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比世界上的重要执政党，本文探讨塑造执政党质量和前途的要素。
一、政党的来源
执政的政党就是“执政党”。但什么是“政党”？政党是近代才产生的西方概念。“party”的词根是“part”，即（社会的）某个部分；“party”即代表社会某部分的（政治/社会）组织。
为什么近代才有代表社会某个部分的（政治、社会）组织？
17世纪中叶，1648年，欧洲结束了长达三十年（天主教徒与新基督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凌驾于“王国”之上的神权崩溃了，“君权神授”观念也随之动摇。从此开始有了“nation”，即欧洲近代意义上的“国家”。“nation”的含意是“国土疆界内的民众”，即“民众之国”。后来我们把“nation”通译为“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使简单的词汇复杂化了。“nation”的最大特质是与“kingdom”(国王之国)区隔。在王国，王侯是主权者，土地可以被王侯私相授受，甚至随王侯的婚姻而变更。在民众之国，主权属于民众。
问题来了。谁是民众？在欧洲，民众明显分为“阶级”，而且自古以来欧洲社会就分裂成相对稳定的上、中、下阶级，其文化习俗和语言都体现阶级差异，还有习惯法和成文法规定阶级的权利地位。无怪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第一节的开篇就声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有了民众之国的概念，就有了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party”（政党），彼此争夺“nation”（国家）的执政权，即“主权”。
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前数百年，中世纪的欧洲各国一直有“议会”。但那是国王召集的与其他贵族首领商讨“众筹”战争款项的会议，不定期召开，二十年也未必开一次。“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民众之国”彼此为疆界频繁发生战争，议会就频繁甚至定期召开了。不同的社会阶级集团组织成“政党”，政党通过扩张欧洲中世纪的票决制巩固并扩大自己的“民意”基础。于是，“议会主权”不断侵蚀“国王主权”。
二、政党的类别
18世纪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19世纪在欧洲大陆接续发生。工业革命使第二产业取代第一产业的主导地位，新阶级产生，旧阶级衰落。“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两个半世纪后，到20世纪初，欧洲国王的权力被侵蚀殆尽，“议会主权”确立。定期召开的议会里充斥新的政党，即各种新阶级、新阶层、新利益集团的代表。比如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党”，代表商业利益的“自由党”，代表宗教利益的“基督教党”，代表产业工人利益的“工人党”。所谓“议会主权”就是议会里的各种“政党”的联合执政权，各“党”经由获得选票多少来瓜分主权，获得短暂的执政权。为号召和组织民众争夺执政权，政党的效率越来越高，出现了党员、党纲、党纪以及党的科层体系。在组织严密程度上登峰造极的是俄国共产党，比天主教的教会系统还严密，以“铁的纪律、高尚的理想、民主集中制”著称。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仅过了一百三十年，美国建立了。美国与欧洲不同，旧大陆的社会革命由横跨大西洋的移民航船完成，移民航船淘汰了贵族甚至一切旧大陆的阶级。先进的武器和坚定使用武力的习俗是生存和成功的全部保障。没有贵族、国王，美国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就有的议会和票决制，并很快让选举权及于全体男性公民，即“普选”。但美国社会缺乏稳定的阶级，议会里就缺乏稳定的阶级代表。议会里充斥粗鲁、甚至无赖议员，彼此动辄大打出手，时常出人命。权力无法集中就无法应付外来侵略、进行扩张战争、制止各州冲突。于是，美国有了权力堪比欧洲国王的“总统”，但职位不可世袭，还有由两院组成的国会和独立的法院进行分权制衡，防范总统变成国王，以免重蹈旧大陆推翻君主的漫长旧路。尽管美国国会也由“政党”代表组成，却并非“议会主权”。从欧洲标准看，美国的“政党”根本就不是“政党”，没有党员、党纲、党纪（有赶着议员去进场投票的“党鞭”），也没有党的科层体系。美国的“政党”是架投票机器，两党大致分成左右两派，随议题组合与总统进行政策博弈。为保证国会有制衡总统的能力，美国为政党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让第三党迄今毫无机会。于是，相对欧洲的“多党制”，美国貌似“两党制”。
