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每日都保持着一定量的阅读，这对于我来说，是现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和思考过程。在此所指的阅读很多都是“文章”，而并非学术专著。阅读学术专著是一个恒久的过程，是一种系统的思索；而“文章”的阅读更多的是了解“当下发生了什么”，“他们”又是怎么看待这种“发生”的。在我看来，基于这两种方式的阅读是必要的，因为社会进步的同时，我们自己也需要不断的提炼我们的观点，去丰腴我们的思想。当然，除了文章，但凡艺术类或者文学类的书籍偶然会涉及一些，这是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所必须的，文史哲犹如我们在做研究时的一种动力，内在的推动力，它会给予我们一定的洞察力与判断力。打个比方，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只箭，那么文史哲就是一张弓。

基于这样的一种模式，生活就会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也就是说你所思考的领域与社会问题直接挂钩，这样就会情不自禁的有点忧伤。更多的是一点担忧——这个社会会好吗？（熊培云）。如此，我们也在不断的安慰自己，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刻，我们依然活生生的在这里存在，以生命的名义去为“他者”做点事情。

二、

古往今来，文人无不忧郁，况且“没有悲伤何来好的文章”。在我接触到这样的一种观念时，我是十分同意的，毕竟那个时候读了不少文学性的书籍，也就不自觉的“同情这样的悲伤”。可是如今看来，这样的一种说法还是存在偏颇的，类如社会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就会越学越理性。拿到一个问题，总是首先就会对他进行分析，至少要寻找到一个切入口来进行研究。而后在进行文献的寻找和梳理，再就是一个腹稿（至少是一个论文框架要有）了然于心。最后就是撰写，修改，再修改，投稿，审核，发表。整个过程基于一种漫长的等待，所以不得不用你的理智来告诫自己：做研究与以往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毕竟是学术，而不是散文、杂文等。所以，在我看来，文人的忧伤要比思想者，或者学者的忧伤要更为的强烈。这种强烈与社会的形态是直接挂钩的。（这只是一种假设与经验判断）

而个人也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的使然，与个人的性情有很大的关系。我原先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总觉得这个社会是没有未来可言的，总会得被一些外在的事物所左右我的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沉。时而如一个“辛弃疾”，时而又是“李煜”，或者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默然痛哭”，那个时候把自己逼入一种绝地，让自己沉静在一种思考与再思考的过程中。忧伤无不夹杂着种种不安的事情，进而融化成一个“没有笑容的主体”。乐观，就如一张陌生人的脸，看都不看我一眼。

其实后来想想，何必把自己逼入一种绝望的境地，把自己当做一个拯救大众的上帝呢？其实，许小年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说的很对，我从这个主题演化出一个道理：从来也就没有上帝，任何人都无须拯救。我们有一点“社会关怀”就好，更多的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拯救”，能力与责任正比，往往是要求我们先把自己做好，然后再去“解救”那些糊涂的人。

三、

万事总有一个过程，千万别自以为是，总觉得一个人就可以干很多伟大的事情，就可以一步到位，这是一种“理想的想象”，是不切合实际的。循序渐进的社会进化往往给我们留下更大的空间，让我们有时间思索，有空间发挥。而那些文人的“牢骚”，顶多也只是发泄发泄而已，对这个社会没有实质性的推动，我至今有了这样的认为，不知是否正确。另外，我们作为一个单独的生命体，在权力之下，就是一粒尘埃，很弱小很渺茫，随风而去，最终留下的痕迹，很淡很轻。

这的确是一种悲观，但是是一种基于现实情况的描述，我们需要认清自己，别把自己的崇高拿去扮演不符合自己的角色，那样只会让自己更为的痛苦，进而是绝望的忧伤。乐观，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自己，都是有好处的。那些不如意的事情，总会有一天改变过来；那些不合情理的故事，也总有一天纠正过来，得以真相；那些不合逻辑的人物，总有一天会与路易十四一般，遭到世人的抛弃。还有我们的忧伤，美丽与淡雅的情怀，总有一天会有一种正义的泡影将其推上一个必要的位置，以“居安思危”给予合理性，成为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的情绪“主色调”。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日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