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和变化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和理论判断。就政治变化而言，现有的三种理论认知框架，即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和正统主义，都有静态分析和教条主义的倾向，造成了当代人认识当代的“认知困境”。本文提出了拓宽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维度的三个取向，即增加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风险维度。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后半程多种变化的叠加期，需要完成多元和开放社会条件下的新的政治整合，而这正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制度化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政治变化；认知困境；时间；空间；风险；新政治整合
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变化迅捷深刻，“时势比人强”，许多变化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也将一些长期沿袭的理论判断置于尴尬境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重建的中国政治学受到多重的冲击，既需要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成型的问题意识，也要重构在借鉴国外政治学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分析框架，更要努力在多种知识和思想来源中追本溯源，固本培元，累积更关照当代中国现实的知识体系。（1）加之，这个学科深受政治实践的影响和塑造，诸多争论要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寻找平衡点，急剧的变革很容易引发学科内部的流变极化，因此如何在变革的时代，锚定学科的立场，进而给变革的社会供给高质量的知识，有凝聚共识的价值，并推动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平稳实现，应该是每一个中国政治学人的志业。
本文以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政治变革为背景，从分析当代人认识当代政治变化的“认知困境”入手，提出拓宽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维度的三个取向：增加时间维度，重视时间节点的意义；增加空间维度，重视空间变革的影响；增加风险维度，注重风险的影响与制度的回应。最后，提出要在现代化后半程这个时空坐标中思考中国的新政治整合路径。
一、在场感与“认知困境”
中国人有悠久的“易代修史”传统，对于亲历的历史多留待后人评说。但是，各国对当代史研究的重视和投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越快，人们就越需要对自身所处的方位有比较准确和及时的判断。（2）
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说，这是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历史中最长的稳定发展时期，即便放在两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之中考察，也是少有的高速繁荣时期。以现代化标准考察，中国在4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200多年完成的诸多任务，也使得各种矛盾和问题集聚在这个压缩的时间里，当下正经历着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身处变动的旋涡之中。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当下所处方位的关心，还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每个人“在场”的这段历史。
所谓“在场”，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当下历史的经历者、见证者、参与者乃至创造者。这固然有助于增强认识的主体意识，并为认识当下提供丰富的鲜活经验，但是不可避免会产生“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认识死角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价值纠缠。评价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尤其会遇到这些问题，并且常常因为事物变化过快，无法形成共识；事情发展前景不明确，不宜做出结论；事件涉及面广，难以短时间全面触及；研究涉及的主题、材料和人物带有政治敏感性，不宜公开等原因，使研究者陷入“欲说还休”的认知表达困境。
除了这些客观约束外，我们还要从研究主体使用的认知框架来寻找原因。在笔者看来，研究者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和判断深受三种分析框架的影响，并因为过度使用而存在脱离实际、扭曲现实的风险。
第一种分析框架是传统主义，即透过中国历史的镜像来审视，进而类比、比附和推断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化。中国政治历史悠久，尽管有王朝更替，但制度的连续性强，政治文化深厚，政治权力运用系统精致，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资源。当代政治生活中的诸多现象，尤其是权力的运用，制度形式的变化，或者在历史中可以找到熟悉的案例，或者可以追根溯源找到始作俑者。由此在认知中产生历史循环往复的错觉，进而自觉不自觉地用王朝更替的逻辑来解读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化。毫无疑问，传统主义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深刻地影响着许多民众的政治心理，但是它应该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者分析现实的认知框架。
进一步说，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历史意识，本来是中国人的认知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很容易把目光限定在中国的历史——官方的历史乃至汉族的历史上，缺乏全球历史观、社会的历史观以及多民族的历史观，反而形成偏狭的历史视野。只关注中国政治中不变的或者貌似不变的方面，忽视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只关注中国政治变化的本国历史脉络，忽视全球历史背景；只关注政治人物运权弄术，忽视社会力量的消长互动；将当代的一些重大变化诠释为某些历史现象的重现，激发出历史“自豪感”或者历史“悲情”意识，如此等等，都容易陷入简单的历史循环论或者历史宿命论之中。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化，要将历史意识和历史视野贯穿于当代“变”与“不变”的分析中，探讨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深究其与历史现象的差别，分析其潜在的影响和变化的方向，这样才能将研究提升到学术的境界，摆脱随意的历史比附。
第二种是现代主义，即透过现代化的镜像来评价衡量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化，进而预测其前进的方向和最终的结果。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赶超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使命，先发现代化的国家就是赶超的对象和模仿的榜样。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序言中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二战后兴起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不仅对这个判断有更详细的论证、指标化阐释，而且热衷在发展中国家实践。尽管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实践道路，但是实现现代化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梦想，由此也为现代主义持续影响提供了心理基础。用现代化的框架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很容易陷入先发国家的当下就是后发国家的未来这样的线性论和目的论之中，进而将中国政治“非常态化”，并用“民主VS专制”“民主VS威权”的二元论来评判中国的政治变化，分析其走向，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体制的缺陷、体制的转型、抗争与压制等问题上。
