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磊，1959年生，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教务长，现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职能转变工作推动小组专家组成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政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政治学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社科联副主席、市行政管理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现代政府理论与中国政府、中国阶层与收入分配问题等。2003年获全国首届高校教学名师奖，2008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4年“中国政府与政治”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2008年“中国政府与政策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20年，主讲的“中国政府与政治”本科课程获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代表性论文有《“职责同构”批判》与《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等；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政府过程》《现代政府理论》《政府职能转变研究论纲》等，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研究”、深圳市重大委托项目“流量城市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等。
原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服务型政府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多轮实践探索与理论反思，但其共同的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的工作却“还在路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为新时期构建政府职责体系相关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导。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这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深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政府职能转变”的概念与历史沿革？优化中国特色政府职责体系的路径在何方？如何更好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为此，政治学人专访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共话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大学问。本期学人专访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线下进行，由政治学人团队策划与整理而成，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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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朱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您曾有过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经历，也曾研究过社会阶层与中国政府。首先请您回顾一下您的求学与治学生涯，这些教育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谢谢政治学人！我于1980年通过自学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习。事实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更希望从事政治学专业的学习，但当时中国尚未恢复政治学专业，我觉得政治学和哲学比较接近（事实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填报了哲学专业以及其他学校科社、法律等方面的专业，最终有幸与南开结了一生的缘分。当时正是吸收知识的黄金时期，思维训练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很大。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哲学对基本范畴提炼的重视，使我一生受益良多。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我反复强调的要培养“找抓手”的能力，实际上就源自于这一训练。“职责同构”的概念，就是典型的“抓手”。另一方面，我比较注意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重视主观和客观的联系与区别。举个例子，我在讲阶级概念时，固定会谈到两句话：阶级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经济实体；相应的阶级概念作为对人们这种经济关系的理论概括，首先是一个特定的经济范畴。这两句话，一个侧重于客观，一个侧重于主观。这些思维方式，对于提高我在政治学、行政学研究中的理论层次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尽管本科和硕士阶段，我一直在哲学系学习，但始终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政治学。本科期间，我利用七个寒暑假，将校图书馆几乎所有的政治学行政学专业藏书（当时藏书并不多，基本是旧书）全部读完，做了大量的笔记，专业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以本科毕业论文为基础完成的《以权力制约权力：西方分权论与分权制评述》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发行了十万余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从而也成为了我一生的学术底盘。硕士期间，我在封毓昌教授的指导下研习历史唯物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间，我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除了马恩列斯的以外，像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述，我也读了不少；“读毛选”的基础小时候就有。所以说，这一时期我实际研习的是政治学理论，主要是国家的本质与职能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我后来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思考。我是在职读的博士，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在朱光华教授的指导下，我深化了对于收入分配和国家经济职能等课题的认识，提高了我认识中国问题的深度和系统性。
