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中后期处于小冰期的笼罩下，逐渐转冷的气候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威胁，建阳书坊的书商迅速将农业占候纳入他们编纂的日用类书中，企图迎合民间社会对天气预测的迫切需求。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某些日期的天干地支、五行以及天时等信息来推测未来的天气趋势与农业丰歉，它在继承先前文献的基础上又有诸多改进和创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与贩售粮食的商贾一起构成了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篇章的主要阅读群体。农业占候也可被视作明代中后期“天人之际”的一则案例，从中可以窥见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农业灾害对民众心态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占候;日用类书;小冰期;读者;
农业占候是古人对未来某一特定时间或一段时期内晴雨、水旱及其导致的农业丰歉情况的预测，人们希望通过占候来趋利避害地安排农事活动，获得农业生产的良好收益。它是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汇集与智慧结晶，历来被视作一种重要的农业民俗与技术手段而受到学界的重视。对农业占候的既有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其科学性来展开的。民俗学者认为，农业占候中有关占天象、测农事的部分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可对农业生产起指导作用；其中关于占卜农事丰歉的部分尽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非科学成分，但也是民众心理的合理折射。1科学史学者关注农业占候的目的是对其中的气象科学知识进行挖掘，在整理《田家五行》这本农业占候古籍时，他们就利用现代气象科学知识对该书进行释读，这样元明时代太湖流域庶民百姓关于农业占候的乡言俚语就被对流、锋面、气旋、云层等专业性术语所替代，其中能用现代气象学解释的部分被称为群众性科学经验，解释不通的则被视作封建迷信糟粕。2其实，关于农业占候的准确性历来就饱受质疑，北宋王巩根据民间历日记载，推测崇宁四年(1105)为十一龙治水的大旱之年，但该年在事实上却是“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3明人谢肇淛对利用云气来进行农业占候的方法提出质疑，认为“云气倏变，一岁四占，倘吉凶互异，当何适从耶?”4当代学者卜正民(TimothyBrook)根据明代建阳书肆刻印的《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年岁荒熟歌》来验证其中所载农业占候应验与否，他通过推算否定了该占验歌诀的准确性，如根据推算万历二十八年(1600)本该是个旱魃为虐的年份，但实际当年福建地区却是雨势磅礴，暴雨甚至冲垮了当地的城墙和桥梁。5
既然农业占候的准确性值得商榷，为何它们在传统社会中却深受人们的推崇，尤其是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等地，农业占候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状况。正德《姑苏志》中记载当地“农既专力，其用心自精，占测气候，详密多验。由元旦至于岁暮，凡风云旸雨之变，潦旱丰歉之兆，趋避弛张之宜，咸有口诀韵语，汇类极繁”。6江南农民不但有丰富的农业占候经验，他们还会根据占候的结果来调整农事安排，如“唯太仓、嘉定东偏，谓之东乡，土高不宜水稻，农家卜岁而后下种，潦则种禾，旱则种棉花、黄豆”;7明代后期的经营地主沈氏也倾向于认为，对于如何种植不同品种的水稻来获取丰收这个问题，“卜其吉者而多种之”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8彼时江南地区农业占候的兴盛在民间书肆售卖的日用类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日用类书这种包含民间生活所需各类知识的盈利性家庭日用百科全书向来是以图书市场为导向，编纂者试图从读者需求出发来囊括庶民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各种知识，而农业占候就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种。本文绕开以现代人观念中的科学性或准确性来审视古代农业占候的先验性视角，试图回归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以社会史的进路来考察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挖掘促使其刊刻与流行市肆的社会背景，厘清其中农业占候知识的类别及其主要内容，分析这些农业占候条目的文献来源以及创新之处，并尝试以其中所载农业占候的具体内容来间接推测它们的潜在读者。
一小冰期：农业占候进入日用类书的契机
农业是一种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进行的经济再生产活动，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古人认为“夫稼，养之者天也”,农业生产必须顺应天时才能获得丰收。9国家通过颁布历法来向民间授时，人们也普遍认为“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10所以试图通过观察飞禽走兽与草木荣枯等自然现象来获取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这类信息对古代农耕社会至关重要，以至于《管子》中记载：“民之知时，曰岁且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11汉代就有《杂阴阳》《师旷占》《子赣杂子候岁》等诸多包含农业占候的专书出现，成书北魏的《齐民要术》中就对它们进行了些许转载，如“欲知岁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诸物种，平量之，埋阴地。冬至后五十日，发取，量之。息最多者，岁所宜也”,“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择其木盛者，来年多种之，万不失一也”;12唐代韩鄂也将“占八节之风云、卜五谷之贵贱”13的农业占候术法写入其所撰《四时纂要》中。但总体来说，农业占候在这些中古时期的农书里仅占极小篇幅，散见各处且时有时无，这种情况在元明时期发生了重大改变。