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过程中，现代化理论固然有其诸多优点，例如对经济、社会变迁与政治变化之间关系的重视，对现代化进程的定量分析，对现代化标准的提炼等，但是现代化的认知框架是明显的线性判断，带有将西方历史经验普遍化的非历史倾向，将政治变化单向化的乐观主义色彩，只重视制度的现代化形式，忽视制度的实际运行方式及其效果，尤其是本土政治资源的现代转化等带有强烈本土性、特殊性的问题，也容易导致对当代中国政治实际变化的误判。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亨廷顿在反思政治现代化理论时就对这个内在缺陷进行了揭示和批评。（4）遗憾的是，在亨氏理论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人们更关注的是其对政治权威、政治秩序的强调(成为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来源)和后期的民主化理论，没有对他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尤其是关于政治制度化方式的论述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三种是正统主义，即透过主流意识形态的镜像来论证当代中国政治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变化的必然性。这种认知框架把现实存在视为应然的，以历史规律、人民选择、党的领导等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存在和变化前景，强调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优势、产生的制度绩效。
与传统主义、现代主义相比，正统主义的体系性和理论继承性更强，对当代中国政治存在的维护功能更突出。由于其主流地位，正统主义的话语姿态是自上而下宣教式的，表达则是强烈的宏大叙事，学理性不足，鲜活性不够。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这种话语姿态很容易限制和弱化其吸引力和对话力；面对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这种理论姿态不能给予更有力的解说和时代性阐释，由此造成了主流而不主导。
面对当代中国不断探索、丰富多样的政治实践，充满活力、分化多样的社会力量以及持续改革、渐趋完善的制度形态，这三种认知框架都有着静态分析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当它们与政治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有的还染上了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将基于个别经验的理论判断直接上升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命题，无视现实的变化，甚至用过时的理论判断来裁剪现实、评判实践、误导实践，这也使这些理论领域的认知框架转变为思想领域的社会思潮，模糊了学术研究的焦点，混淆了学术规范的边界。
二、时间维度：时间坐标与时间节点
政治学家没有给予时间应有的充分关注。（5）政治活动是在时间中发生的，并且赋予时间以社会政治的含义。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自然时间上是短暂的，但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又是漫长的。在自然时间上，这不过是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在社会政治意义上，40年间中国、世界及其二者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全面的变化，起码在物质和技术层面产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并在各个领域发生着交往、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变革。这是高度压缩的40年，也是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复合存在、交织互动的40年。在分析40年的政治变化中，时间不能缺位。
在认知框架中明确时间的维度，首先是为了更全面地标定这40年的时间方位，从多个时间坐标出发认识这个时间段的社会政治意义。其次，在开放的状态下，横向的共时比较日益成为人们判断当代政治的重要方式，但这淡化了时间的历时性，并最终会影响分析的历史纵深感。明确时间维度是为了在历时性比较中更深刻地认识过去40年发生的变化，继续保持历史意识。再次，为了扩展认知框架的分析力度。在认知框架中纳入时间与政治变化的关系，可以将时间从认知框架中的既定的或者外在的要素转变为分析中的变量，有助于考察行为者的时间观对其政治行为的影响，特别是重要决策的时间节点选择。
将时间纳入认知框架，应该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评价政治变化的多重时间坐标。时间不仅是自然的尺度，也具有社会政治属性。社会主体囿于自己的立场和眼界，会采取不同的时间坐标来观察问题，采取行动。采取什么样的时间坐标，实质上是历史观的组成部分。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与世界的交往一波三折，这决定了看待当代中国政治变化的多重时间坐标。习近平曾经说：“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5）
从时间尺度来说，可以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放在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以及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之中；也可以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放在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中，分别截取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历史，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来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苏东国家改革以来的历史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评价。有学者就主张，应该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从1949年至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是其中的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史，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史，还应该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史。（7）通过不同的历史尺度，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改革开放所处的历史位置，辨别其带来的影响。
从时间宽度来说，可以从世界的时间、中国的时间、地方的时间以及个人的时间等层次来观察和认识改革开放四十年。显然，改革开放对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主体产生了共同而又不同的影响，既推动了既有关系的调整，也产生了新的关系，造成了利益和认知的差异。各个主体会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判断出发，选择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评价中国的政治变化，由此使得许多的争论和冲突都牵涉到历史观。历史观的差异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社会共识达成困难的原因之一。
关于时间坐标，还应该注意到后现代观念日益扩散的影响。后现代观念主张消解中心、权威和历史，与强调权威的传统观念、主张进步的现代观念形成紧张关系。这对强调历史作为合法性来源的当代中国政治提出了深刻的观念挑战，也会与政治冷漠合流，弱化公共参与。
