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时间性政治命题，但长期以来，未能进入政治学的视野。近年来，历史政治学日渐成为政治学的一个热门领域，原因在于，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将历史带入政治学，必然要求建构相应的历史观。改革开放初期，“超稳定”“大历史”观以现代、西方为参照看历史，一度产生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随着中国和平崛起，需要以更为平和、更具有包容性的眼光看待历史传统，并由此发现中国政治的规律和特性，“长周期”历史观应运而生。它包括四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不仅是时间的量的规定性，更是时间的质的规定性。二是周期维度。既注重时间的长时段，更注重在长时段内的周期性变化。三是演变维度。它不是历史循环，更不是历史停滞，而是会发生周期性的跳跃变化。它包括两种变化属性：一种是周期性演变，即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变性；另一种是持久性演变，即历史的变革性和变革的不可逆转性。四是机制维度，即造成长周期变化的机制。从长周期来观察中国政治演化，它具有如下特徵：一是变革性。尽管从质的规定性看，周期内只有量的变化，但也并非“停滞性”，一旦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则进入到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由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演变，成为一种质的飞跃。二是延续性。历史变化中存在超越时空的恒定性因素，其积极和消极因素不仅在同一周期，而且会在新的周期发生影响。以国家结构形式为例，“秦政制”所蕴涵的政治统一性对后世有积极意义，中国得以在历史提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单一制国家，实现国家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不能不说受益于历史传统的馈赠。三是能动性。认识历史的周期性变化，在于发现规律，发挥人的能动性，推动历史进步，并增强历史自信。在“长周期”为导向的历史政治学中，历史不只是过去，而且是对当下的规定；历史政治学不是对历史现象的考证，而是通过对造成历史现象的机制探讨，发现具有一般性的理论，为当下和未来政治提供借鉴。
关键词：长周期 中国政治 演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且政治生活十分丰富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产生了诸多有着深远影响的命题，诸如“百代皆行秦政制”“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等。这些命题内在地蕴涵着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的规律和特性。如何理解这一规律与特性，需要寻求合适的历史观。本文试图提出“长周期”的历史观，并且分析其在中国政治演化中的作用。
一、两种历史观的再认识
政治学是现代性和理论性较强的学科。近年来，历史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一个热门领域，并被视为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标志性学术事件。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政治学，之所以将历史带入政治学，在于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正在改变人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由于近代以来的落后状态，使得人们在相当长时间对历史传统持全盘否定态度，缺乏历史自信。对此，鲁迅曾经专门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对过往将传统完全视为负资产的观点进行反思，增加了历史自信。只有将历史带入政治学，从历史的自我演化进程中，才能深刻理解中国政治不同于也不可能等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性。将历史带入政治学，必然要求建构相应的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也是人们认识和看待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历史观属主观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受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制约。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与深化，中国在一个有着厚重历史传统的基础上迅速走向现代化。因而，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思想界的重要议题。人们难免以现代西方为参照，看待传统，看待中国历史，由此产生相应的历史观。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超稳定”观和“大历史”观。
所谓“超稳定”观，由金观涛、刘青峰提出，代表作是《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两位作者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从结构的角度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时间延续进行解释，注重结构的超稳定性和社会的停滞性。
所谓“大历史”观，由黄仁宇提出，代表作有《中国大历史》等。作者从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认识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存在的特殊问题。“数目字管理”是“大历史”观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
以上两种历史观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在1980年代问世之后，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中国大历史》在1990年代出版后，更是成为大衆畅销书。这两种历史观之所以流行，一是适应了中国告别传统，推动开放，大步奔向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二是站在现代的高度反观历史，反思中国的传统社会为何漫长而未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步入现代化；三是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历史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历史，将中国的历史进程置于一种理论框架之中，提出了不少独到性观点。\r
