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用木瓜”与“点燃蜡烛”
2001年新加坡国会大选投票前夕，人民行动党(以下简称行动党)波东巴西选区候选人司徒宇斌正在台上演讲，一名支持者送上一棵亲手栽种的木瓜树。被搬上台的这棵木瓜树，已经结了8个相当熟的木瓜。这时，司徒宇斌借题发挥，吁请波东巴西区居民共同努力，摘取像木瓜一样成熟的生活果实，让千家万户拥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他情绪高昂地说：“这个木瓜是大家17年来栽种的。我衷心地希望，大家明天去投票的时候，一起去采摘这个木瓜，一起享用这个木瓜，好不好？”与此同时，和司徒宇斌竞争该选区议席的新加坡民主联盟主席詹时中则呼吁选民把票投给民主联盟。由于上届大选反对党只赢得两个议席,詹时中说：“国会里现在只有两支快要熄灭的蜡烛代表反对党。如果吹熄它们，那新加坡将一片黑暗！所以，你们要为新加坡点燃所有的蜡烛，让新加坡人的生活更明亮！”这里，“享用木瓜”的比喻是要人民接受行动党的热忱服务，“点燃蜡烛”的比喻是要人民打破行动党的“一党独大”。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在时间上表现为执政的长期性，即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连续赢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在空间上表现为优势的绝对性，即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在最近三届国会中，行动党议员占据了84个议席中的82席，反对党议员只占区区两席。一党独大往往听不到不同声音，但新加坡的行动党自有一套克服弊端的好方法——
“民事诊所”：连接党与民众的桥梁
定期接见选民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例行工作。
议员接见选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一次，一般晚上8点开始，往往深夜才能结束。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一、求见登记；二、求见者向工作人员详谈所要反映的问题。该环节由5至7个志愿者分别接谈，并做详细记录；三、打印谈话内容；四、议员按顺序接见来访民众。由一位工作人员负责将打印好的情况交给议员，并将求见者引见给议员。议员和来访民众见面，进一步核实情况，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在打印好书信内容的专用信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该信件被称为议员的“请愿信”），将其传真给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政府部门和机构则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直接回复当事人。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一般设在该选区某栋组屋一楼的几个房间。这些房间也是行动党社区基金和行动党幼儿园所在地。白天，这些屋子主要是幼儿园上课、活动场所；晚上，则是行动党议员接见选民的地方。这些屋子都十分简陋，外观未经任何装饰。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曾说，民用设施可以堂皇，而且越堂皇越好；但是作为执政党的总部和支部，则应该是在最不堂皇、最不华丽的地方。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被称为“民事诊所”，因为等候接见的选民正如等候就诊的病人。为选民进行登记和引导选民接受接见的工作人员就像导诊员，而接见选民的议员恰如看病的医生。病人看完病后，拿着医生开具的药方离开诊室；选民接受接见之后，带着议员开具的解决方案离开。
新加坡人在这些“民事诊所”发泄的牢骚，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的一种记录。在1970年代，人民主要的忧虑是失业和没有房子住，议员经常替选民写信申请的士牌照、小贩执照或是申请组屋，或是要求在被迁置时获得更好的赔偿。1980、1990年代，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主要忧虑从基本生活问题转移到生活素质的提高，例如为孩子争取名校学额、换更大的居所等。选民所提问题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套用行动党自己的说法，该党“至今保持不变的是接见选民的宗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行动党成立15周年的特刊曾以文字形式记载了接见选民的宗旨：“议员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
据统计，1998年共有5万名选民在每周接见活动中向议员求助，其中许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例如能否特别允许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过两个星期；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请永久居民（他们通常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大学学历）。帮助居民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写“求助信”到有关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其他的援助方式来自公民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有些是提供财务援助，有些则协助居民找工作等。行动党将这些工作视为同选民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环节。在为民解困的过程中，议员发出去的“求助信”、拨打的电话数以千计，不间断地搭建桥梁，协助需要援助者。
李显龙曾谈到他接见选民时的一个有趣例子：自己选区的一名选民前来求见，投诉居所附近蚊子孳生，还带了许多被打死的蚊子为证，这些蚊子粘在3张纸上。李显龙把这些蚊子转交给主管市镇理事会的陈文焕议员——最后，蚊子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非常之举：主动增加国会中的“反对派”