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联，在领土面积遥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的思想首次落地。马克思不是人类第一个主张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家，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中国的孔子都有消灭私有制的著名主张。但马克思详细论证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面临的基本矛盾，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将很快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苏联消灭了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为苏联民众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均等化福利，还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在短短二十年间就把贫穷落后和战争废墟上的俄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科技上也与美国难分伯仲。领导这一切的是“铁板一块”的苏联共产党。苏共通过不断的内部“清洗”来达到思想统一，进而宣传教育全体苏联民众信奉公有制。苏联的强大以及完整、均等化的福利更增强了苏联人民对公有制的信心。尽管苏联也实行欧式议会制度，但因为苏联社会消灭了阶级，议会由苏共党员组成，并没有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无异于一切权力归苏共，也几乎等同一切权力归苏共总书记。在第二产业时代，权力高度集中是鲜见的，只有军队或战时才需要高度统一的策划和指挥。接下来的历史很清楚。首先，“一切归公家”的社会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缺少活力。其次，精细管理全部生产资料甚至分配生活资料的苏共迅速官僚化，苏共领导集团及其宣传机器蜕化为纯粹的行政管理集团，丧失了政治功能。由于苏共上层集团专享管理特权，先与本党的巨量党员脱离，进而与普通民众脱离。再次，民众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成为公有制持续生存的最大威胁，迫使苏共集团采用特务手段压制不同思想和行为，使社会也丧失了活力。如此，苏共是全国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计划和管理者，也是生活资料的分配者，既非欧洲意义上的，亦非美国意义上的“政党”，只是貌似“一党制”。
苏共消灭社会差别的实验失败了，但两千五百年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却是永恒的。苏联一度的强大迫使所有发达国家在养小、送老等社会领域普及社会主义性质的均等化福利，奠定了现代“人民主权”的基石。
三、政党与人民主权
从执政权/主权的角度看，欧洲的议会制体现多元主权，美国的总统国会制体现两元主权，苏共的苏维埃制体现一元主权。然而，从中国学问的角度看，“主权”是西方的、法条主义的概念，而中国学问在意的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政权的形式是工具而非目的。尽管“民权”概念源于近代西方，但这概念的普及却基于第二产业取代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是新生产方式推动民智大开的结果，也被现代国家间的战争推动。中国承认并提升民权，但提升民权的途径和方式却与西方不同。在我们看来，“人民主权”与“政党主权、议会主权”不是一回事，与人民的福祉更不是一回事。
西方的主流政治思想认为：现代国家必须由代表社会不同部分的政党领导。既然社会不是整体，有利益分际，政党应当至少有两个，相互竞争取得执政权，使社会利益获得“代表”。因此，竞争型选举制体现“人民主权”。自大航海以来西方五百年的世界霸权导致了其政治思想的霸权，或曰“话语霸权”。两党制或多党制与“一党专制”之分成了区分“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的标尺。于是，世界上的政治体制就分为议会内阁制/总统国会制与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制两类。连波斯湾地区的各阿拉伯王国也称自己为“君主立宪”的议会制。
然而，无论实行哪种制度，真实的区分是在世界市场体系里分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前者决定后者的命运。“硬实力”决定“软实力”，霸权的实际奠定思想霸权，自古皆然。
若以欧洲政党为标尺，美国没有政党；若以美国政党为标尺，欧洲的政党也不是政党；而无论从欧洲还是美国意义上讲，苏联共产党与“政党”这个概念不沾边。欧洲内部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就人口而言欧洲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德国并非完全的“议会主权”国家。德国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的立法权并不低于下院，类似美国参议院。但德国上院却不由各党竞争选举产生，而由各州政府派出的行政代表组成。
苏共崩溃之际，东欧各国都实行了议会制，国家陷入激烈党争。人民去西欧工作赚钱，回国享受原有的社会福利，国家财政常处于破产边缘，民众改善福祉的期望并未实现。被外国势力渗透的党派轮流执政，轮流挑拨和分裂社会，结果是不断的、体制外的街头抗争。俄罗斯是传统的地缘政治大国，无论实行哪种政体都会被美欧围堵并企图分裂之。为稳定社会局面，俄罗斯强调战争威胁，逐渐回到了军事社会式的一人之治，有了比较稳定的政权。然而，因为执政的“统俄党”由前特务机构“克格勃”的骨干支撑，缺乏基层组织，缺乏适合俄罗斯本地条件的出色思想，无力动员和凝聚全国民众，所以经济发展停滞，系于一人的稳定始终笼罩在政治大动荡的阴影里。俄罗斯、东欧、高加索、中亚原属于欠发达地区，经由共产党的领导变成了“非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曾经快速进步。而今，这些以前的共产党国家变成了亚非拉“普通的”欠发达国家，落入了社会福利与市场机制不匹配的发展陷阱。缺乏国家自主，没有人民福祉的不断改善，“人民主权”只是水中的月亮。