总的来说，在学生阶段，我相当刻苦，在学习上投入了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吸收知识的全面性和深度方面做的比较好。比如，我大体上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重点学习了其中的不少章目。我现在上课经常会提到的马克思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就是我在浏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时候发现的。之前，国内外学术界不太重视这部分内容，因为它是编者们后来才发现的，只有一张纸的内容，题目是编者加的，出版时间较晚，大家的印象不太深。这部分内容对我理解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框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使我深受鼓舞的是，我发现我对政治学原理架构的一些想法，与其架构基本一致。这应当说明，马恩的书，我基本上读进去了。我在《政治学概要》一书中，很早就专门拿出一个章节来论及“政治现象的起源”。这是我对于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改变。
小结一下，在读书期间，除了对政治学、行政学的学习，我相当系统地学习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此外，在上大学之前，我比较系统地自学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形式逻辑、现代汉语等，而且选的多是大家的本子。由于其间奠定了较好的哲学基础，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且写作能力较强，使得我的学术写作比较规范，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逻辑性，注意修辞。除了论文写作、政策报告之外，我的随笔功底也可以，多篇随笔被《读者》杂志、《天津日报》、《今晚报》等刊摘、连载、转载。在起点上，我是“野路子”与“学院型”相结合的产物，我有坚持走规范化道路的优势，但也有早期随意自学的局限性。由于没有经历过正规的初等教育，没有读过高中，我缺乏数理化、古代汉语和中国历史等方面的最基本训练；进入南开以后，为了“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也由于左耳失聪的因素，我的英语一直进步不大。这些都限制了我的一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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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深入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这一领域的呢？
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我的老师，南开政治学系重建后的老主任车铭洲先生，是我研究中国政府过程最早的动议者。他在80年代中期从明尼苏达大学访学归来，就要求我开始备课，课纲成为后来完成《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的提纲。这直接奠定了我一生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工作的主要基础。在1990年之后，我将自己的研究计划比喻为“两臂划水”：以两到三年为一个小周期，交替前进，也即同时关注政府理论与中国政府、中国阶层问题及收入分配两大领域。在2005年之后，我的精力更多地放在了前者，这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其一，照顾学生的想法。学生研究政府方面的课题，可以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两个学科中找到教职，同时也便于从事公务员职业。其二，在2003年后，服务型政府建设全面启动，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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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多同行和同学反映，您对政府问题的研究似乎比较“有感觉”？您的著作《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对中国政府活动的行为、运转、程序以及各构成要素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和阐述。请问您是如何开展这项研究的呢？
事实上，在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之前，我对中国政府的内部结构与运作是有少许了解的。我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物资局技校（隶属于市物资管理局）上学，但学校领导看我能做点儿事儿，就“脱学”开始“打杂”，做了不少行政工作。物资局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主要负责生产资料的管理。在与上级主管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使我小小年纪就对体制内运转、政府运作有了初步了解。其实，初中时，我就担任了当时天津市级学生组织的职务。上大学后，担任首任校研究生会主席、市研究生会主席、全国学联研究生部副部长。这些社会经历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了某些人和事，在人丛中但却是近距离地观察了官方的内部结构与运作，丰富了我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也锻炼了工作能力。举个例子，1986年我作为中国青年学生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第一次踏出国门的经历让我更加真切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在这些杂七杂八的经历中，我慢慢懂得，经济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国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治理好一个国家，永远是“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不然路就走不稳；政治学比人家经济学简单的多，也比哲学史学要稚嫩一些。我也很早就明确认识到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基础，党政关系是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关系，中国的一切政治关系都是党政关系的展开和具体化。
这里我想插播一条花絮，这个故事我极少向他人提起。在全国学联工作期间，我结识了日后在政治学界的一生的挚友，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浦劬老师和我一样，时任全国学联研究生部副部长，我们的友谊从那时就开始了。当时在全国学联的很多老朋友，或是进入政界，或是进入商界，但我们两人一直从事学术研究，从二十多岁到年过六旬，我们一直相互支持，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学行政学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于政府过程研究的具体内容，《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就不再赘述了。简单概括来说，过程研究是对于传统的体制研究、要素分析和法理说明的重要补充和丰富。我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政府过程学说引进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做了重大修正。我们既要如实地承认在这方面是受了西方的某些启发, 但又不能也无法完全照搬国外研究政府过程的方法和模式。中国的政府过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相应地关于中国政府过程的理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在基本方法论上，除了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也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政情出发，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问题的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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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综合性复杂问题。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存在不够准确的问题，应当如何从理论上准确地把握其概念？
