将其职位移交继任总理，只须得到执政党本党推举和总统批准。但是，能否在接任之后的任期满后继续担任总理，还取决于他能否在接下来的全国选民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中获得国会议员的资格，并领导本党在选举中赢得国会中的多数议席。
就此而言，新加坡总理之职的接任，既要通过党内“协商式民主”的程序，也要经受党外“竞争式民主”的考验。这就要求执政党在推举总理人选的时候必须考虑他在接下来的国会大选中能否赢得议员资格。如果不能，则执政党也不会将总理之位移交给他。其原因正如李显龙总理接见本课题组所说的那样：对于那些没有希望在来届大选中获胜的议员，行动党会在选前主动将他劝退。否则，行动党不在竞选之前将他劝退，选民也会在选举之中让他落选。
坚守核心价值
李显龙总理在为《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所作序中指出：“全球化的趋势，日新月异的科技，正加速人类社会的变化。为求生存和发展，所有国家都得寻找全新对策。为了与时并进，发展方向和心态的改变，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丢弃那些价值永恒的政策和道德观念。”
2008年8月，笔者在会见李显龙总理时，曾向他提问哪些是价值永恒的政策和道德观念，得到的回答是诚实、正直、任人唯贤、公平、公正等。这就是说，无论组织如何发展变化，诚实正直的组织文化、任人唯贤的组织原则、公平正直的组织精神是必须坚持、不能放弃的。核心价值的坚持与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例如，作为核心价值的诚实正直的组织原则就要求执政党不以权谋私。正如李光耀所说的那样：“如果我给你特权，我会得到你的一张选票却会失去九张选票。那行动党就完了。”
坚持党的核心价值，也不能因为现实时空的些许变化而轻易改变这些核心价值。行动党始终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理想、有操守的党，其具体表现之一是不给党员额外好处。例如，一方面，党员做党的工作没有额外好处，那些为行动党议员接见选民而帮忙的党的义工从来没有一分钱的酬报。直到1984年起，行动党才给那些长期为党服务的党员颁发奖章，但没有任何物质奖励。
另一方面，到新加坡政府、企业等各种部门求职，求职表上都没有是否党员的栏目。是否行动党党员，对于在该党长期执政的新加坡求职没有任何关系。于是，很多有才干的人都不一定愿意入党，除非你为入党提供另类的吸引力，让对方觉得入党是有好处的。但是，正如李光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一个政党一旦这么做，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因此，他说：“这行不通。你必须保持政治的清廉，不论在工作方面，在发出合约及其他方面，都不能让个人得到好处。我们要认识到这就是后果，这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