一百五十年前，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日本的成功在于结束封建，实现了思想和行政上的“大一统”，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军队。日本在战败后并未长期陷入党争，反而建立了一党独大的体制，支撑了优质的行政体系，继续了明治后的出色经济/社会管理。1993年后，在美国压力下，日本政治发生“民主化”，政党轮替，政策信号不断变幻，缺乏一致性，甚至充斥矛盾，经济陷入长达二十年的停滞。近年自民党恢复了一党独大局面，安倍首相获得了长期执政机会，日本经济再度呈现复兴态势。日本政党史说明：政权的稳定性是一切进步的前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是一党独大，其成功的秘密有三条。第一，实行精兵简政，5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只设单层政府。第二，近乎“千里挑一”（约人口的五百分之一）的人民行动党党员主要来自组织基层社区的义工，密切联系居民。这些义工背靠人民行动党强大、严谨、谦虚、低调的组织，以长期和勤恳踏实的工作建设了出色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锻炼了执政能力，从而在选区里脱颖而出，成为议会议员。第三，强调“负反馈”的重要性。在议会里组织本党内部的“影子内阁”，专司给政策挑毛病，在执政党内扮演“忠诚反对党”的角色，成为未来内阁成员的后备军。“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制定需要负反馈，缺乏负反馈的政策制定程序注定是犯重大错误的温床。
而今民权意识已在全球普及，“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貌似成为主流制度，但世界各国的表现却非常不同。同样的制度下有成功和失败国家之分，而不同的制度也可取得同样的成功或遭遇同样的失败。“制度决定论”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而且是非历史的唯心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制度唯心主义”案例莫过于两汉之交的王莽“新朝”。
政党是“社会部分利益”的代表，不是“人民主权”的代表。社会分裂，人民主权就分裂；分裂的人民主权会伤害人民的福祉。而且，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权益及人民的福祉不是一回事。
四、中国的执政党
自古以来，由于独特的小农经济，无法实行“长子继承制”，所以中国“富不过三代”，百姓平等。中国的社会区隔不清晰、不稳定，类似第三产业时代的“后工业化社会”。两千余年来，领导大一统中国的是“儒门弟子执政集团”。在思想上，这个集团信奉西周以来有三千年历史的“民本”思想。民本的含义是：因为要维护全体百姓的福祉，所以有政府；政府“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组织上，这个集团大致统一于科举考试和绩效评估，原则上“逢选必考，无功不拔”。
若套用“政党”概念，思想和组织上统一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可称“儒党”，信奉“为人民服务”，信奉社区血缘互助的“小康”社会主义。然而，这个儒门弟子执政集团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在中国，代表社会部分利益的“黨”没有“公正”可言，“尚黑、结党营私，黨争”，伤害“大一统”，所以“君子不黨”。中国传统的治国集团给当代政治文明留下了三大经验。
第一，只要“公正”，即出于维护大一统的“公”心，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排斥“党争”，政府就能维持社会团结。直到今天，“利益集团”在中国是“坏”概念，“人民代表”为自己利益集团说话在民众眼里缺乏“正当性”。这与西方承认利益集团“合法性”的“民主”文化极为不同。即便在尚武的美国，其社会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大选”最激烈的时候。
第二，社会多元利益可以通过协商来妥协、消弭，不信奉砍人头或数人头的“强权政治”。利益是主观建构的，未必是零和的，未必你多我少。中国南北差异大，东西差异更大。能长期维持“大一统”，关键不在“一统”，而在“大”。如何能“大”？答案是“有容乃大”。在传统中国，治理东北、西北、西南与治理内地的制度不同，治理大江南北的方式也不一样，治理乡村和城市的政策更不一样。有事好商量，遇事必商量，大家参与商量。世上的难题大多不是“解决”的，而是在商量中“熬”过去的。之所以包容、宽容、乃至实行“一国多制、一国多策”，因为我们习惯于“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促进了大一统，大一统又让实事求是成为思维习惯。有容乃大，就有大中华。