我对政府问题的观察、思考和研究，都是以政府职能为基础和逻辑起点的。在90年代，我曾经提出“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是调整政企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行政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发展第三部门等多项改革的重要内容或重要基础。”从学科专业建设上看，它又是政治学和行政学共同的结合部。政治学和行政学之所以不可能拆分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将它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因此我认为，对于政府职能问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应当高度重视，在当前的基础上更加重视。
正如你们上面提到的，现在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确实还不够十分到位。我认为，这是因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不够深入，也不够细化。一方面，在强调“转变政府职能”的时候，还存在许多模糊的地方，对转变的细节，比如各个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具体分工，五级政府之间在职能配置方面如何分工等问题的认识还远谈不到清晰。另一方面，对政府职能的界说比较乱，对有关问题缺乏必要的梳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把有关国家机器的一切活动都解释为政府职能。对于上述问题，我提出了政府职能的“两层次说”，即政府职能包括政府的功能和政府的职责两方面。政府的功能，即对重要社会关系的处理，如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基本不存在转变职能的问题；所谓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是调整政府职责，集中于政府在内政、外交、社会保障、教育、科学、文化、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做什么，由谁做，怎么做等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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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职责同构，是您从事政府职责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职责同构”批判》也曾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您能否对“职责同构”的提出背景、核心内容，以及认知历程做一个回顾与梳理？这样一种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的、高度凝练的原创性概念，您是如何关注到并提炼出来的？
“职责同构”是一项解释性研究。我的研究工作有不少是解释性的，实际上是在讲中国故事。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在历史上对此缺乏足够的积累。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的职责配置，只是中央的权力比较大。但实际上，中国总体上是“职责同构”，西方基本上是“职责异构”。
在1995年赴美做访问学者期间，我首次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的一位朋友，物理学的洪姓博士生（具体名字不记得了），主动带我去“市政府”办理社会保险号。到达办理地点后，我发现并不是市政府，而是与市政府毗邻的一栋楼（或者是同一栋楼的不同楼层），门口写的是“联邦大厦”（Federal Building）。出于专业上的敏感，我捕捉到了这个信息，即办理社会保险号的，是联邦政府在哥伦布市的办事处。随后，我在向美国人了解州如何领导县、县如何领导市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美国政府纵向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各负其职。虽然不能简单认为，上一层次政府对下一层次的政府没有影响，但不同政府间的职责确实是不同的。因此，在199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中，我就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一些想法。1999年在约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几年后，我和当时的博士生现在的同事志红老师一起正式提炼概括出了“职责同构”的概念。
这个解释性的概念，对于准确理解中国乃至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责纵向间配置各自的规律性，进而逐步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和团队此后的相关学术研究，诸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纵向分工问题、行政区划改革中的若干深层次难点重点问题等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帮助。而且我也很高兴地看到，若干中央部委在一些文件中已经吸收甚至使用了这个概念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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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府职责体系的构建是个复杂的过程。您在前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职责同构是起点，但职责异构不是目标。这一解释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府职责体系的工作有何意义呢？
谢谢你们对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关注！“职责异构”与“职责同构”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替代关系，打破“职责同构”也并不意味着要构建“职责异构”的政府间关系。我的总体看法是：一方面，不宜再继续坚持完全的“职责同构”。如果五级政府继续都履行同样的职责，既是一种浪费，也是不可持续的。理想的状态应当是“有分有合”；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职责异构”，即各管一段，并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情况。我目前的大体思路是，有必要在做好政府权责清单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五级政府的职责进行“归堆”。提出“职责序构”的概念，便是这方面的一次初步尝试，但工作还仅仅是开始，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近期，我们对“共同事权”问题，对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职能的具体表述问题的研究开始着力，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做些工作，或许能够成为优化政府职责的一条路径。
