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名著与名画】系列

记得70年代末，忽然一个晚上，我望着案头诗稿猛地觉得自己从小就酷爱的诗歌，再无法更好地表现我多彩多难的人生了……我染指起小说来。几个潜心琢磨奋笔疾书的不眠之夜后，我自信又自美地把两篇大作拿给许淇老师看。他老人家看后，说句蛮噎人的话：你发小说得5年后。还别说，真被他言中——我第一篇小说果然是4年后发表的。

接下来的熬灯油熬心血，自不必说。然而，真正理解小说却是在我浪迹京津、周游全国、从仰望“塔”尖到为稻粱谋——当了近10年自由撰稿人之后的事了。

——那么，我们过分热情投入的小说，到底是什么呢？

小说是人生一些支离破碎的秘史；是社会某一似是而非的角落；小说是作者神驰梦游的空间；小说是作者在人生路上莫名其妙的叹息与呼喊；当然，小说也是小说家们咂摸文字语言并因之出名乃至赚钱的资本；小说之于读者基本是一种满足好奇的娱乐；是一日劳乏后的松弛与消遣；是腻于庶务者精神游弋的桃花源；是中老年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是情人们没话找话的无聊话；小说虽能时有对位的泄导人情、针砭时弊，却无几许补益时政之功；

小说对于文学青年大有几分庄重，有诱惑其误入“歧”途的价值；小说对于“政治动物”是想啃却肯定啃不出多少肉、令其发恨的骨头；小说对于人类来说是一面面大大小小有趣的哈哈镜；小说原本是多元体的文化生态中一位貌似正经又很滑稽的大肚子、会说故事的老顽童；少数好的小说，在人类史的长河里是沉留下来的珍珠，能让某一段飘逝了的岁月里的人物、景色、事件，在文字的光影中成为后世的“海市蜃楼”，且面目鲜活，尽管其间有不少刻意的美化与歪曲，对后人均有索讨价值；小说较之其他文学品类更多得宜于现实生活的滋养，生命力强大的“角色”行为与状态，使无言的哲学意向滑过种种羁绊飘向了自由的海洋；真正的小说大都是“教主”们的隐敌，能泽惠于后世却很可能枯槁在当年；在“文以载道”形而上的文化意义上和由此引发的文艺社会功能上，小说曾被文化人自己和社会管理者善意或恶意地错误地夸大了，其实小说不过是形而下的俗文化，对于人类不过是一阵微风一片阳光，只是这微风这阳光之于人，绝不是无为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著名的小说家张爱玲有一句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显然小说家先是“懂得”；至于这“慈悲”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就交给读众体会吧。

小说能在人们心中悄然播下些种子，至于这种子何时成苗育果、果实浆质如何，就难以确准了，但大番说来都能融入人体、遂成血肉……就这一点说，小说又是形而上的。

因为小说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惟一的、也是最后的一片存留之地了；小说应该是一位与上帝同在的“母亲”，她以无比宽阔的胸怀，容纳着大地上很多很多“人”——容纳着他们的灵魂，并精心抚慰之……是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小说就不该也不可能消亡。于是，茫茫人海之中你偶然一瞥会发现那女孩儿像林黛玉，那壮汉像李逵，而那个小小的瘦老头很像是葛朗台老爹。当然，这也很难说是他们真像，还是你的想像……

一个人的生命，在经历了或痛苦欢乐、或紧张坚持、或单纯无复、或显赫失落、或卑贱平庸之后，总是要消失无影的。这或许是人类的一种遗憾吧。然而小说里的生活着的“人们”，却能活得很长远，就像拔起于平地的高山，像无尽涌动着的大海，直至地老天荒。是的，这就是我认知中的小说。是我销蚀了几十年的生命、也曾困惑过的、一种生活的目标或曰人生的载体，是我的母亲、爱人、女儿，是我冥冥中感觉中的前世缘。

那年岁末，我的老友、小说家、文化评论家李悦先生来访。

在家中，我们不由地又扯到小说。他对我把小说界定为“俗文化”——摇头。他以卡夫卡的作品来佐证。我们随口还争辩了几句。过后思之，我觉得他的说法也有道理。

前时，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在世界汉学大会上把中国当代文学比作“廉价的二锅头”，并指出中国作家的诸多缺陷，如不懂外语等等。一些中国学者以抗击“当年八国联军”之义愤反对这“外来僧的胡言”。只有北村等少数作家有所保留的赞同顾彬之说。北村说：“我同意顾彬的某些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确实不如中国现代文学，其致命伤在于中国文学有思想动机，但没有思想能力，不能像优秀的外国文学那样形成一个思想过程”。

这位“中德文化搬运工”顾彬先生的批评，其实也是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批评。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像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不为人知的方面”。

——这让我想起了那幅著名的《梅杜萨之筏》的画。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一群绝望的人们在一片不大的木筏上搭成了人的金字塔；顶端是一个黑人正高举着红衬衫尽力挥舞着，以期引起远方船只的注意；下面是相互簇拥着、相互搀扶着的在饥饿、死亡中已绝望的人们……这幅画的背景是1816年7月，法国派遣巡洋舰“梅杜萨”号载400多名士兵和少数权贵，前往欧洲塞内加尔。率领舰队的船长是个贵族，对航海一窍不通，由于他的疏忽大意和错误指挥，船队触礁沉没；结果这贵族船长和高级贵族官员乘救生艇逃命，把150多名乘客抛弃在一只临时搭建的木筏上，任其生死……木筏在海上长时漂浮，许多人死去，尸体开始腐烂，饥饿的人们开始吃人肉，有的精神失常彼此相互残杀……十几天后他们获救，只剩15人，后来又死去5人……法国浪漫主义画派先驱籍里柯（1791～1824）就是以此动人魂魄的画面，鞭挞了不负责任的法国贵族们，表现了人与自然搏斗的悲壮之美。

然而我觉得，这幅著名的《梅杜萨之筏》还有一层象征意义。“她”不只描述人类在艰难竭绝中的求生之剧，“她”更象征着人类在所有生存环境里的执着欲求。正是这种欲求支撑人类的绵延，拓宽人类的视域；正是这种求生存之欲让人类有了征服宇宙的雄心。

但愿我们的小说像这《梅杜萨之筏》样的把人类的这种“执着”，永久保存下去。

（作者又名余辔扶桑。此文刊发《辽河》2006年12期，后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