总体上看，“超稳定”“大历史”观站在现代的高度反思历史，具有历史的批判性。这在中国尚为落后并努力走向现代化的特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中国在古老的历史传统基础上迅速崛起，这两种历史观的不足愈来愈突出。
“超稳定”“大历史”观从现代观察历史，而不是基于历史条件理解历史，容易造成对历史过程的遮蔽，使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历史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了历史对当下的积极影响。例如，“超稳定”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的变革性而言的，核心命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性”：“社会结构的停滞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特点。”它反映了“超稳定”历史观的主张。这一主张更多的是对历史传统的否定，未能给予其恰当的定位。尽管中国历史变迁中确实存在着超稳定性，但这种超稳定性是在特定的历史下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中国的国家形态得以持久的重要因素。
“大历史”观着眼于长时段的历史，但更多的是以现代和西方为参照，很容易出现对历史的简单否定。黄仁宇在谈到“为什麽称为‘中国大历史’”时说：“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这其中蕴涵着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倾向。他引用韦伯(M. K. E. Weber，1864—1920)的观点，以现代西方为参照，认为“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但他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在于，“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早熟”造成了后来的落后。“早熟”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贬义性。“大历史”观将缺乏“数目字管理”作为中国落后的重要标志。但是，作者是以现代工业社会的“数目字管理”作为参照的。应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的“数目字管理”还是相当发达的，否则衆多人口、土地、税收何以能够得到必要的管理。反观西欧封建社会各个庄园自成一体，根本没有数目字管理的可能。\r
由此可见，以现代作为参照认识历史，历史传统可能会一无是处。这显然不能将历史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从而给予历史以合理定位。如果不能给予历史以合理定位，就很难将历史现象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和变革性，进而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机制。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中国的政治生活异常丰富，形成了许多非常值得研究的政治命题，蕴藏着大量的政治密码，要解读这些密码就需要建立合适的历史观。历史政治学不是历史学的重复，其本体是理论学科，它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现规律和机制。“超稳定”“大历史”的历史观着眼于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很难为历史政治学的这一使命提供必要的观念指引。
任何一种观念得以产生和存续都是时代和实践的呼唤。随着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国在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基础上崛起的事实，使得人们能够以更为平和、更具有包容性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历史，并从中国的延续性和变革性中建构历史自信。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学将历史带入进来，力图从中国政治进程中发现规律和特点，追寻中国政治的历史根基和演化因素。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观。通过相应的历史观，将碎片化的、看似杂乱无章的历史材料加以整合，从而建构新的认识。
二、长周期历史观的建构及维度
历史观来自于人们对事实的认识和前人的成果。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政治，前人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大量认识。它们为建构历史观提供了认识基础。
人类文明进程有不同的路径。西方是典型的空间文明。其文明中心不断地发生空间位置的转换：古希腊→古罗马→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文明在旧的废墟或者新的空地上建立，是一种文明形态对另一种文明形态的替代。只有从空间的角度才能理解西方文明和国家进程。
中国是典型的时间文明。中国是一个在固定的空间内长期延续的国家实体。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从长时段和比较的角度认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与此同时，传统中国是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演进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1913—2004)指出：“中国由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绵延不断，才使中国的古文明得以持续到20世纪。”只有从时间的维度，才能理解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
时间文明使得中国是一个特别具有历史感的国家。正是这种历史感，使中国人提出了许多重大历史和政治命题。诸如“百代皆行秦政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跳出历史周期率”等。
通过对中国的国家演化事实及其重大政治命题，可以建构一种用于理解中国政治演化的新的历史观，这就是“长周期”。