第二，时间观念与政治变化的方式。改革开放更新了中国社会的时间观念。一方面，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扩大，充分显示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内心激发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增强了融入世界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时间的可衡量化和衡量的精确化，培养了整个社会的“守时”风气。“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在全国流行就充分说明了这点，这也是中国快速的、高质量的工业化的重要观念基础，使计划经济时代培养出来的遵守劳动纪律的集体主义风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追求效率的个人习惯在经济生活中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尽管赶超西方的观念可以追溯到1840年以来中国开启的赶超现代化进程中，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制度支撑，但是只有1978年开始放权让利和市场经济改革后，当每个社会主体的利益得到确认，这种“只争朝夕”的赶超观念才真正被全社会遵循，并以各种方式转化为自我的行动。在这种赶超时间观的驱动下，决策者设定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并用以引导具体政策的制订，动员社会力量，培养和强化国家意识，使得中国的制度运行有着清晰的时间表，更显得有规划性。与此同时，每个社会主体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憧憬政治改革，从而使后者成为一个过度泛化的公共话题，拉大了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差距，造成了政治参与和制度建设的紧张关系，使得政治变化总是“滞后于”或者偏离社会的预期。
第三，时间节点与决策。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有过多个重大决策，发生过多个重大事件。这些决策、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成为40年历史中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些时间节点有的是政治选择的结果，有的是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累积的结果，也有的是国际因素诱发推动或者与国内因素互动的结果。时间节点有多种形式，例如领导人的更替、重要会议的召开、重大政策的出台、重大事件的发生等。决策者的时间节点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建国、建党、领袖诞辰、民族节日等时间节点，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安排年度工作计划、创建政治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提高了国家治理的程序化和精准化水平，也增强了政治权力运行的仪式化。有些时间节点往往涉及现行政策的重大变动，会影响到资源配置、相关群体的收益，进而造成个人体验和社会认知的断裂。这一方面凸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曲折进程、壮阔画面以及丰富内涵；另一方面在一些政策领域中产生了“赶公共汽车”效应（这一趟没赶上，下一趟也赶不上)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应对方法。在时间节点背景下，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对收益差距被放大了，引发了社会心理中的不确定感、焦虑感乃至剥夺和失落感。进而言之，人们也会对前人以及自己以前积累下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识失去信任，陷入政治的空虚。此外，一些时间节点因为被高度政治化，也有了政治敏感性，列入定期维稳的日程表。
第四，代际更替的政治效应。干部队伍更新和领导层顺利更替，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期的重要内容，也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标准之一。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个数量庞大、长期执政的党如何在代际更替过程中同时实现保持政治生活活力和实现政治权力有序交接。这不仅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普遍问题。要保持政治生活充满活力，就要不断将社会中的精英吸纳到政治领域，安排到合适的岗位，发挥其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在中国，执政党也是领导党、指导党、代表党，这就意味着政治精英要始终能获得社会的信任和认可。实现政治权力的有序交接，除了要采取退休制度、选举制度外，还要尽可能避免领导层能力的衰减，因为从革命转到建设阶段，许多国家都遇到过魅力型领导人缺失、领导层内部意见分歧、领导层精神气质变化以及领导能力不适应等共性问题。从政治社会化角度衡量，中国的代际差距很大，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更替频繁，政治生活急剧动荡，和平发展的时间有限，每一代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都会遇到重大的政治变动，这塑造了他们对于政治的认识，也习得了带有强烈时代痕迹的政治知识、政治经验。由此，制约了代际更替过程中政治共识的达成。我们会看到，在领导层与社会群体之间会在政治判断上出现时代错位。进一步说，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政治争论，也是代际间的政治知识体系、政治判断的冲突。此外，也应该关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八零、九零、零零后等群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和政治行为选择。物质充裕、互联网普及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等诸多因素，是这些群体成长的基本背景，也塑造着他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选择，这些因素的力量远远比国家化的终身政治教育更有影响。这些变化是中国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没有触及过的，值得深入研究。
第五，时间与制度生命力。制度化一直是中国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衡量制度化水平，不仅要看制定制度的数量和制度的覆盖范围，还要看制度的持续时间。只有持续一定的时间，才能说构建的制度稳定下来，实现了制度化。与先发现代化国家相比，后发国家建立的新制度，特别是学习或移植来的制度肯定持续时间较短。在中国，主要政治制度都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建立的，最长时间也不到70年，许多新的正式制度更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制订的，最长时间也不到40年。因此，只是从制度形式上来考察这些制度，会发现其制度化水平不够，尤其是个别制度的精细化程度，制度之间的对接配套严密程度，以及制度执行中的程序化水平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除了有法律支撑或组织形式的制度外，中国政治中还有大量的规矩惯例，在具体领域和微观层面规范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这些规矩惯例有的来自传统，有的起源于党内革命时期，从时间上远远长于各种正式制度，但由于产生环境和制订的目的不同，往往会与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出现的制度形成紧张关系，导致了一些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由于正式制度的人为设计性，制度活力也应该是衡量制度化水平的一个标准。一些制度设计是为了解决一时的问题或危机，随着时间前进、环境变化，其原来的功能就需要调整，或者制度本身就需要终止。否则，这些制度就会成为“僵尸”制度，影响到整个制度体系的活力。在当代中国，许多与普通人生活相关的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是党地下秘密工作时期，由于没有及时清理更新，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也造成了制度的理想目标与制度的微观个人感受之间的反差。