第三，双层政权，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传统中国的儒门弟子治国集团分为两大部分，极少人“入仕”成为政府科层体系的成员，绝大多数人只得到底层科考的功名，成为基层扁平政权的领袖。两层政权的精英都“知书（孔门圣贤书）达礼”，同属“儒党”。科层体系办国家的“大事”，基层政权办社区内的“小事”。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办不了小事，基层政权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乡贤们上传下达，一只脚在国家科层体系里，为国家办事，压抑本地乡民的无理要求；另一只脚在社区利益里，因为公正处理社区纠纷、弘扬公益和秩序而获得社区人民信任，亦能抵抗科层体系的无理要求。由于“小事”不出村，科层体系就精干，农民税负就轻，国家就长治久安。因此，盛世的科层政府重视小事，尊重基层政权。反之，两层政权脱节，基层政权与科层体系不属“同党”，科层体系就被迫膨胀，税负日渐沉重，民不聊生，直至政权崩溃。这道理在三千年前的《易经》中就讲清楚了，历代儒门弟子学而时习之。三阳爻在上，三阴爻在下，称为“否”。乾阳之气天然上升，官员要以办大事的政绩谋升迁；坤阴之气天然下降，百姓过日子彼此得斤斤计较蝇头小利。将上升之阳置于上、下降之阴置于下，双方就背道而驰。所以，“否”卦的卦辞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而阴上阳下，乾坤倒置，三阴爻在上、三阳爻在下，就是“泰”，上升之阳气与下降之阴气就相会相交，上下同心同德。所以，“泰”卦的卦辞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如此说，“小事”比“大事”重要，基层政权比科层政权重要。以小为大，以下为上就能“国泰民安”。三千年前，中华的老祖宗就这样精彩地诠释了“人民主权”的道理。这个道理与老子的“上善若水”如出一辙。“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所恶，故几于道。”他讲给执政集团的、神秘的“道”，居然简单如水的道理：一是利万物，而非仅在利高贵；二是趋下，总往高贵所不耻的卑下地方去，与底层群众在一起，艰苦朴素；三是不争，顺势而为，谦虚谨慎，“俏也不争春”。双层政权有机联系在一起，“以小为大，以下为上”，就长治久安。一旦双层政权两相分离，科层政权就迅速腐化。小事办不好，没了百姓的支持，大事也就办不成了。“以小为大，以下为上”的道理而今称为“党的群众路线”。党密切联系（本应主要植根于居民社区里的）五百万个基层党支部，通过尊重支部、坐实支部权力而实现群众路线，为不断改善居民生活服务。正如“儒党”，中国共产党是双层政权的纽带。“以小为大，以下为上”是党长期执政的根本。
而今的中国共产党依旧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黨”，而是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延续。中共的执政理念与民本思想一脉相传，组织体系亦以考绩为原则。中共与“儒党”不同之处有二。第一，执政环境大不一样。而今国家间的联系极为密切，国家间的生存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形势瞬息万变，大国兴衰甚至存亡只在十几年间。第二，引入了列宁主义的党建原则，组织严密，党纪严明，近期和远期目标清晰，形成了独立的科层治国体系，统一指挥行政系统。中共与苏共有相似之处，是照看“全民”的先锋队，而非西式的“阶级利益代表”。但中共与苏共也有根本的不同。苏共在国内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在世界上组织独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竞争，追求最终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换言之，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理念为现实的治国方略，以党的目标取代国家目标，以党的利益取代国家利益。而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立足中国实际，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若称苏共为“党国”，中共则是“国党”。
自“大一统”以来，中国朝代循环更替，但由“儒党”执政的制度却生生不息。“儒党”腐朽，则朝政崩塌；但每逢新朝，“儒党”又重生。“中华体制”的生命力超越了朝代更替或政权兴衰。因此，比起世界上所有类型的“政党”，貌似历史不及百年、执政不及七十载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树大根深，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中华历代政权的寿命长短不一，每朝“儒党”的寿命也长短不一。但为何长，为何短的道理却是清晰的。
五、执政党的质量与前途
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能够理解：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困惑有两点：第一，在本国社会分层的具体条件下几乎难以产生这样质量的“党”；第二，实行这种“一党制”几乎肯定会被西方视为“倒行逆施”，甚至遭到其打击。热衷向全球各地“传教”，传播其政体，不仅来自霸权利益，而且源于习惯，源于基督教文化。