元明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一改之前温暖的局面，开始变得日趋寒冷，不单在中国，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气候也开始变冷，气象学家称之为小冰期。尽管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对于小冰期的起止时间及其引发的确切气候现象仍各抒己见，但许多权威科学家却倾向于认为它大约开始于1300年，结束于1850年，14这与中国气象学家认为的小冰期开始于元代中期(1320年前后),历经5个世纪的时间节点基本相似。15卜正民对小冰期的起始时间及其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冷有如下描述：
元明两代正值气候异常时期，历史学家称之为小冰河期。大约自1270年起，地球与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即所谓的小适宜气候期，亦称中世纪暖期)相比变冷了。1370年左右，是第一个降温阶段的最低点，此后的一个世纪内气温略有回升。1470年左右，全球变冷的进程再次开始，气温进一步下降，一些从不下雪的地方也开始降雪。1494年，佛罗伦萨的积雪厚得吓人，当时的执政家族竟委托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堆一个巨型雪人。16世纪，气温变得更低，尽管这一变冷趋势偶尔会被短暂的回暖期打破。1630年左右，气温再次下降，终于在1645年达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一极寒温度一直持续到1715年。16
这种气候转冷的趋势在农书中也得到反映。以对气候冷暖变化敏感的柑橘种植为例，元初政府编纂的《农桑辑要》中记载河南、山西等地有栽培橘树，“西川、唐、邓，多有栽种成就；怀州亦有旧日橘树”,17而在稍晚成书的《农书》中作者王祯提及“橘，生南山川谷，及江浙、荆、襄皆有之……北地无此种”,18从中可看出柑橘生长界限有着明显的南移。在王祯生活的年代，太湖的洞庭东西山是全国最主要的柑橘产区之一，王祯曾称赞道：“橘有数种：有绿橘，有红橘，有蜜橘，有金橘，而洞庭橘为胜，今充土贡。”19洞庭橘因处于“四面皆水”的小环境中，“水气上腾，尤能避霜”,20故从来无须担心霜冻，但在成书于弘治七至十四年(1494—1501)间的《便民图纂》21中，撰者邝璠却对该地橘树能否安全过冬感到惴惴不安，他谨慎地向其读者建议橘树“冬月须搭棚以蔽霜雪，至春和撤去”,弘治十四至十六年，气候变得更为寒冷，该地区“连岁大雪，山之橘毙”,22至此当地柑橘种植业走向衰落。除柑橘种植的萎缩以外，《便民图纂》中随处可见气候变冷的其他证据。如书中所记载的早稻已远非明代初年所谓的早稻，仅是早熟的晚稻而已；23葡萄树也要在冬季“将藤收起，用草包护，以防冻损”。气候转冷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很大隐患，根据陈家其的研究，明代太湖流域的气候变化使得该地双季稻种植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水旱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降；柑橘、茶树等经济作物的越冬受到威胁。24频仍的自然灾害及其导致的粮食减产使当地人们对天气状况更加关注，元末明初的吴中人娄元礼编纂了一本农业占候书《田家五行》,该书因适应了当时人们的需要而得到迅速传播，弘治年间吴县令邝璠将其大量引入到自己所撰的《便民图纂》中，专辟“杂占类”与“月占类”两章来详述，至此，农业占候知识大量汇入农书并成为其中的一个单独部分。
现存最早的日用类书是由南宋福建崇安人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而陈元靓本人同时又是另一部岁时节日类文献《岁时广记》的编纂者，在该书中，他对卜晴雨、占丰歉、观云色、占果实、祈蚕福等民间农业占候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所以在《事林广记》的“天文类”部分，陈氏也向他的读者介绍了有关天象、历候与节序的三种知识，在历候部分还对六十甲子、元旦杂占、岁首杂占、岁节晴雨等农业占候知识有过简单的叙述。但陈氏开创的这种写作方式并未被后世书商所效仿，成书于元代和明代早期的日用类书中皆没有包含农业占候知识，只有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气候的持续变冷，农业占候这种以往在占候专书或农书中特有的知识才被又一次纳入日用类书中，并成为当时日用类书中诸类知识的重要一环。不单是日用类书，明代中后期南方很多地区的新修方志中也首次出现了有关“气候”的条目或门类，这是此时气候变冷的另一个反映。25此时在同处于小冰期笼罩下的西欧，关于农业占候的书籍和技术手册也开始大量出现并流行起来，一些注重实干从不迷信的农场主也开始根据占星家的预测来种植农作物。26可见在小冰期笼罩下的那个年代，中西方的人们皆无力抵御恶劣天气及其对农业的消极影响，都不得不依靠农业占候来提前预测以趋利避害。可以说，小冰期及其带来的气候变化为农业占候大量进入农书、日用类书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的类型及其主要内容