所谓归堆，就是在相邻的纵向政府层次上，可以安排共同事权多些。例如，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在很多职责上是相同的。同样的，省和市、市和县的职责都可以有所重叠。但是，如果纵向政府间距离的层次较多，就没必要再强调都继续履行共同的职责。概言之，并不是所有事项都需要上下对口，才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从纵向间政府职责来看，由于我们的省比较大，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职责可以多一些对口和重叠。但是，省级以下的政府，应当妥善处理好，避免“上下一般粗”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曾经提出过一个“牛猪羊鸡”理论。在过去，中央是牛猪羊鸡全部都是自己养。如果忙不过来，会把羊、鸡等小的牲畜分给下面。西方国家则是各养各的。在当前有一种思路，是希望把大小牲畜的头留给中央拿着，身子分到省里，尾部分给市县。这样就破坏了一些事权的完整性。我认为，可以采取第四种方法：中央和省一起养牛，省和市一起养猪，市和县一起养羊，县和乡镇一起养鸡，交错重叠，既有上下衔接，又各负其责，可能会好些。
另外，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呢？一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相当复杂，不可一概而论，需要从省、市、县、乡镇等多层级来考量和明确。二是，完完全取消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是不现实的。它在各项政府职责中的排序依然靠前。三是，如果继续使用“经济调节”来概括，则很容易同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责混淆，没有说服力。如何对它进行科学的表述，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调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工作得到了科学部署和积极推进。这是党中央在科学总结历次行政体制改革经验和30 多年持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规划，是央地关系调整认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对于把国家治理水平提高到新的历史阶段乃至对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这已经成为近年来我们团队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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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团队长期重视对中观问题的研究，您也一直将政府职责体系、服务型政府建设、机构编制规模、阶层分化与重组等中观领域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请问您的这一研究特色是如何形成的？您为什么如此强调对中观问题的研究？它对您的学术研究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对宏大问题和细节问题的研究都是重要的。我对中观问题的重视，除了“学术性格”的因素之外，很重要的是基于对“比例”问题的认知。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围绕大问题来写作。比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之后，关于“治理”的论文和文章便呈井喷式增长，应当说现在“治理”一词用得有点儿滥了。近年来，则有了政治学行政学研究如果不是非常细节化似乎就不够“科学”的舆论。我们团队非常重视调研和使用统计资料，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有个比例关系问题。如果走向烦琐主义的极端，也未必是适宜的。需要说明的是，我是非常支持定量研究的。南开1994年就开设了计量政治课程，1999年又从化学学院请了精通定量方法的李瑛博士来主持政治学计量研究方法的课程。总的来说，我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应保证研究工作能够真实地再现中国政府的实际过程，保证能正确地认识中国政府运作、发展的规律性。
我对中观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思路：要对重大问题做具体研究；要把具体问题放在大的背景下研究。从这两边往中间“挤”，便是中观问题。我的研究课题，大多都是在这个层面上的。举个例子，我主张要关注“社会基本面”（这是典型的宏观问题），但我不会研究整个基本面，而是涉略了其中的某几个方面，诸如阶层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政府职能转变等。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机构与编制问题、公务员规模问题、权责清单问题等，我们则是在立足于大的背景下展开研究，使研究工作尽可能有一定的高度和广度。在上述思路的指导下，90年代以来南开团队始终没有缺席对中国重大问题的研究，能够做到既不空泛，也不琐碎，比较深入、具体地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但是，我们从不炒作，规规矩矩地学习，老老实实地工作，做到了冷门不冷，但是一直也不够“热”，基本“恒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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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通过对近年来政治学人的推文分析，我们对中国政治研究普遍有两点感受：一是为了规避风险，便于进入场域，研究对象趋近于基层；二是受政治科学影响，研究视角愈发微观，方法逐渐规范。然而，这些变化客观上也加剧了学科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一些传统的重要研究议题（诸如“一国两制”研究、“两会”研究、政府官员规模、中小国家政府与政治等）关注度不足。现在，学科边界日益模糊。事实上，这些“大政治学”研究与时代任务的联系是更加紧密的。您是如何看待此类现象的？您对于未来的中国政治研究有哪些期许与建议吗？
我赞同你们的这两点观察和判断，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不过，学科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属于正常现象。在研究实际问题时，边界就从来没有清晰过。我不赞成深化所谓“交叉”，关键是怎么交叉。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政治学和行政学一直都是一个学科。我认为，搞一个管理学门类，把公共管理弄的过于庞杂，是不利于学科发展的，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希望能够尽早将行政管理调整回政治学。另一方面，在学科边界模糊的过程中，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之间应当相互借鉴。管理学，有活力；政治学，有积淀。政治学要向公共管理学习研究方法和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不断开发新的研究领域；公共管理应当有更宏大的视野，研究“大”一些的课题，产出一批中观层次的理论。
