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题材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但在一般情形之下，我所取的途径是可以走得通的。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书”字应从广义，假作有关研究题目的事实、理论等的记载）。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不识月而作的白玉盘“大胆假设”，是无论如何小心去求，绝对不能得证的。这个错误的假设无关宏旨，不至影响小儿本身或其家人的生活。“学者”、“思想家”的错误假设，非同小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请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近年来有若干欧美“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杨联升教授在1960年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时曾含蓄地指出这个倾向。他说美国“史学家”的长处是富于想像力，如不加以适当的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我想这和把月亮呼作白玉盘，同样不足为训。

我所谓放眼看书包括两层工作：一是尽量阅览有关的各种资料，二是极为避免主观偏见的蒙蔽。有关资料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大部分。直接资料包括有关研究对象的原始著作（如赖斯基的著作是研究政治多元论重要的原始资料）。述论原始著作的文字（例如佘宾教授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发表的一篇论文《多元论——一个观点》）也是直接资料。间接资料的范围颇广。一切有助于扩大视界，加深了解而与本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字都在其内。比较地说，研究读直接资料应力求精悉，参考间接资料宜致其广博。

为研究专题，搜集资料而看书，当然不是漫无目的，无所取舍的“浏览”，但也不可全凭主观，只摘取与己见相符的思想或事实以为证据，而自圆其说，把一切不相符的思想事实，悉数抹煞，与以视若无睹，存而不论处置。坦白地说，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下游手法。荀子书中有三句名言：“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我们如果把这三句话改成“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便可以作为我们写学术论文的座右铭。

我幼年时听家里长辈说，族兄焱文读书，过目不忘，为之羡慕不已。我的记忆力既然不强，只有靠笔记来补助。阅书时看见有重要的文字便随手记录在纸片上。每晚休息以前把当天所得的纸片，按其内容分类，妥放于木匣之内以备日后随时查检引用。到了着手草写论文时，积存的纸片不下数千。事实上我无须取出这些纸片，一一重看。因为书中的文字经我用心看过，用手录过（所谓心到手到）之后，在我的脑子内留下了印象。不能过目不忘的我，采用这笨拙的方法，勉强做到了过手不忘。

1925年初夏我开始写论文的初稿。我问狄理教授是否每写一章，送请他审阅，他说不必如此。从平日我向他报告我的研读结果时，他已经知道文化的内容，认为没有问题。他又说：“关于政治多元论的种种，到了现在，你所知道的应当较我为多。我未必对你有多少帮助。何况这是你的论文，你应该根据你自己的心得去撰写。导师的职务不是把自己的意见交给研究生去阐发，而是鼓励他们去自寻途径，协助他们去养成独立研究的能力。不过，如你愿意，可以写好两三章，拿来给我看。”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朱熹“集注”作这样的解释：“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这真是作文的最高原则，写论学的文字时尤其要谨守不渝。我前此写硕士论文和研究报告时尚知谨慎小心，辞求达意，因而侥幸寡过。现在草写博士论文，不知自量，竟妄想在文辞刻意求工。于是咬文嚼字，写了一篇将近三千字的“导论”，兴冲冲地送交狄理教授，请他过目。两三天之后，他给我电话，要我从速去见他。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便知事情不妙。他面带怒容，从书架上拿起我的草稿，扔在桌上，说了“这完全不行”一句话之后，便坐着默然不语。我只好拾起草稿，悄悄地退了出去。我知道他原来对我期望颇殷。现在我却使他大失所望，难怪他生气。我那时心里的难受，真是无辞可达。回到寓所，“闭门思过”的结论是，导论之所以“不行”，完全由于我违背了“辞达而已”的教训，妄想刻意求工，反至弄巧成拙。补救的唯一方法是从新另写。一个多月以后我拿着重写的导论和第一章“多元论与法律”（后来定稿时分为两章），去请他审核。过了几天我去见他时，他高兴地说：“这就是了。你放手写下去，不妨等全稿写完后拿来给我看。”

摘自《问学谏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