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一般在“时令门”章节中，有些没有“时令门”的日用类书则将它置于“天文门”中，从现存诸种明代中后期刊刻的日用类书来看，至少有13部中包含农业占候(详见表1)。这批书籍多为福建建阳书坊所刻，其余氏、熊氏、积善堂、树德堂等书坊名称明显展示了它们的建阳性质。建阳刻书业萌生于五代，繁荣于南宋，到明中后期达到鼎盛，但建阳版日用类书质量差且错讹甚多，有时甚至同一本书籍里各卷的名字竟会不同，如万历年间刊刻的《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卷1为“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卷之一”,而记载农业占候的卷5却又题作“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卷之五”,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拼凑本，其中所载农业占候与《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完全雷同，极有可能直接使用了前者的雕版。有些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即便有自己的特色，但其中的某些部分也明显抄自于其他日用类书，这极大拉低了日用类书的原创水准，但也在客观上为考察其中的农业占候提供了诸多便利，下文将对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所载的农业占候类型及其主要内容进行简要概述。
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所载的第一类农业占候是根据天干地支对一年中雨水、蚕桑等涉及农业生产的因素进行预测的推算方法。如推算该年几龙治水的方法是“自岁旦日数去，遇辰日则为龙治水，如正月初一日遇辰即为一龙治水，初二日遇辰即为二龙治水，余仿此”,27即从农历新年的第一天算起，第几天碰到辰(辰为龙)日，该年就为几龙治水；辰日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日子，但根据干支纪日法，每隔12天会出现一次，所以每年最少为一龙治水，最多则为十二龙治水，参与治水龙的数量与当年的雨水状况成反比。与这种方法相类似的还有从岁首算起，以第几天遇丑日来推算当年为几牛耕地的方法。蚕桑业是江南农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蚕神在民间被称作蚕姑，对蚕事吉凶的占卜在日用类书中被称作“求姑把蚕”法，即“四孟年一姑把蚕，四仲年二姑把蚕，四季年三姑把蚕。……四孟年乃寅申巳亥，四仲年乃子午卯酉，四季年乃辰戌丑未”,28根据民间的说法，“大姑多损伤，二姑最吉，三姑则吉凶无定”。社日是古代农民祭祀土地神的节日，每年有春秋二社，社日对农业生产甚为重要，许多作物的种植都以它为标准，如王祯在谈及种麦时就说：“八月社前，即可种麦；经两社，即倍收而坚好。”29春秋两社也是举行社祀祈报的日子，祈报的内容就是期望农事顺遂丰收，即“春祭祈谷之生……秋祭报谷之熟也”,所以推算二社的日期在民间显得颇为重要，方法为“自立春、立秋后数至第五个戊字便为社也”,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六戊为社”,原因在于立春或立秋的具体时刻之不同，“在午前定五戊为社，如在午后即六戊为社”。30江淮地区每年农历三至五月间出现的梅雨天气对农业有重大影响，梅雨期过早会阻碍冬麦的收割，梅雨期偏长可能会导致水稻有“重种二禾之患”,空梅或少梅也会给农业生产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古人十分重视对梅雨日期的推算，日用类书里关于对梅雨期的推算方法是“以立夏后逢庚日入梅，芒种后逢丙入小暑后逢未出”。31此外，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还有推算三伏日、液雨日等特殊日期的方法。这些推算类的农业占候术法在民间社会流传甚广，以至于“求龙治水，求牛耕地，几日得辛、求二社，则人皆知，不必细言矣”。32先前文献多将其视作在民间流行的占候知识而未予以记载，仅在黄历中可以看到，甚至处于小冰期影响下创作的《田家五行》与《便民图纂》等书中也未涉及相关内容，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的编纂者第一次将该类农业占候知识进行系统化记载，从侧面体现了日用类书这类文本的民间属性。
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第二类农业占候是根据每年某些月份中的特定日期(如节气或节日)来进行占候预测的一系列方法，被古人称之为“月占类”。旦日是一年中的第一天，当天的天干状况可以反映出诸多农事信息，若该日为甲，当年便会稻米价贱；若是丙日，就会连续四十天干旱；值巳日则“米贵蚕凶，多风雨”。33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古人认为在此日占卜农事也甚为灵验，如断定当年农业丰歉的《年岁荒熟歌》就是通过立春日当天所属日期的天干来判断当年的总体状况，即“阴阳一气先，造化总由天。常看立春日，甲乙是丰年。丙丁遭大旱，戊己损田园，庚辛人不静，壬癸水盈川”。34立春日所属的五行状况也可用来占卜农事，《立春歌》中就提及“立春见金果木稀，低田水灾高禾宜”。立春日的气象状况同样也关系到当年的天气与收成，如“立春天气晴，百物尽收成。立春一日雨，四时雨均平”。根据正月上旬的天干情况也能占卜当年的总体情况，即所谓“甲子丰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乱。惟有壬子水滔滔，只在正月上旬看”。立冬日也是实施农业占候的良辰佳日，《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将立冬当天的农业占候编成歌诀：“立冬属火来年旱，逢水来春水必多。遇金来夏豆麦好，遇木次夏水旱灾。值土来年五谷盛，处处田禾足丰盈。”35此外，一年中的其他节气或节日也是进行占验的好时机，日用类书里最常提到在“八节”时实施占候最为灵验，这八个节气分别是元旦、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与冬至。