三、空间维度：空间坐标与空间变革（8）
马克思曾经说过，“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9）。空间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实践的基本条件，也是制度建构与运行的基本要素。因此，有学者(Lourau)说：“没有空间就不会有制度。”（11）进而言之，在主权国家背景下，地域空间是给定的，但是随着人们交往活动的扩展，会产生新的交往空间，人们对空间的认识也随之发生着变化。空间观念的变化和多种空间的出现，导致了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中的“空间转向”。(11)对于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变化来说，空间也是值得纳入的认知维度。有学者就提出，要科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就必须解决改革开放史中的“地理问题”，亦即必须重视研究不同区域的改革开放史。(12)
之所以这样说，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地域之间差距在拉大，地理空间被重塑，社会空间在拓展，精神空间在多样化，跨国空间也在形成。这些新的空间为政治生活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场所，并改变着国家与社会、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其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国内空间与国际空间有了更多的重叠之处，为国内活动的国际化、国际活动的国内化提供了条件，并且呼唤着国内国际行动的协调合作。在这样的交融互动空间中，如何确定中国在世界中的方位、明确自己的国际身份，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立场和政策选择。再次，中国人的空间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公与私、内与外、全球与本土等认识划分空间的标准逐渐被提出，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尽管国家和资本依然是塑造空间的主要力量，但是社会群体和个人也在努力维护和争取着自己的空间，从而使自上而下的空间改造与自下而上的空间抗争成为国家—社会互动的新形式。对空间的塑造和争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化的另一个切入点。
从空间的角度来观察过去40年中国的政治变化，应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多重空间坐标。与选择时间坐标的目的一样，选择空间坐标也是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属性，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中的属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决策者先后采用了“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发达/发展”等标准来定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属性，以达到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获得更大活动空间，拥有更有力的话语权，乃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目标。从这些坐标的变化来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是淡化意识形态、突出国家发展特点的方式。这种选择是国内政治变化的投射，也有利于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创造了更好的国际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说明了中国开始以全球作为空间坐标来定位自己，构建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这个不同于“西方中心论”、“霸权和平论”的理念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包容性，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此外，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的是多边主义立场，因此中国也会选择中观或者超中观的空间坐标，比如东亚、东南亚、周边邻国、金砖国家、“一带一路”等。通过这些区域性的空间坐标，尽可能地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取得利益交集和共识重叠。除了这些政治建构的空间坐标外，学术界也建构了转型国家、发展型国家、威权主义国家等国家理想类型坐标，以了解分析中国发展成就背后的制度逻辑。尽管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这些理想类型有较大的差别，尤其缺少规模相当的国家进行比较，但是这种分析路径依然对于认识当代中国国家属性中的制度维度有启发意义。
第二，空间与治理的关系。没有空间也没有治理，治理都是在特定空间中进行的，并且针对的是空间内存在的关系及其问题。因此，“理解社会的空间组织化非常重要”，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过程的运作方式，也有利于我们依据这些过程提高政治行动能力。(13)空间影响治理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空间界定了治理的边界。任何一种治理活动都是发生在一定时空范围之中的。从地方治理到区域治理再到全球治理，不仅是治理主体和对象的变化，也是治理活动边界的改变。空间范围和规模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治理关系的复杂程度以及治理问题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到治理的方式和绩效。当代有越来越多的治理问题是跨边界的，这更加突出了空间的重要性，因为问题空间是可以延展的，但治理主体的行为是有边界的，只有将行为与问题实现空间上的对应，才能为有效治理提供基础性条件。其次，空间的塑造是治理的基本内容。空间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可塑造和建构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空间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政治功能逐渐被资本、国家以及社会成员所认识，空间与利润、权力、权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场所地点，由此也形成了对于空间的竞争和争夺。(14)空间研究的开创性学者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15)与其他资源一样，空间也是有限的，对空间的占有既反映了也加固了社会关系，使得空间不仅仅是“社会生活于其中展开的竞技场”，也是“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16)由于在社会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不同的社会主体对于空间的塑造能力也存在着差距，而国家和资本在大多数空间的塑造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将空间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政治功能结合在一起，不仅提高了统治与控制的隐蔽性和弹性，而且大大提升了能力。(17)但是，空间的开放性和参与的多元化，使得空间的塑造过程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互动性的。因此，空间的塑造作为治理的基本内容，突出了治理的多主体性和互动性。再次，空间的多样性增强了治理的复杂性。空间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尺度和范围上，更体现在层次和领域上。社会行为体对自然空间干预的深化，以及人们思维、行动、交往组织方式的拓展，不断生产出不同形态的空间。