为了避免听不到不同声音，行动党倡议在国会设置官委议员。官委议员由国会的一个特别遴选委员会推荐，由总统委任，每任两年半，目的是要使国会里有更广泛的非党派意见和言论。
李光耀曾阐释设立官委议员的原因和结果：由于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议席，加上反对党议员的素质常低于行动党党员，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类观点在国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抒发。于是，新加坡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民选议员进入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被称为官委议员。官委议员的做法获得了成功，它让非行动党出身的人士进入国会。
由于反对党议员人数太少，现实情况中为了更多地听到反对党的声音，经行动党倡议，国会中还设置了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是指在大选中落选后，因得票率比其他落选者高而获任议员的候选人。新加坡宪法规定，如果在大选中，当选议员的反对党候选人少于3名，选举官将宣布得票率最高的反对党候选人为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以3名为限。
李光耀在1984年的国会辩论中阐释了设置非选区议员的原因：非行动党议员和行动党议员不同，他们会把有关滥用职权、贪污或裙带关系的指责直接吐露出来，而行动党议员只有在调查证实有关投诉后才会提出来。因此，反对党议员的这种做法，将更有利于消除民众的猜疑。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解释说，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遵循三大原则：第一，改革后的制度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参加选举的政党。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必须确保新加坡经过大选之后，能够选出一个强有力及效率高超的政府去治理国家。第三，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使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能代表反对党的观点。
拟设“影子内阁”：希望听取不同声音
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虽使国会添加不同声音，但由于绝大多数议员仍是执政党成员，国会中的不同声音依然弱小。
为了进一步改变这种状况，吴作栋在2001年的大选前夕曾提出过设立“影子内阁”的设想：如果在2001年大选中落入反对党手中的国会议席不超过两个，他将考虑在国会中设立“影子内阁”——“替代政策献议团”。届时，他将委任一位国会议员担任“影子内阁”的“总理”，让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担任“影子部长”，以针对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和替代性政策。当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担任“影子部长”之后，便不再只是在国会中提问，而是以“影子内阁”的基础运作。
此次大选结束之后，反对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正好两个。于是，吴作栋为“影子内阁”的设想提出了更具体的想法：即由20名行动党议员组成“人民行动论坛”。它不仅将在国会上扮演发出不同声音的角色，也必须积极深入民间和多个领域，去收集人们对一些政策的意见，以使国会的辩论呈现多元的思考和观点。这个论坛的成员任期两年，两年后由另一组20人的行动党议员轮替，在国会上针对政策与任何课题发表尖锐的意见，甚至提出替代方案。为了方便这些行动党议员畅所欲言，他们在国会辩论政策与法案时，免受行动党党督的限制。换句话说，他们在国会表决时，可以投反对票。不过，议员们所辩论的法案如果涉及宪法，“人民行动论坛”成员的立场还是得和行动党一致。吴作栋希望“人民行动论坛”不仅在国会辩论时提出尖锐的观点和建议，还要能代表广大民众的看法，因为这是许多新加坡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期望——他们希望国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政策论坛：普通党员的“国会”
行动党于2004年设立行动党政策论坛。按规定，该论坛成员为188名。
设立论坛的目的是让党员有更多机会就国家政策发表意见。它被视为行动党普通党员的“国会”，是他们对政策性课题进行讨论、提供意见和献计献策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一论坛，普通党员能够反映“人民关心的课题和政策带来的冲击”，基层党员可以针对政策主动向党的领导层提出建议和批评。目前，该论坛已成为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员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和情感沟通的纽带。
在行动党政策论坛举办的工作坊兼对话会上，普通党员所提问题和意见往往直截了当，甚至十分尖锐，颠覆了人们印象中党员都是“政治正确”的观念。例如，在一个讨论会上，协调员询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你的议员表现杰出？”在场的80人中，只有大约十来个人举手。一位与会党员指出，议员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出席选区活动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是好莱坞明星，“他们（指议员）应该是为民服务，但这个角色好像对调了似的。有时，我想议员们是否觉得，他们能抽空出席活动是我们的荣幸”。另一名与会者则说，一些议员“只有在大选时才出现”，导致居民觉得他们不够诚恳。还有人说，党风自上而下，令人们感到不自在——毕竟他们也是党的代表。
新加坡确实“管得严”，但人民行动党的理性执政带来的是变通力、稳定力：它关心常理，而不是拘泥于主义；关心百姓的现实生活，而不是拘泥于经典理论；关心做法的正确，而不只关心“政治上正确”；关心客观实际，而不是拘泥于意识形态。就“为人民而行动”这一点而言，人民行动党无愧于它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