36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月占类”的主要知识来源是《田家五行》,但其撰者们在它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鲜知识，以旦日占验为例，它增加了通过该日所属的天干地支来对农事进行占候的方法；再如立冬占候，《田家五行》中仅能通过该天的晴雨与风向来进行占卜，而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的撰者们却将当天的天干地支与五行状况都纳入实行占验的范畴中，这皆是对以往农业占候知识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天时占候也是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包括天文类与气候类两种形式，主要是根据日常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来推测未来天气或农事状况的方法。37如“论日”条目曰：“日若生晕者主有雨，日抱耳不晴，南耳晴，北耳雨，断风绝雨，乌云接日次日必雨。”这条占候透露出三则信息：一是出现日晕是要下雨的征兆；二是日珥可预测天气，日珥出现在太阳南侧就会天晴，出现在北侧将会有雨；三是若日落时乌云遮日，第二天必定会下雨。此外日用类书中还有“论月”“论星”等条目，即通过观察日月星辰来对天气情况进行预测。“论风”是以当天的风量和起风时间来推算未来刮风或晴雨寒暑的情况，如刮东风是降雨的预兆，冬天连续三天刮南风就要下霜。云朵移动的方向也可以预示晴雨状况，即所谓的“云行东，马头通；云行西，马溅泥；云行南，雨涨潭；云行北，好行客”,38这是一种古老的占候术法，在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中即有类似的表述。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天时占候部分主要采自《田家五行》,但日用类书的编撰者对内容进行了筛选与简化，使其便于携带与降低印刷成本，同时更适合于庶民百姓的阅读。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以图像形式出现的天文占候术法首次被载入日用类书中，这些图像很难追踪其来源，极有可能是某种在民间流传的秘密知识。39如图1中的a表示天空中没有乌云却在降雨，这种天气的出现预示着未来会发生旱灾；b代表如火焰状的日出景象，预示今后三年皆为大旱；c代表彗星入亢，主五谷大熟、天下丰登。此类通过图示来占卜天象吉凶与农事丰歉的方法在当时的若干部日用类书中皆有记载，且经常被编纂者放置在卷首上半栏的最显眼位置，从侧面反映出它在日用类书编纂者、书商甚至是他们认为的潜在读者心目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1《新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中一些关乎农业占候的天文图示???下载原图
三农商并用：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的阅读群体
农业占候最初起源于民间，由居住在市井乡野的百姓所创造，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宋代邢昺《耒耜岁占》中所载的农业占候知识就皆为“牧童村老岁月于畎亩间揣占所得”。40明代文献《公余日钞》对农业占候的起源有过如是分析：“村社占年之说，自古有之。如雨旱验生草，如麻麦验雪，往往无爽，有不待求之天文书者。盖耆旧之在乡井，阅世久、历时多、观化广、见事熟，必有所试而云，言非孟浪也。”41庶民大众对农业占候自然较为熟悉，这些知识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社会进行传播。明代中后期，随着市民经济的繁荣与商业出版的兴盛，农业占候的传播途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传统的口头传播渠道外，它还开始进入日用类书，其知识通过文本的形式进行扩散。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的编纂者多用“四民利用”“四民捷用”或“四民要览”等作为标题来宣扬该类书籍的读者对象是以士、农、工、商为代表的庶民大众群体。现代日用类书的研究者们却倾向于认为，虽然当时整个社会的识字率确实比之前有了较大提升，但这种四民皆读者的阅读盛况只是书商为了售卖书籍而营造的一种夸张性说辞，他们通过估算当时社会中民众的识字率来对此进行否定，但关于这种识字率是指低层次的“功能性识字能力”抑或更高层次的识字能力，学者们也莫衷一是。42本节试图绕开识字率的数字陷阱，通过梳理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条目的具体内容来确认这些占候类文本的潜在受众是谁，撰者在编纂日用类书时心中预设的读者对象为何人，以及这些农业占候知识出现的背后又有着何种社会需求。
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天气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他们的收成，故而对农业占候也最为关注。表1显示这批载有农业占候篇章的日用类书大多是在1599—1628年间被刊刻出来，此时正值小冰期时代最寒冷的时段之一，气象学研究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些年份里属于偏冷的时段，且气候常处于湿润甚至洪涝阶段，降雨明显增多，43恶劣的气候条件对农事活动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继而导致作物减产与歉收。明代中后期南方地区水稻品种繁多，大致分为早稻与晚稻两类，这些不同生长期水稻品种的出现，使得双季稻在闽浙地区有了很大发展。双季稻的种植对季节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整地、育秧、移栽等环节需要迅速和按部就班地完成，倘若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之后的整个栽培进程。所以日用类书里有诸多关于早稻与晚稻收成的占卜，成书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论电”部分就记载：“大暑前后有电，早稻薄收，晚稻必大熟。”