这些不同形态的空间有着各自的治理逻辑，相互之间存在着交叉、契合以及矛盾，提高了治理的复杂性。列斐伏尔关于空间分类的经典观点区分了三类空间：以领土为基础的领土空间，由制度、法律、惯例等构建出来的社会空间，以及由各种象征物构成的精神空间(mental space)。(18)而网络的出现，又产生了流动空间、虚拟空间。(19)人们的跨国流动更产生了跨国空间等。换句话说，人们的思维、行动方式的改变会不断产生出新的空间。尽管如此，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仍是空间的三种基本形态。但可以预计，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展。空间的边界与制度的边界会产生更多的不对称和不契合，从而对既有的治理方式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空间视角下的国家治理危机。在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过程中，国家依然在其中发挥着主要、甚至主导作用。作为制度的创设者，国家以地域作为权力行使的前提和基础，希望将治理的对象和参与者固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并且会通过对地域的行政性划分以及社会主体的空间分布来构建可治理的、同质化的单位，提高治理效果。面对经济领域的扩大、社会交往的扩展以及社会空间的多元化和自主性增强，国家也会通过间接的、柔性的、多样的方式渗透其中，努力将多元的社会空间置于制度的影响范围之中，将社会的自治整合进国家的治理框架内。然而，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相比，国家无论在制度机制设计，还是在治理手段工具、治理能力等方面的调整都会存在着滞后性。这既会导致在新产生的经济社会空间中国家与其他治理主体缺少对话、合作的平台，也会造成国家将旧的治理方式和手段沿用到新的空间之中，引发矛盾和冲突。在当代，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再工业化这些重大社会经济变化推动着经济社会空间的分化、重构和转型，对于各国的治理提出了崭新而且重要的挑战，各国治理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或危机，即使是定型最早、稳定性最强的西方治理模式也进入了明显的无效期。从空间的视角来说，包括西方国家在内，以领土空间为基础和边界的，由国家主导的治理模式面临着三个主要挑战：首先，新空间不断产生。随着经济社会，特别是交往技术和手段的发展，非国家的行为者，比如个人、社会组织、企业等不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空间，阻挡甚至屏蔽了国家权力的扩展渗透。以网络基础形成多样化的交往空间是这方面的典型。国家为顺利地进入这些新的空间，正当地行使权力，必须建构新的观念价值，设计制度机制，这样才能将新的空间有效纳入到国家治理框架之中。其次，既有空间正在发生着重构。一方面，各种社会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改变着既有的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分布、构成以及运行。这尤其体现在城市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工业化、再工业化过程中，以地点为基础形成的治理单位，比如工厂、社区等都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另一方面，空间权利作为社会权利的要素，越来越得到重视，并且为此形成了以居住权、环境权、网络空间表达权为代表的新的社会权利和社会运动形式，对抗着国家、资本这样的垄断性力量。总的来说，国家和资本是推动空间重构的主要力量，但是在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它们的角色会从推动他人改变转换为自我适应性转变。再次，空间的流动性大大提高。流动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借助运输通信技术的发展不断加速，带来了时空的巨大变革。一方面，社会交往的空间进一步去地域化和跨国界化，使得国家干预所依托的自然地理基础受到制约和削弱；另一方面，社会交往的共同空间感也在加强，地方性事件可以借助电视网络等传媒成为国家乃至全球关注的事件，形成新的公共舆论空间。在新的舆论空间中，不仅会出现文化价值的交流，还会产生激烈的文化价值交锋与对抗，使得新的舆论空间成为集中呈现社会各类矛盾的窗口。面对空间的流动性，国家权力的覆盖能力和聚焦能力都显现出局限性。
第四，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治理。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过程，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城市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是各种矛盾的累积地点。城市的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要阵地。就空间而言，城市化对治理提出了以下挑战：
一是空间的商品化和空间的公共性不协调。人们向城市的集中，造成了土地与人口的紧张关系，空间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实现了商品化。在城市里，人们生活在空间中而非土地上。对于大部分从农村流动或者移居到城市里的人来说，空间是有限的，只能满足居住的需要，并且生活其中也需要购买各种服务，而不能像原来那样依靠自己土地实现生活的自给自足。这就推动了生活方式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人们更加依靠市场以及国家，而非原来的以土地为基础形成的共同体来生活和发展。空间的公共性也显得愈发重要，因为作为空间所有者的个人既需要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需要获得更多的、个人无法负担的公共服务的提供。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空间公共性的维护者，国家更多的是与资本联系在一起，把追逐经济利益放在首选。一方面，它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改变土地关系；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将空间开发的利润最大化——这些力量对基于土地的社会关系的介入和干预，打破了原来稳定的平衡，削弱了空间的公共性，导致了围绕空间权分配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城市化在加速了人与土地分离的过程中，也使以土地为基础的治理向以空间为基础的治理转变成为必要。
二是空间的多元化与空间的协调性的矛盾。人口的聚居也是社会多元化和分化的过程，同时大量的人口也需要保持一定的秩序。城市化加速了这个过程，并将其在集中的空间中展示出来。城市边界的开放，大量人员进入城市，并且在城市中流动，打破了原有相对稳定的人口结构与社会关系，社会分化的基础从行政隶属、地域分布转变为分工、收入、消费以及身份认同等，并不断地细化，由此形成了持续的多元化社会空间生产机制。在城市中，象征性符号体系更加发达，将社会多元化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加以夸张放大，而消费主义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与社会多元化相伴的还有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显性化，这推动了社会群体空间意识的苏醒和对于空间权利的争夺。空间的协调除了要调节不同群体，尤其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对于空间的利益诉求外，还要考虑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在多元化条件下，保持城市空间内部的协调性成为新的问题。
三是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日益分离。这种分离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流动性加强而出现的。住房的商品化、就业方式的多元化以及产业布局的调整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特别是相互距离的扩大，压缩了人们在生活空间中交往的时间，使得生活空间简化为私人的休息空间。而留在生活空间中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他们对于生活空间有更具体的需要，但是在空间权利表达上面临着各种障碍。这样，虽然城市人口在增加，以居住小区为载体的生活空间在扩大，但生活空间的治理远远没有跟上。
