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前张佛泉先生曾在本刊发表了一篇文字，讨论“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胡适之先生也写了一篇“再谈谈宪政”和张先生的主张相呼应。我觉得两先生的主张包含许多确切不易的重要真理，很值得国内留心宪政人士的考虑。但我又觉得两先生的议论似乎仍有可以补充的地方，所以不揣简陋，也来参加讨论这个问题。
宪政的理论和制度，不容语言，是欧美的创造品。自清末以来国人对于宪政有错误的见解，如张先生所指出，是无足惊异的事实。张先生以为国人的错误是把宪政看得太死板，把宪政的理想看得太高远，非用多年的功夫去准备，没有实行的可能。张先生又举出三四个人的错误见解来作佐证。梁任公先生是第一个例。因为他先立下了一个全民“躬亲政治”的理想，所以他认为必先实行开明专制，“牖进国民程度”，才可以谈宪政的实行。孙中山先生是第二个例。因为他立下了一个人民运用四权的理想，所以他认为在施行宪政之先，必须有训政之阶段。梁漱溟先生是第三例。因为他的理想是乡村社会中“各分子皆有参加现社会，并从而改进社会之生活能力”，所以他承认“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这几种见解（也可以说这一类的见解）都是错误的。因为宪政“应是个生活的过程，决不是个死的概念”，“宪政随时随地都可以起始”，我们根本用不着训政。
我个人也相信宪政是一种政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高远玄虚的理想。但如说它毫无理想的成分，却又似与事实不盖相符。现代宪政国家的宪法中不乏包括政治理想的实例。我觉得较妥当的说法似为：宪政是过程也是目标，而目标即是过程的一部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达目标，须经过程。要实现较圆满的宪政，只有从较幼稚的宪政做起。张先生说我们不能在达不到完美宪法理想的时候，“先过几天黑暗的政治生活”，真是十分明快透辟之言。[大学]“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句话，也可以做一切“训政”论的答覆。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的注意。训政的理论虽可以推翻，政治程度的事实却不容否认。以往政论家的错误似有两点：第一，他们以为宪政是高程度的政治，低程度的人民不能尝试。第二，他们把预备宪政和实行宪政打成两橛，以为必先有训政，然后能有宪政。张胡二先生和他们不同之处在主张宪政可以让低程度的人民去行，并不需要经过训政的形式。但两先生并不否认人民政治程度有高低的分别。胡先生说，“我们不妨从幼稚园做起，逐渐升学上去。”张先生更具体地提出了“逐渐推广政权”的办法。
第一，因为一般人民的程度不够，所以不要普选，张先生说：
我把“政治能力”当做参加政治的资格。我以为有这能力的人即须容他参加政治。但没有这能力的也不能相强。这能力的计量器是什么呢？我以为最好便是教育程度。
第二，因为受过比较新式教育的人多半在都市，所以宪政基础的自治应由城市起始，逐渐推动之于地方。总之，“宪政要从少数有政治能力的做起”。我以为张先生的说法，实在也包含一种训政的观念，不过他的训政观念，与国民党的训政观念不同。孙中山先生相信国民党员是少数有政治能力的人，所以要他们去训练一般人民。张先生相信一般都市人民的当中自有少数具有政治能力的人，我们应当先让他们实行宪政，然后逐渐养成全国人民的民治气质。
我所以不惮烦琐，指出此点，并不是想为训政论张目，而是想说明人民程度高低的事实既然存在，训政论在以往受一部分人士的拥护，并不是毫无理由。梁先生等的错误只在不知道于实行宪政中求宪政之进步。所以我对于张先生这方面的主张，拟提出如下的补充意见：（一）宪政随时可以开始，但比较完美宪政的实现需要经过相当时日的推广与进步。（二）由低度宪政到高度宪政实行的过程，在实质上包含一个学习的（也可以说教育的）过程，而且学习的过程和实行的过程融为一片，不容分割为先后的段落。（三）宪政是过程，也是目标。由幼稚园的宪政“逐渐升学上去”是过程，大学的（或研究院的？）宪政是目标。“从少数有政治能力的人做起”是过程，养成多数人的“民治气质”以达到“全民”“普选”是目标。
张先生提到过政治能力与教育程度的关系，但他没有详细告诉我们用什么标准来测量教育程度。张先生说，“我深信中国几十年来的新教育，已经为我们贮存了很大的一份新政治力量。如难尽量容这力量发挥出来，便很可能以打破现有政治的局势，很可以奠定下“制度”的基础。张先生的意思显然是要拿学校教育做政治能力的标准。这个看法，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我觉得“知识阶级”的民治，不过是宪政的起点，而且这个“阶级”的本身尚有缺乏“民治气质”的现象。例如不久以前“五四”纪念会场上一部分青年的动武，便是知识阶级缺乏宪政能力的佐证。因此我想到：实行宪政固然可以（并且应当）随时起始，而培养民治气质的教育也应当时刻注重。不然的话，倘如我们果然实行城市中有政治能力者的自治，又如果这般宪政的“先进”依旧保留近年的“文人结习”，每逢政见不合的时候，小则相骂，大则相打，恐怕幼稚园宪政的升学要屡经波折，不易实现了。
我以为幼稚园的宪政也应当有最低限度的条件。读书识字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两个极端重要的条件：（一）一般的人民有尊重法律的习惯，（二）一般的人民其依法发表政见并服从多数的习惯。何以这两个条件是重要？我们要注意，所谓宪政不但包含民治并有同时包含法治的要素（所以专制，独裁，和暴民政治都不是宪政。）我们并不把“法”和“法治”看成高远玄虚的理想。宪政中心的宪法，在政治生活当中的效用，其实也不过像足球篮球或任何运动或游戏的规则。除非参加的人员大致遵守规则，运动或游戏必至于无法进行。除非参政的人民大体遵守法律，宪政也难于维持。民主宪政还有一个要素：一般人民了解和平集议及多数表决方法的运用。宪政是多数同意的政治（Government by consent），也是多方议论的政治（Government by discussion）。我们也不要把同意与议论看成高远玄虚的理想。用胡先生的话来说，只要“绝大多数的阿斗”，“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但是如果这些阿斗根本不肯到场，或者到场之后，不画诺，不投票而骂人打人，不做临时诸葛亮而表演“西班牙主义”，我们的宪政也要不能维持了。
我们的知识阶级是否充分具备上述的两个条件，拿最近一二年文化界的行为来看，似乎不容过于乐观。但我再确切的声明，我对于张胡两先生随时可以开始宪政的意件是同情的。我认为除实行宪政外，别无其他训练宪政能力的方法。我们不能再蹈袭前人“训政论”的错误。然而我们也不要轻视了我国人民的弱点。我们虽不可于实行宪政之外求训政，却必须于实行宪政宪政之中努力“养成民治气质”知识阶级应时时注意提高自己“参加政治的资格，以为一般后进民众的先趋和榜样”。张胡两先生的言论已经给我们的知识阶级有力的鼓励，我现在要向他们敬献一点鞭策的意见。两先生或可不嫌我“续貂”多事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