44另外江南地区于每年春夏间盛行梅雨，入梅与出梅时间的早晚对稻作农业有巨大影响，会直接影响晚稻的苗期成长和插秧等事宜，所以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关于梅雨的推算，其“求梅雨”条云：“江南三月为迎梅雨，五月为送梅雨。《埤雅》云：闽人以立夏后逢庚口入梅，芒种后逢丙入小暑后逢未出，亦曰梅，故今之梅雨说者由此知之。”45值得注意的是，施威对唐代占候书籍《相雨书》的研究显示，该书中预报当日气候的占候数量最高，表明当时的占候是以即时观测和短期预报为主，46而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则主要以长时间占候为主，“来年”等表示长时段的词语明显增多。如《立冬荒熟歌》中说：“立冬属火来年旱，逢水来春水必多。遇金来夏豆麦好，遇木次夏水旱灾。值土来年五谷盛，处处田禾足丰盈。”47这表明处于小冰期笼罩下的农民迫切希望通过占候来提前获知有关来年的农业信息，以趋利避害地安排农事活动。
对于日用类书的刊刻地福建和日用类书的销售市场江南地区来说，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48因为种植经济作物带来的利润要远远大于粮食作物，所以此时桑争稻田与棉争稻田的事例在各种地方文献中屡见不鲜。当时江南很多地区的农民往往只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每年当地所需的基本口粮甚至都要从外地贩运，他们利用经济作物获利的金钱来购买粮食，这就造成了日用类书的农业占候在提及粮食作物特别是稻米时，关注其价格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关心其丰收与否。江南地区的纺织业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产业，当时的棉纺织业和丝纺织业比起前代在量和质上均有了显著的提高，49所以农民对其原材料棉花和桑树的种植也更加重视。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比粮食带来的收益更为丰厚，再加上经济作物的大规模同质性种植取代了之前传统农业中杂种五谷来备荒的策略，单一性种植使得农业对环境的敏感度更高，如果稍有不慎遇到天灾便可能倾家荡产，处于小冰期中的农民只能频繁通过农业占候来预测桑、棉等经济作物的收成，而日用类书的撰者也瞬间就捕捉到民间社会的这种需求，他们将关于桑、丝、棉的占候放在日用类书的重要位置。譬如元旦当天若为丁日，那么就会“丝绵并贵”50或“丝绵六十日贵”51,三月三日如逢降雨，就会“蚕娘抽丝乐栩栩”;清明午前一日如是晴天，那么该年便会“早蚕大旺不须惊”。52蚕桑情况如此重要，以至于民间每年都会通过“求姑把蚕”来推测蚕事的状况，日用类书云：“四孟年一姑把蚕，四仲年二姑把蚕，四季年五姑把蚕。却以岁日数去，见木为蚕食之叶也。如正月一日属木，便是蚕食一叶，余者仿此。四孟年乃寅申巳亥，四仲年乃子午卯酉，四季年乃辰戌丑未是也。”53由于明代中后期民众识字率的提升，客观上使得一些农民也有了基本的识字能力，如明代中期来华的朝鲜人崔溥在其见闻录中写道：“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54这使得他们自身成为了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部分的读者。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兴起了一批力田致富的经营性地主，太仓南转村明代地主墓里出土的明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就暗示地主阶层是当时日用类书的主要读者群体，55这些经营性地主们所种植的农产品并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出售到市场以获取利润，故而对天气状况更为关注，且他们与普通农民相比文化程度高，成为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占候知识的主要阅读者。
中国古代商人是士大夫以下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业活动本身要求商人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准，所以商人大多能识文断字。56明代中后期随着大量市镇的涌现、非农业人口的增多、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以及沉重的漕粮负担，使得江南地区的粮食供应产生了危机，出现了一些缺粮区，如苏州府嘉定县的居民“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以米兑军，运他邑之粟充本县之粮”。57当时的粮食市场也颇具一定规模，有学者甚至认为明后期最广泛的贸易消费品就是粮食。58江南地区形成了诸多大中城市以及沿海沿江的大型粮食市场和中小城市的小型粮食市场，如苏州城郊的枫桥镇即为明清最大的米粮中转中心，史称“大多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59南京、杭州等城市中也有诸多米谷市场。江南地区粮食富余的地区开始向缺粮地区售卖粮食，如常熟粮食产量颇为丰盈，“每岁杭、越、徽、衢之贾皆问籴于邑”,60而缺粮地区开始从外地买粮，如嘉定即“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61尤其随着弘治年间“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兴起，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成为了江南地区的重要商品粮基地，跨省区地域间的大规模粮食流通成为了有利可图的商贸活动，许多商船往来两地之间，靠贩运粮食来攫取高额利润。在福建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即当地开始“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东广”。