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历史与现实的唯一区别仅仅在于它们是两个词，而不在于它们是两回事。可以说，我每时每刻都在印证着这个命题、体验着这个命题。所以，它已不局限于我的思想领域，并进入到生活领域。也就是说，“历史即现实”这个命题已不单单是我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每天都在以新的方式发现着它。

当我现在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我仍然必须说，至今我还没有找到什么可以证明历史不是现实。

毕竟，现在距离这本书写成的时间已有九年，距离上一篇自序写作的时间也有五年。按汉语习惯来说，“九”与“五”都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它象征着某种圆满和福善。但我的感觉却有些怪异:它仿佛是一个命运的咒语。这使我想起一则西方童话。一个美丽的公主刚刚出生时，他的父王让仙女来给她祝福，但却不意得罪了一位女巫。于是，这位恶毒的女巫就诅咒公主在十六岁那年死掉。从这里，我感到人的命运其实就是祝福与诅咒的双重变奏。由此推知，世上万事万物的命运就印证了这一点。

倘若这本书在它出生的第九个年头能够得见世人，那应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我却毫无那种人们常说的“苦尽甘来”的欣慰与自得，而只有无可奈何的悲怆与激愤。旧事重提包含有各种意义。但对我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或许是出于研究历史的职业习惯，我对时间特别敏感。九年或者说将近十年，不长也不短。但十年对一本书意味着什么呢?十年对一个人又意味着什么呢?进而，十年对一本历史著作意味着什么呢?十年对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生命是无价的，但十年的生命难道就是有价的吗?历史意义是无限的，但十年的历史意义难道就是有限的吗?不言而喻，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与自我对话的方式而获得解答。所以，无论是书还是写书的人，本质上都只不过是构成了一种与自我对话的境遇而已。问题是，我们还必须把这种孤独的自我对话视为最本真的历史。然而，在这种历史中，人又获得了什么呢?

   我真想说一句：还是让历史退场，留下人自己吧!

　　　　　　　　　　　　　　　　一九九八年七月五日

补记

世界上有些事情真是不能想的。比如，我们能否假设:碰到这种事情，孔子会怎么做?老子会怎么做?鲁迅又会怎么做，当然，最彻底的追问是:孔子、老子和鲁迅难道真的会碰上这种事情？但不论如何假设，它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当下选择。所以理解历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变成了智慧的反义词。即，它是一种“智可及而愚不可及”的行径。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把历史谈论得让人人都乐意接受。对于人来说，理解历史所达到的满意度向来是极低的。所以，谈论历史，除了浪费笔墨、白费口舌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收获呢?

周而复始的轮回注定就是命运。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一切追求都是无望。一切尝试都是失败。总之，一切又都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最简单的起点上。本书以这种方式面世，便再次证明了本书基本观点的千真万确。其实，从本心来说，我倒真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使书中的某些结论不驳自倒、不攻自破。遗憾的是，我不仅又一次失望了，而且，我再一次失败了。看来，我总被迫是正确的。古人说“苛政猛于虎”。其实，还应该说“文网毒于蛇”，或，“文网猛于苛政”。呜呼!中国之大竟容不下一本史书，世界之大竟容不下一段历史，历史之长竟容不下一个人。面对历史，我始终意识到“逼上梁山”的现实存在。不知有多少人在重复“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同样，也不知有多少人在重复“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句话。对前者我们表示礼貌，对后者我们则表示敬意。因为我们的命运决定了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对任何事情都持貌似公允的依违之论或模棱两可的骑墙之见。

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我们必须不断选择。如果现实的合法性是可疑的，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去寻求一种超现实的合法性呢？超现实的合法性也许是一种最高的合目的性，但它毕竟离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简单的选择就是，一旦失去了合法性的正常含义，就只能转向一种殉道性的精神叛逆。它包含有双重含义:既给作者带来了屈辱，又给作者的时代带来了耻辱。所以，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多灾多难仍在无望地延续。

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自命不凡地终结历史。“终结历史”有两个含义:一是从时间意义上看，历史作为“过去”，不待人们去终绝，它自己就早已自动终结了；一是从历史本身看，历史作为现实，又永远无法真正终结。所以，终结历史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当然，也可以把终结历史解释为:我们并非不再拥有历史，我们并非要割断自己同历史之间的所有联系，而只是希望有另外一种新的历史。这种解释诚然有些道理。但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至于所谓的“超越历史”更是纯属想入非非的无聊之举。其不能成立的理由如同终结历史一样。实际上，就其历史本身而言，我甚至不敢轻率地说“创造历史”，而只能小心翼翼地使用“书写历史”。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历史的书写者。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