所谓长周期，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长期运行并由于内在规律发生周期性变化的状态。它包括三个要素：构成长周期的时间段及给定条件；长时段内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造成周期性变化的机理。作为一种历史观，长周期主要有以下含义：
其一，长周期观的时间维度。毛泽东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中国的国家是在同一地域空间里演化，其长时段的特点表现格外突出。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政治现象反复发生并有规律地起伏变化，形成政治长周期。“百代”“三千年”“百年”均属长周期观的时间规定。只有将当下的政治现象置于一个长的时间段里加以考察，才能发现哪些现象只是历史的一片刻，哪些现象会反复出现。只有通过观察相当长时段内反复出现的现象，才能寻找其内在的规律。
长周期观的时间观不仅是时间的量的规定性，更是时间的质的规定性。“百代”“三千年”“百年”看起来是量的时间段，更重要的是质的时间段，即在此时间段中有彼时间段未有的基本要素。“百代”不是简单的百个朝代，而是指“皆行秦政制”的“百代”。“三千年”“百年”不仅是指时间上的“三千年”“百年”，更重要的是指发生了“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千年”“百年”。“大变局”规定了“三千年”“百年”与其他年代的不同。历史政治学的长周期观，更加关注的是时间的质的规定性，即时间形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于它通过从质的规定入手，将人类历史长河里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形态，从而发现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化的规律。
其二，长周期观的周期维度。长周期观注重时间的长时段，更注重在长时段内的周期性变化。通过对周期性变化的认识，有助于人们发现事物运行的规律和特性。马克思(K.H. Marx，1818—1883)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考察，发现经济运行周期性变化，即复苏期、高涨期、危机期、萧条期。这种周期性变化如大自然潮汐一般的变化，规律性地循环往复。只要资本主义的制度条件不变，经济周期便不会发生变化。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突破不变的经济周期。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周期性运行规律的认识，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中国经济在相当长时间里属于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高度依存于自然，受自然周期的支配。与经济相比，政治具有更多的人为性。与西方政治相比，因为国家在同一空间内演化，使得中国的政治具有鲜明的周期性属性。如国家整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国家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等。这种周期性变化对于认识中国政治的演化及其特性具有重要价值。
其三，长周期观的演变维度。长周期观所说的周期维度，不是历史循环，更不是历史停滞，而是会发生周期性的跳跃变化。“百代”意味着在一个长时段内有不同的朝代更替。“大变局”更是根本不同于“百代”的根本性大变化。
长周期观的演变维度包括两种变化属性：一种是周期性演变，即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变性。“百代皆行”意味着不变性，历史进程中具有某些恒定性因素。只要这些因素存在，历史现象便会反复出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种周期性演变，因此被称为“天下大势”。另一种是持久性演变，即历史的变革性和变革的不可逆转性。孙中山所说的“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一种持久性演变，强调的是不可逆转的变化性。“1912年满清帝国之转变为中华民国，标志着按传统方式改朝换代的终结，是摆脱君主制的永久性变革。”在已经发生永久性变革的年代，袁世凯称帝便成为倒行逆施之举。通过对中国变化的双重性理解，有助于认识中国政治演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曲折性。
其四，长周期观的机制维度。长周期作为一种理解中国政治的历史观，最核心的问题是发现造成长周期的机制。“分”与“合”是一种状态，“顺”与“逆”是一种行为，“兴”与“亡”是一种结果。这样一种状态、行为、结果是什麽因素造成的呢？前人通过历史经验进行了探讨，有了《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经验大成，但缺乏学理性探讨。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时，发现了东方社会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这就是因为政府的作用而造成的农业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造成农业兴衰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统治。马克思将政府统治作为东方农业变化的变量，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现象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理论性。
在中国，国家治理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国家的“分”与“合”、“兴”与“亡”都与国家治理相关。是什麽机制造成中国政治周期性演变的结果，正是历史政治学要着重探讨的问题。历史政治学不是对历史现象的考证，而是通过对造成历史现象的机制探讨，发现具有一般性的理论，从而为当下和未来的政治提供借鉴。
三、中国政治的变革性、延续性和能动性
一种历史观的提出，是基于需要。历史政治学将历史引入政治学，需要建立合适的历史观，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研究中国政治。建构长周期的历史观，着重研究中国政治演化的历史变革性与延续性，即研究中国政治演化中的“变”与“不变”、为什麽“变”与“不变”。
变化是事物发展的基本特性。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变化。但是，如果以急剧变革的现代为参照，传统中国很容易被视为一个停滞不变的社会。在黑格尔看来，东方中国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是个“永无变动的单一”。“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停滞性可以说是处于现代化急剧变动之中的西方人观察中国的普遍结论，甚至论述古代中国的着作名称便为《停滞的帝国》。“超稳定”的历史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其核心命题便是“停滞性”。这种停滞性是从历史的质的规定性角度加以界定的。