62粮食贩运业的兴盛使得众多商人投身其中，行商需拥有丰富的粮食贩运知识，懂得辨别各种粮食的优劣，在《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以下简称《三台万用正宗》)中，撰者教经商之人如何辨别各种粮食的品级优劣，分为谷米、大小麦、黑黄豆、杂粮食和芝麻菜子等类别。63贩运粮食须具备两方面知识：首先对行船及其所面临气候知识要有所了解，因为在传统时代粮食贩运绝大多数是经由水路，如当时苏州商人“去松江，客人先于阊门外，搭双塔船而去。如去杭州，先搭人载而行，到于主家，以候货船可也”。所以在《三台万用正宗》中关于雇商船的知识被编纂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详细介绍如何雇佣客船来运送粮食。商贾在奔赴各地行商的路途中也是凶险万分，“长江有风波盗贼之忧；湖泊有风水渔船之患；川河愁水势涌来，又恐不常之变；闸河怕官军之阻，更兼走溜之忧……”,64所以商人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气候占候知识，“若夫行船须看天上之风云，停泊要知河中之水利”。占候是一门关于气象学的学问，需要在长期观察中累积经验与知识。商书编纂者则根据季节不同来说明气象的变化，以求平安将货物运达销售地区。65行船最忌大风，所以日用类书中对风的占候甚为关注，书商按照月令的格式将每月会遇大风的日子予以标注，称作“逐月恶风日”,甚至日用类书中连对其他天象占候的描述也是以风为中心，如在《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等几本日用类书中的“论云”部分只提及“云如砲车形，主大风起”,对于其他类型的云象及其所蕴含的占候意义则予以省略，仅说“其详亦见天文占云内”。66贩运粮食须掌握的第二类知识是对粮食价格的预测，商人只有在价格便宜或物产丰足的时候购入和在粮食稀缺及价格昂贵的时候售出才能通过价格差来赚取利润。余象斗在《三台万用正宗》的“客商规鉴论”部分就建议商人“如贩粮食，要察天时；既走江湖，须知丰歉”,并对如何通过农业占候获取利润进行了详细说明，他通过具体例子来告诉商人某个时节的降雨会引起哪些农作物歉收，那么此时售卖这种农作物便会有利可图；同时他还提到贩卖农产品的适宜时间，希望能做到贱籴贵粜。67当时的商人们将这种通过占候来预知丰歉的知识看得颇为重要，认为“涨跌先知，称为惯手。壅通预识，可谓智人。作牙作客，能料货之行与不行，逆知价之长跌，而预有定见，是为真老成也”。68由于商贾群体是农业占候篇章的重要读者之一，所以当时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部分充斥着关于粮食价格贵贱的信息，如：
“元旦”:值甲米贱人疫，值乙米贵人疫，值丙四十日旱，值丁丝绵并贵，值戊麦粟鱼盐，值己米贵多风雨，值庚禾熟人病，值辛麻贵麦贵禾大熟，值壬米贱大豆贵，值癸禾灾人疫。69
此外，在当时日用类书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天文门”中的天气图像部分里，也充斥着关于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粮食价格预测的农业占候知识，这正是撰者给商贾群体准备的阅读文本。这批绝大多数在万历年间刊刻的日用类书及其包含的农业占候知识后来被天启、崇祯年间的《士商类要》《士商要览》以及清代乾隆年间的《商贾便览》等商书所引用，成为商贾经商必备知识之一。直到清代的江南米市中，一些米行的从业人员还需要借助农业占候来预测当年的粮食收成，70这也是商人为日用类书农业占候部分读者之一的间接证明。
余论
明代中后期，伴随着小冰期的影响，无论是在日用类书的撰刻地福建建阳抑或是其主要销售区域江南，气候都有了显著的变冷趋势，此时方志、文集、笔记等文献中记载湖泊结冰、冰冻以及降雪的次数与频率与前代相比均有增加。除了对气候冷暖状况的直接影响，小冰期还间接带来了旱涝的严重不均，使得干旱、洪涝和与之伴随的饥荒以较高的频率出现，接踵而来的自然灾害及其带来的农业减产与歉收，导致以稻米为主的粮食价格大涨，明代前期，浙江等地的米价一石约折银二钱五分；嘉靖时期，已是“五钱者，江南之平价”。明代后期，随着自然灾害的持续加剧，米价更是大幅度攀升，71这更使得当时社会中的各阶层尤其是生产粮食的农民、贩售粮食的商贾以及购买粮食的城乡居民愈加高度关注农业生产的气象和粮食安全问题，而商品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更加剧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小冰期笼罩下的糟糕天气状况及其导致的天灾人祸使得人们在心理上极度依赖祈祷与占卜等安慰性技术手段，当时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皆是如此，人们连出门会客、行商立契甚至插禾种田都要选择吉利的日子，时人谢肇淛对此表示极度震惊：“古人事之疑者，质之卜筮而已；治乱吉凶，考之星纬而已，未闻择日也。今则通天下用之矣，而凶吉祸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72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带动下，人们比之前更加热衷于通过占卜来获知有关未来天气状况的信息，以趋利避害地安排下一步的农事活动。他们实施占候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那些对农事丰歉产生直接影响且人力难以控制的方面，如水旱以及飓风灾害等；而占候关注的主要对象则是那些对传统农家生计最具有经济意义的农事活动，如以棉花、蚕桑为代表的经济性作物和水稻这种业已高度商品化的主粮作物。建阳地区的商业出版者迅速根据民众需求刊印出一批带有农业占候章节的新型日用类书，与前代《田家五行》中的占候知识相比，这些日用类书中占候的重点偏偏是忽略了其中最实在的民间经验总结或被民俗学家称之为“民间科学技术”的部分，73即通过现在天气状况来判断之后天气情况的一系列农谚，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天干、地支及五行的推演上，而且在某些时候它们还能与星象、择日等更加复杂的神秘知识系统共同来进行综合性推演，如书商余象斗在《三台万用正宗》中关于农业占候章节“时令门”的卷首写道：“此卷宜与星命、克择门参看。”