四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脱节。个人权利意识以及居住空间的楼宇化，大大强化了私人空间意识。但是，居住的集中化也需要构建起适当的公共空间，为人们交往提供基础。如扬·盖尔所说，“人们在同一空间中徜徉、流连，就会自然引发各种社会性活动。这就意味着只要改善公共空间中必要性活动和自发性活动的条件，就会间接地促进社会性活动”(20)。显然，在城市化进程中，公共空间的构建滞后于私人空间的强化。其原因为：一方面，公共空间在物质形态上受制于掌握规划主导权的国家和资本；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构建需要积极的公共参与、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公共空间的滞后制约了公共意识和城市认同感的形成，加重了城市社区的陌生人化。因此，即使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人们，也由于缺乏交往，陌生成为常态。这也制约了社会信任的建立和发展，增加了空间有效治理的成本。
五是规划空间与实际空间的脱节。在城市化过程中，越来越强调规划先行，但是许多地方的规划经常脱离当地的实际，误导对现实空间的设计和改造。或者是规划的尺度过大，忽视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口规模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制约条件；或者是规划简单照搬，甚至拙劣模仿其他地方，尤其是发达地方的景观风格，不顾当地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居民生活肌理等，打造新的景观、建造新的城市；或者规划只重视地面建筑，忽视地下基础设施；或者规划随意变动，实际空间不断被干预，甚至破坏。因此，我们会看到，许多城市虽然规划得很宏大，建筑很气派、洋气，但是由于居住人口有限，城市里缺乏生气，沦为“鬼城”，出现大量烂尾工程、荒废大片土地。(21)由于缺乏管理，频繁出现道路翻修、降雨内涝等问题。
六是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脱节。中国新一轮城市化是与网络化同步而进的，而互联网在城市中的普及速度远远超出了城市化的速度。与现实空间相比，虚拟空间的进入门槛低，社会身份隐蔽，交流表达自由，产品更新快，因此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人们交往的新平台、消遣的新手段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新方式。尽管在虚拟空间中有着海量的信息流动、多样的群体分类、频繁的社会互动，但是虚拟空间并不对应于现实空间，尤其是其不断繁殖的新形态超出了现实空间治理机制的覆盖和回应能力。
四、风险维度：风险转变与复合变革(22)
在我们确定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空坐标后，应该寻找过去40年里中国政治变化的主线。毫无疑问制度化是这个主线。进一步讲，这是应对风险、寻求确定性的制度化。从风险角度来认识中国的政治变化，有助于把握制度化的本质，弱化价值判断，并在分析过程中将环境变化、制度约束、能动者选择更好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出新风险并通过体制的自我调整和社会能力的提升来积极应对风险的过程。一方面，对外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改变了中国所处的环境，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包括跨国风险在内的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改革是一个激活市场和社会主体，扩展和增强其自主性和决策权的过程。按照风险社会理论，现代风险归根到底是人为风险，任何一种决策都既是对不确定性的回应，也是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衍生出新的风险。因此，改革开放也创造出多元化的风险主体和风险来源。这种风险状态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以及计划经济时代。即便与其他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由于规模大、内部复杂、多重转变，有着更为复杂的风险状态。
从风险维度来考察中国的政治变化，应该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风险社会进程及社会影响。我们可以大致把现代风险的衍生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颁布，主题是市场机制的创造和市场或经济风险的衍生。在这个阶段，农户、企业、个人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成为风险的主体。第二个阶段从1994年到2002年，主题是制度改革的深化以及制度风险/社会风险的明显化。在这个阶段，社会政治领域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改革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面对包括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脆弱群体增加等诸多新的社会问题或者说社会风险，自身改革的局限也使得制度本身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阶段，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被称为全球化进程中第一次危机，也使中国首次感受到了全球风险的冲击，不仅增强了政府与公众对金融领域风险的关注，也推动了该领域的改革。第三阶段从2003年SARS危机的出现一直到目前，主题是经济增长衍生出的生态风险、技术风险和生活风险的明显化，以及全球化进程推进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的突出。在SARS危机的推动下，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风险的跨国传播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系的普遍性缺点。全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将各国的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挑战着国家平衡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能力。在风险主题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也发生了八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从控制型社会向自主型社会转变；从分割静态的社会向流动的社会转变；从整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变；从封闭孤立的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变；从生产的社会向消费的社会转变；从国家财富的社会向个人财富的社会转变；从经济不断增长型社会向社会可持续发展型社会转变；从低风险社会向高风险社会转变。(23)
第二，当前的风险状态。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面对的风险环境带有明显的复合特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现代意义的风险大量出现，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在许多地方依然占主导地位，传统风险依然存在；二是尽管技术风险、制度风险成为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但是由于中国在进行着现代化的同时，也进行着制度改革和制度转轨，制度风险中既有过程风险也有结构性风险。除了多种风险共存并大量涌现外，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本身的结构、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所从事的现代化和融入世界的事业为这些风险的放大提供了条件。具体而言，当前风险状态有五个主要特点：风险的来源日益多样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社会的快速变迁导致了风险诱发因素的大量增加，这些因素尽管不是风险源，却是风险发生的“加速器”和“扩散器”；制度风险日益突出，并且成为制约中国风险治理的结构性障碍；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不断增强，既推动着风险治理的发展，也成为诱发风险恐慌的因素；风险影响的普遍性和应对的不平等并存。