而在长周期观看来，只有将历史还原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结论。“百代皆行秦政制”这一命题将“百代”作为一个长周期。从质的规定角度看，这一长周期确实变化不大。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周期内“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毫无变化。“百代”是以“秦政制”加以定义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皇权官僚制。这一制度在当时具有先进性。韦伯在研究西方现代国家中非人格的官僚体制时发现，这一体制“自从秦始皇以来至当前的中国”便已存在。行政官僚体制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日裔美籍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也表示：“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但这一制度从开始确立到定型，发生了很多变化。短暂的秦王朝灭亡后，汉代在相当长时间里在部分地方实行人格化的分封制；直到清朝，分封制才基本不复存在。从分封制到官僚制的定型，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化。这说明，在“百代”之内有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是一种量的变化，还没有发生质的飞跃。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题，意味着中国进入到一个质的变化时期。相对于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而言，传统中国的变化十分缓慢。秦始皇开始建立非人格化的官僚体制，直到清代才完全实施。但这不能责怪历史本身。“超稳定”主要是从中国内部结构寻找“超稳定”的原因，这是很不够的。传统中国的变化缓慢受制于历史条件。人类社会发展在相当长时间内属于地域历史，各个国家在所处的地域里发展，缺乏新的要素，也难以有革命性变革。这种状况是普遍性的。如果从地域性国家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前列，如非人格化的官僚政治。然而，自大航海时代出现后，商业经济的产生，特别是工业革命，人类进入到“世界历史”时期。在“世界历史”中，人们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就是“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中国面临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因此进入到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国长期以来是在农业文明的轨道上演化的。面对先进的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西方正是挟带工业文明强制性地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世界竞争体系。在世界竞争体系中，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另一方面，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要素，有了在世界竞争体系中追赶和超越的强烈意愿，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革命和改革，改变了被动挨打的格局，很快又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地位。正是在这一“大变局”中，中国的政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产生了崭新的政治形态。这种新的政治形态是一种质的跨越和飞跃。“超稳定”观的作者也意识到这种变化，专门着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近代以来的中国变革是客观的事实。但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特别是看待这种变化与传统的相关性却有不同认识。其中的重要观点之一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K. Fairbank，1907—1991)的“冲击—回应”范式。这一范式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任何变革都是由于西方冲击引起的，是中国为回应西方冲击而发生的。“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徵”，“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随着现代化在西方的率先发生，“中国对自己的特性的看法可以保持无损，但它的自信心理却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这一范式的必然认识是中国要变革，必须与传统进行决裂。历史传统是现代化的负资产，只有甩掉历史这个包袱，才能大步向前。“超稳定”观与“大历史”观一时风靡与此认知范式密切相关。
但是，中国的变革毕竟是在自己的历史传统基础上发生的。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使人们可以以平和的心态认识自己的历史。“长周期”历史观的重要特点，就是注意到变革中的历史延续性。
历史延续性首先是注意到历史变化中的恒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中国得以成为唯一持久的国家，一定具备得以持久的因素。
“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命题，将“秦政制”作为贯穿“百代”的主綫。“秦政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实行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度。“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通过“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政治构造，最终实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二是在地方层面实行郡县官僚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废封建，立郡县”，通过郡县官僚体系将统一的皇权传递到全国。三是在基层层面实行家户制。通过“分家立户”和“编户齐民”，将家户作为国家的责任单元。