74农业占候不仅仅是民众对气象预测焦急心态的单方面折射，在日用类书编纂者们看来，气象状况反过来也能对人事进行警示，在《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等若干部日用类书农业占候篇章的结尾部分，撰者皆谆谆告诫读者：“常言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又云天降之灾尤还可，自作之孽实难逃”,75试图劝说世人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可见在明代中后期农业占候是横亘在天人之间的重要一环，既体现了人对天机的窥探与尝试性的解读，也昭示了天对人的警示与告诫。传统农业本身就是“为之者人也”与“养之者天也”的产业，而农业占候又是一门关于“天人之际”的学问，通过对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的深入考察，我们或许可以从心态史的视角了解更多有关明代中后期农业发展、农产品商业化兴盛以及庶民文化繁荣等宏大叙事背后所涉及的微观细节。
注释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4页。
2娄元礼著,江苏省建湖县《田家五行》选释小组选释《〈田家五行〉选释》,中华书局1976年版。
3王巩:《甲申杂记》,金沛霖主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下),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版,第702页。
4谢肇淛撰,傅成校点《五杂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5卜正民:《哈佛中国史·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潘玮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6正德《姑苏志》第十三卷《风俗》,正德元年(1506)刻本,第9a页。
7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76《苏州府风俗考》,清雍正铜活字本,第2b页。
8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9页。
9石声汉译注,石定枎、谭光万补注《齐民要术》,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1页。
10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49页。
1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09页。
12石声汉译注,石定枎、谭光万补注《齐民要术》,第72—73页。
13韩鄂原编,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4布莱恩·费根:《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苏静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15见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1—442页。
16卜正民:《哈佛中国史·挣扎的帝国(元与明)》,第49页。
17大司农司编,马宗申译注《农桑辑要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18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农书译注》(上),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322—323页。
19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农书译注》(上),第323页。
20庞元英:《文昌杂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页。
21杜新豪:《〈便民图纂〉撰者新考》,《古今农业》2018年第1期。
22胡古愚:《树艺篇》卷7《柑橘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子部·农家类第977册,第726页。
23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第501页。
24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25见刘炳涛:《明清小冰期:气候重建与影响——基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研究》,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284—285页。
26布莱恩·费根:《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第100页。
27朱鼎臣编《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册,第42页。
28阳龙子编《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9册,第262页。
29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农书译注》,第54页。
30阳龙子编《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9册,第262页。
31阳龙子编《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9册,第262页。
32丁柔克撰,宋平生、颜国维等整理《柳弧》,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2页。
33陈允中编《新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8册,第454页。