在美国，因为没有“党”，所以谈不上“执政党的质量”问题。在美国，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政党”，不是“执政党”，不是两党轮替，而是执政集团在社会多元利益条件下采取的政策。美国的政体看上去漂亮，似乎是成功的原因。但美式体制扩散到了不少欠发达国家，无一获得类似美国的成功，更有闻名世界的“失败国家”。两百多年来，美国制度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其奠基者的设想，一直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那似乎与“习惯法”特有的弹性有关。然而，原大英帝国所辖之欠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习惯法而非成文法，却未见美式的制度渐变。美国成功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主题。与本文相关的话题是：美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其“政党”质量高或轮流执政。值得注意的倒是：美国在渐进的制度变迁中保持了动态的、在美国环境和语境下的“左、右”平衡，还有中央积极性与地方积极性之间的平衡。在保守与变革的平衡中，美国讲究实事求是，所以行稳致远。
在西欧，“议会主权”里的政党此起彼伏，比较能准确地反映各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变成了大国的世界，中等国家退出了世界的霸权竞争。欧洲各国无一人口上亿，为避免被压迫，只好试图联合起来，以成立“欧罗巴合众国”为最终目标。但这个目标不仅被罗马帝国崩溃后一千五百年来形成的内部多样性困扰，而且还被外部势力掣肘。没有明确的共同外敌、强敌，欧洲的真正统一几乎不可能。于是，“欧洲议会”里的各个“政党”处于混乱之中，在统一利益与本国本地利益中像没头的苍蝇乱飞乱撞，所议之事也常是“遍地鸡毛”或“茶壶里的风波”。最近二十年还在欧洲发生了五花八门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各种极端主义势力。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欧洲政党基本处于涣散状态，“社会代表党”走上了穷途末路。
从上述讨论中可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欧洲意义上的“社会代表党”，其重要性与社会构成的清晰性、稳定性成正比，与社会流动性成反比。社会分际越清晰、稳定，政党就越倾向兴盛；而社会流动性越强，政党质量就下降，就越倾向衰落。
第二，欧式政党反映社会力量对比的结构，但只有在相当程度上超脱社会力量而非被社会力量俘获，才谈得上执政的质量和能量。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下，欧式政党向“全民党”演变的趋势值得注意，比如各党政纲差异的模糊化甚至趋同。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趋同，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的趋同。
第三，美国的两党制其实居于“全民党”与“社会代表党”之间。其积极的一面是“适度”保持对总统的制衡以及为政策制定提供负反馈；其消极的一面是总统与国会都被各种利益集团俘获，社会陷入深度分裂时决策会陷入僵局或者朝令夕改。
第四，在第三产业居主导地位的时代，高等教育普遍化，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际模糊化。“全民党”比较适应这个新时代。但“全民党”与社会相对较远的距离有正负两种可能。积极的一面是中立性导致的前瞻性、先进性；消极的一面是脱离社会、脱离基层、脱离实际，导致傲慢和空想。换言之，“社会代表党”的优势是注重社会“小事”，但办国家“大事”的能力难以适应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全民党”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劣势却是容易轻视和忽略“小事”。由于“全民党”的社会基础含混，一旦丧失群众信任就可能全面崩溃。
上述分析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有三个。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一种落后的治国理政形式，而是一种能适应历史进步趋势的形式。第二，深厚的文化传承并不意味着执政党的长寿。欧洲发明了政党，政党历史最悠久，但欧洲各执政党的质量和寿命都很成问题。中国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显然更注重传统文化，却是短命的执政党。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即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取决于能不能对人民信任度的起伏保持高度敏感。所以，找到保持敏感的办法，是决定我党质量和前途的唯一重要因素。建成港珠澳大桥是重要的，但重要性远不及居民对社区公共秩序的满意度或不满意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第一，要站在民众的前面，办大事，引领全社会不断向光明的未来迈进。第二，要站在民众的身边，办小事，在每个居民区里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第三，要站在民众的后面，检讨小事与大事的平衡，担忧民众明天是否还信任我们，是否会离我们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