秦始皇创建的秦王朝尽管很快倾覆，但“秦政制”却代代相传，成为“百代”这一政治周期的恒定性因素。其根本原因是，秦政制适应了“百代”沿袭的传统王朝国家的根本性需要。“秦政制”是经过数百年兼并争霸战争而建立的，只有将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才能获得国家的统一性，避免争斗，并获得空前的国家能力；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郡县官僚制，才能将亿万分散自立的家户从政治上联结起来，进行制度锚定；只有实行家户制，才能让农民摆脱宗族共同体的人身依附，具有生产积极性，同时便于国家直接获得税赋和兵役。
“秦政制”不仅仅适用于“百代”，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影响。中国是在同一个地域空间里演化的，不同的历史周期之间相互关联，并会产生延续性影响。“秦政制”皆行于“百代”，但对“百代”之后仍然有影响。最为典型的是在国家结构形式方面，“秦政制”通过皇权体制获得国家的统一性。“百代”之后，政治统一性问题仍然存在，“秦政制”所蕴涵的政治统一性对后世有积极意义。早在1970年代，毛泽东针对学界对秦始皇的看法，给历史学家郭沬若写了一首诗：“劝君少駡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不是简单肯定秦始皇这个人，而是肯定秦始皇开创的“秦政制”的深远价值。中国得以在历史提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单一制国家，实现国家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不能不说受益于历史传统的馈赠。“早熟”的国家为中国的历史跨越准备了形式要素，中国不必在“空地”上建立新的建筑，而是藉助于原有的建筑置换新的主人。一旦新的主人变了，便可以实现历史超越，由“早熟”变为“成熟”。
当然，历史延续性既包括积极因素，也存在消极因素。“秦政制”在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同时，空前集中的权力又有可能造成权力滥用，实行“暴政”。秦始皇因此具有“千古一帝”和“暴君”的双面性，后人“駡秦始皇”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批评其“暴君”的一面。郡县官僚制有助于将集中的国家权力传递到全国，但这一体制又有可能放大决策者的失误，“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官僚制的缺陷在于“苛于下”，即对下实行压制，造成“君民不亲”“根本不固”。家户制使得农民成为独立生产者，同时也意味着缺乏必要保护，他们必须承受国家负担，成为“苛政”的承受者，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实行“秦政制”的“百代”之所以发生王朝的周期性更替，与“秦政制”的弊端密切相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为难以改变的天下大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为难以打破的历史周期。
“秦政制”的权力过分集中和“专在上”的官僚制的弊端不仅影响“百代”，而且影响到“百代”之后。邓小平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深刻反思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体制和历史原因：“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他还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
任何一种历史观的提出，都有特定的目的。提出长周期观，不是简单地考察政治现象是如何发生的，更重要的是在周期性发生的政治现象中认识规律，发挥人的能动性，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在这方面，中国有优良的传统。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中国是最具有历史感的民族，历史是最重要的政治教科书。《史记》是中国最好的历史着作，也是重要的政治着作。秦始皇滥用民力，造成秦王朝迅速倾覆，《平津侯主父列传》载有古人之言：“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后人的警示。“百代”王朝的更替无不与“土崩”相关。“土崩”之后的新王朝替代旧王朝之初，皇族励精图治，官僚发奋有为，家户休养生息，王朝又会进入到下一个周期。
“秦政制”尽管皆行于“百代”，但因为其自身利弊相伴，也存在不同认识。在究竟实行郡县制还是封建制的问题上，唐朝的柳宗元写下著名的《封建论》。柳宗元认为，周王朝的失败在于封建制，秦王朝的灭亡在“苛政”而不在郡县制。汉初实行封建制所造成的恶果，证明秦以来实行郡县制是正确的。自唐代之后，郡县官僚制日益巩固。与此同时，人们也在试图找到一种避免官僚制“专在上”之弊的体制，这就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
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向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王朝循环的“历史周期率”问题。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来，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中共执政之后，一直在寻找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百年历程，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这一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获得更好发展的历程。其中，产生了有三个重大历史决议；并且在过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历史自信”的命题。这种自信，源于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艰苦努力，克服困难，获得新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
总之，用“长周期”观审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可以更好地继承中国对待历史的优良传统——既不是简单的批判，更不是笼统地将历史作为一种纯粹的“科学”，而是将历史与现实联结起来。在“长周期”为导向的历史政治学中，历史不只是过去，而且是对当下的规定。政治学研究历史，是为了发现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只有与现实关联的历史，才是有政治学研究价值的历史，否则就是历史学的简单重复。
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22年第2期第172—180页。注释略。请查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