34武纬子补订《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8册,第303页。
35武纬子补订《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8册,第304页。
36朱鼎臣编《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11册,第41页。
37关于节气或节日特殊日期的天象记录及其占候意义已包含在“月占类”中。
38陈允中编《新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8册,第457页。
39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
40文莹撰,郑世钢、杨立扬点校《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页。
41杜文澜辑《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64页。
42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6页。
43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第500、516—517页。
44阳龙子编《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9册,第264页。
45阳龙子编《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9册,第262页。
46施威:《汉唐时期农业气象预报研究——以〈相雨书〉为中心》,《中国农史》2017年第6期。
47余象斗编《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6册,第244页。
48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页。
49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65页。
50阳龙子编《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9册,第262页。
51陈允中编《新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8册,第454页。
52武纬子补订《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8册,第304页。
53阳龙子编《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9册,第262页。
54朴元熇校注《崔溥漂海录校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55吴聿明:《太仓南转村明墓及出土古籍》,《文物》1987年第3期。
56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增订版),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
57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明万历刻本,第9b页。
58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第215页。
59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60嘉靖《常熟县志》卷4《食货》,明嘉靖刻本,第24a页。
61万历《嘉定县志》卷15《兵防考上》,第1b—2a页。
62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志》,明崇祯刻本,第2b页。
63余象斗编《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6册,第412—414页。
64余象斗编《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6册,第420页。
65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红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85页。
66阳龙子编《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9册,第263页。
67实际上商人们占卜的不仅只有粮食的价格,比如在蚕桑业发达的湖州地区,就有人专门通过预测桑叶的价格来做生意,如朱国祯就说:“余邻家章姓者,豫占桑价,占贱即畜至百余觔,凡二十年无爽,白手厚获,生计遂饶”,参见朱国祯:《涌幢小品》,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第36b页。
68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
69阳龙子编《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9册,第262页。
70沈华、朱年:《太湖稻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1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第558页。
72谢肇淛撰,傅成校点《五杂组》,第32页。
73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版),第166—167页。
74余象斗编《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6册,第242页。
75徐会瀛编《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7册,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