第三，以国家为中心的风险治理机制。就中国而言，长期以来形成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风险治理机制，这使得国家承担着无限的风险责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体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成为风险责任主体，但是由于执政的逻辑，国家依然会跨越正在形成的国家—社会—市场边界，承担其本来应该由社会主体、经济主体承担的风险，这也滋养了一种依赖国家、推责给执政党的政治社会心理，从而通过夸大风险、转移责任的方式强化了国家中心的治理机制。当下，这种国家中心的治理面临两大冲击：一是原有的风险共担机制被削弱了。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强调平等的意识形态下，社会各个部门以及各个行为者都被赋予了固定的角色和职能，它们遵从总体秩序的安排，相互间具有稳定的认同感和信任度，结成了相对稳定的“大家庭”，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协作以及资源的集中使用解决了推卸责任，共担风险的问题。随着社会内部差距的扩大，这种“大家庭”式的信任关系以及行为者之间的团结被严重削弱了，但新的信任体系以及团结方式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不可避免会产生社会内部的冲突，或者是社会中的强势团体把解决风险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弱势群体，或者是弱势群体不满于现有的风险解决机制，抵制甚至起来反抗。而一个存在分裂危险的社会必然无法建立起稳定而持续的秩序。二是风险治理的核心——国家的权威和信任度有所降低。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国家中心传统，社会服从国家权威，但是相对于大量产生的风险，国家无论在反应速度还是解决能力上都存在着明显不足。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典型风险上表现出的弱点使社会公众和团体对国家权威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也产生了质疑，国家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对国家的不信任必然导致对各种制度的不服从，这无疑破坏了整个社会构建信任关系的环境，并使社会行为者无法有序地安排自己的行为预期。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因此产生。这既破坏了社会内部的和谐与团结，反过来也对国家提供秩序这种特殊公共品的能力和地位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第四，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面对复合的风险，应该通过协调已经多元化的各种关系来取得社会共识，构建涉及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共担共责的复合治理机制，达成集体行动。“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目标的提出，是中国对国内和全球风险环境变化的积极回应。当前，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上，通过制度调整协调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能力，发挥各个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共同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
具体来说，首先要增强国家的公共责任和民主治理能力，以巩固和提高合法性，维护社会与国家的信任关系，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和谐提供基础性支持。在转轨过程中，如果国家不能承担应负的公共责任，甚至治理能力减弱，那必然造成整个转轨的失序，成为所有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但要强调的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并不是单纯强调国家利用其暴力垄断地位所拥有的控制能力，而是要通过改革国家内部的治理结构，提高国家对市场和社会的监管能力，并且通过放权和分权等方式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关系。其次，要积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与社会，提高它们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规范能力，充分发挥它们的治理功能，既要对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进行有效的约束，也要对市场过度扩张进行有力制约。市场与公民社会不仅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成要素，也是现代治理的基本机制。对于中国来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目前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维护个人的权利，增强相互的宽容。再次，要提高个人、组织的公共责任感、风险意识以及风险的识别能力，使它们在行为广度和强度提高的同时，也能提高行为和决策的理性程度。最后，要重视社会信任的培养和扩展。只有相互信任才能自愿履行公共责任。目前，在保护传统共同体精神的同时，也要扩大社会信任的范围，提高对“陌生人”和“他者”的认同感，培养大共同体意识，为整个社会的整合提供价值基础。同时，也要避免民族主义的过激化，增强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度和包容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建立起正常的心态，以推动风险治理中的地区、国际以及全球合作。
五、余论：现代化后半程与新整合政治
章百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主要做了四件事情：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实现现代化；进行社会变革。“在不同历史时期，这四项任务占据的主次位置又有不同。对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来说，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谁能抓住主要矛盾，谁就有前途，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就会遭到挫折和失败。”(24)执政党已经成功地领导和推动了40年的改革开放，在实现现代化、进行社会变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后半程，迈入了“强起来”的历史阶段，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近了。
因此，执政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代化进程后半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不仅有物质文化层面的，还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显然，单靠经济发展无法满足这些需求，还需要继续推进以制度化为中心的政治发展，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供更有确定性、更值得崇尚、更有信任感的制度环境，从而使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可持续地进发。
现代化是一个分化与整合同步的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主题是通过加速分化、拉大差距，激活社会活力，那么现代化后半程的主题就要转化为构建秩序、保护社会、寻求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化以及围绕制度化建立起的制度信任应该发挥“粘合剂”、整合力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后半程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窗口期”等重要时间段叠加在一起，加速了各种风险的产生和转化。加之生活政治的崛起，网络传播的扩散效应，使得各个群体以及个人的风险敏感度大大提升，风险意识快速强化，造成当下中国风险与机遇并存，但风险似乎又占据优势。因此社会各界在普遍分享改革收益的同时也普遍有了“被伤害”感，使得“风险社会”的中国特色更为强烈。