关于期许和建议，我简单提两点。首先，建议加强比较政治和比较行政的研究，加强对一些中等国家政治运行状况、行政管理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分析。我在1995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使用的办公室的原主人，研究方向居然是尼泊尔（和锡金、不丹）政治。隔壁老师的研究方向是俄罗斯政治，对门老师的研究方向是印尼（后又延展至缅甸）政治。我所在的俄亥俄州立大学附近的俄亥俄大学，长于马来西亚政治研究。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现在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大国政治学，作为新时代政治学，各高校应该拿出一部分精力和资源，分别加强对一部分中小国家的研究。
另外，我们现在关于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的研究，总体上游离于政治学之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不利于对上述问题研究的深入。事实上，这些本应属于政治学研究，因为涉及到国家统一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复合制某些特征的单一制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都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课题，之所以被政治学界所“忽视”，主要不是出于所谓的敏感，而是因为政治学的规模太小。人少，嘴巴就少，力量就不够。另一方面，受传统思维方式和国外研究范式的影响，政治学界当前的研究要么偏大，要么偏窄，对于此类中观问题（也可以叫“准宏观问题”）关注不够。最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分离，人为地将相关问题淡化和忽视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当引起大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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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期间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您本人更是在2003年就荣获全国首届高校教学名师奖。在您看来，高校应当如何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繁重的科研考核压力下，高校教师又应当如何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结合您自身的经验谈一谈吗？
我的身份已经转换，现在从教师的角度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在研究型大学，教学和科研关系是一个永恒的矛盾，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二者之间，只能是处于不平衡、调整、再平衡的过程之中。教学型大学，处理好这对关系，相对比较容易。对于学校，教学肯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在研究型大学，教师必然要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科研上——学校对教师的科研要求很高，政府和社会对教师的科研期望值也很高，教师的科研压力很大。有一位老前辈总结到：不讲课不是大学老师；不搞科研很难成为好的大学老师。这个表述是合理的。
在这种排位问题上，实际上很难分出一二。龚克校长提出的“教学优先”，我认为是比较现实合理的表述。概言之，校院领导班子在做决策，配置资源时，在诸多工作中，一定要切实把教学工作，特别是本科教学，放在优先受到保障的地位。如果非要强调“教学第一”，在操作层面往往很难具体实现，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要讲第一，那么应当综合强调立德树人是大学的首要职责。
教学与科研并不是对立关系。就我个人而言，尽管科研和管理任务比较繁重，但一直高度重视教学工作，到学校工作前课时量也相当大，曾获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两次获得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2003和2020）等，我所在的教学团队是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教学工作既是系统化地回顾、巩固已有知识的过程，同样可以在师生交流中激发灵感。在繁体字版的《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我将80年代以来的信息传输方式概括为“五位一体”的统合型信息传输模式，就是受到了一位本科生的启发。遗憾的是，目前有一部分教师对教学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精力投入不够，教学效果偏差。有些教授已多年不给本科生上课，有些青年教师备课讲课不够认真，随意并课、减课时。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但这些都是不应该的。高校应当在教学管理和激励手段方面进行探索，向教师明确地发出必须切实提升教学水平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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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后，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采访的最后是读者的福利时间。您自1987年留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已有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作为前辈，您对青年学人有什么建议吗？
■ 朱光磊
首先，青年学人一定要勤奋。当你们到达一定的层次之后会发现，周围的人都很聪明。想要冒尖，只能思路对头，多投入。熬夜可以偶尔为之，但切记不要常熬夜，熬夜对身体的影响很大，不利于长期持续。
其次，青年学人一定要多思多写，要善于在写作中学习。不要害怕论文不成熟，想清楚了，思路清楚了，文章基本成型了，就可以尝试投稿，然后再逐步完善。
另外，希望青年学人更多关注中国发展的“社会基本面”。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主要是由其社会基本面决定的。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进程充满信心，对于转变政府职能、地方政府创新和阶层格局变迁等充满兴趣。
最后一点是我着重强调的，也是在青年学人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当前从事政治学、行政学研究的青年学者，都有博士学位。一定要解决好“博士+”的问题。很多人在博士毕业后的前两年发展比较好，因为这一阶段可以享受博士期间的福利（主要指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延伸研究和成果发表）。一旦这些成果消耗完，不少人后劲不足。想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一定要强制自己尽早申请课题。也就是说，既要保持同导师的密切联系，长期合作，又要开辟自己独立的工作领域。这样才能顺利度过“博士+”的阶段，成为真正的学者。此外，还要妥善处理好以婚恋、子女培养为中心的生活与业务发展的关系问题，既要“望子成龙”，更要“望己成龙”——你们已经是最现实的生产力，国家需要你们的作为！希望政治学、行政学界的年轻博士们能够以专业水准的睿智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以推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朝向更好、更高的水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