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年为有效治理国家积累了更为宽裕的物质条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技术手段，建立了更高知识水平的官员队伍以及更多的制度形式，但是在改革只有进行时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个人与共同体、国内与国际以及政党与国家等主要关系都在重构过程中，很多没有实现制度化的稳定，导致现有制度在应对风险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次生”风险，甚至后者的破坏力更大。这造成了体制内各群体之间的收益感落差，引发了各种形式的体制内维权行为，侵蚀着制度的权威和公信力。加之横向比较和开放条件创造的“退出”机制，也在弱化着政治权威的垄断地位。因此，在中国的制度化过程中，制度构建与制度消解相伴进行。这显然是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也是现代化后半程遭遇后现代状况的重要后果。
要在制度化的过程中构建起对制度的信任，就需要思考依靠什么力量来有效运行制度，通过什么方式来凝聚社会公众对制度的认同，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制度的整合功能。在中国，推动制度化的力量是执政党、国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多元化的社会。其中，执政党发挥着价值引领，汇集、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的作用，国家要利用其掌握的强制力量确保制度执行，社会公众则应该通过扩大的参与和更公平地分享制度绩效，建立对制度的信任，从而使这些力量在完成现代化后半程的道路上齐心合力。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和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这些力量应该各有分工，各担其责，不要相互替代，防止政治整合蜕变为政治的整齐划一，风险应对蜕变成责任的大包大揽。虽然可以利用政治权力强制地在短时间达成行动的统一、认识的一致，延缓或者控制风险的出现，但也容易为政治权力泛化和滥用创造条件和环境。此外，多元而开放的社会是改革开放推动的社会革命带来的最宝贵财富，需要制度化进程继续维护，并将社会的风险意识与执政党的风险判断更有效地对接起来。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分配、利益增进、外部敌人、传统资源、价值号召、执政党自我革命等方式，都曾经被用来激发社会公众对制度的认同，并且发挥了作用。但是中国的制度化是在复合变革的背景下发生的，需要不断回应与外部联系日益紧密的多元社会的各种诉求，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并在回应的过程中构建出更有包容性的基本共识。显然，单靠某个方式不可能实现制度化的复合目标，必须采取系统的方案，运用相互配合的多种做法。这不仅考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和创造力，也考验着在改革开放中获益的各个群体的政治理性和行为策略。
马克斯·韦伯在1895年任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演讲，对我们思考当下中国的政治整合依然富有启发。他说：“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我们社会政治活动的目的并不是要使每个人都幸福，而是要达成民族的社会联合。这种社会联合在现代经济发展下已经分崩离析，我们必须重新造成民族的社会联合才能应付未来的严酷斗争。”(25)
参考文献：
（1）杨雪冬：《建构、互通与自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2）章百家：《积极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4）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Vol.17,No.3(April 1965),pp386-430,p393.
（5）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Path Dependence,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4,No.2(June,2000),pp251-267.
（6）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7）丁龙嘉：《以更广阔的时空视野研究改革开放史》，《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
（8）本节的主要内容来自陈晓彤、杨雪冬：《治理空间、城镇化与治理变革》，《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1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3页
（10）转引自Henri Lefebvre,"Space and the State," Neil Brenner,Bob Jessop,Martin Jones,and Gordon MacLeod,eds.,State/Space:A Reader,London: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3,p84.
(11)据说这个说法来自美国地理学家苏贾。转引自Barney Warf,Santa Arias,The Spatial Tur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New York:Routledge,2009.
(12)丁龙嘉：《以更广阔的时空视野研究改革开放史》，《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22页。
(13)[英]德雷克·格里高利、约翰·厄里主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吕增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14)[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周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9页。
(15)[法]勒菲弗(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16)[英]德雷克·格里高利、约翰·厄里主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第3页。
(17)[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18)Henri Lefebvre,"Space and the State," Nril Brenner,Bod Jessop,Nartin Jones,and Gordon MacLeod,Eds.,State/Space:A reder,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84-5.
(19)[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0)[丹麦]扬·盖尔：《交往与空间》，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第4页。
(21)徐海波：《债务加剧·土地破坏·泡沫累积——一些地方新型城镇化误入歧途》，2013年8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6/c_117087455.htm。
(22)本节的主要内容来自杨雪冬：《风险社会与新型社会风险》，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23)杨雪冬：《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球背景与中国路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4)章百家：《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党史》2008年第6期。
(25)[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