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一下简称叶）：我1948年春天3月结婚的，当时我还是在教书，那个时候是到南京去教书的，因为我先生那时在海军工作，在南京。我到南京马上就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这听上也很巧，就是我们租了一个房子，我们对面有另外一间房子。有一位女老师，她也是租了一间房子，那我刚刚到南京，没有工作还，我就每天就是看书。要不然我就做诗，或者给我北京的同学们写信，亲戚朋友们写信。对面那个女老师，她在南京一个圣山中学，她是那边，私立中学的还算校长，她就老看我，每天爬在那里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她就跑来找我，她说他们这个圣山中学要教育的老师，所以就把我找去教书了，所以就那么在南京那么短，我们三月去的，然后到11月就是解放战争了。
1948年底，我先生在海军工作，那国民政府人就要撤退，所以那时候我就匆匆忙忙的，跟他坐船，我们从南京到上海，上了那个船叫中心轮，然后就到了台湾，下船的地方就是基隆。从基隆下船以后，因为他们海军在左营，还在高雄的南边，我们下船的时候，那天刚蒙蒙亮，还没太亮，就上了火车，那时候台湾的火车都是慢车，没有快车，走几分钟就停一下，走几分钟就停一下，一直走到夜里11点多钟，才到他们海军的左萦。
记者：那你往窗外看的时候，你现在记忆中是什么画面？
叶：记忆是因为我们坐的是海岸线，台湾的火车就山线有海线，山线都要钻山洞的，就是山线，海线好像是走得慢一点，就是沿着海走，那时候我刚到台湾，我就很好奇，我真是觉得台湾的景色，那个山、海，沿海的海边的石头，你在我们北京是不靠海的，所以都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景色，所以我这一整天，从天蒙蒙亮到半夜，我就拼命在看外面的景色。
我小的时候在北京长大，而且是在抗战的沦陷区，平常连城都不敢出的，所以我觉得突然间看到，我从来没看见过的景色。这是一路就看这一些个山海的景色，等到11点左右到了左萦。那时候当然是台湾，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繁华这样的发展，我们一天都在火车上，下来就找一个地方吃点东西，因为火车站旁边就有一个竹棚子，没有什么很多餐馆、饭馆什么没有，就是很荒凉的。因为左萦它不是一个城市，它是军区，就是很荒凉，一个竹房子一个小店，然后晚上那么晚了，我们就进去，看着他没什么。台湾有名的就是米粉，炒米粉，然后我就发现我在白天看到这个景色，就是自游奇绢灌平生，然后晚上，我就在，灯光又很暗你晓得吧？那个竹棚里边灯光很暗，那个竹强上都是壁虎，吓死我了，我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这样。那是我1948年冬天到台湾。
记者：您先生是哪一年被被抓，是1949年？
叶：我是1948年3月结的婚，1949年的8月，我生下第一个女孩，那时候我就已经在彰化另外一所中学教书了，我是到处，我这62年都没停止过，马上这个学校接那个学校教书。我还是在一个学校，在彰化，在台湾的中部偏南一点，我在彰化女中教书，我先生在左萦海军的军区。那我刚刚去教书的时候，我怀孕还没有生产，我就住在单身老师的宿舍，可是暑假以后我生产了，而且我说我这个，我生了两个女儿，生产都是在暑假，连产假都没请，所以我的教书没有停过，我就开始去教书，但是有孩子不能住单身宿舍了，那个校长是女校长。她的先生在台北，那个台湾师范大学做教部长，平常也不回家，所以就是一个女校长，她有一个儿子念小学的，那么她一个人来，她就找来一个她的大学的同学，也是一个女同学，也在这个中学教数学跟物理的，带着一个念小学的女孩，是两个妈妈，带两个小孩，那么我也有个女儿了，所以她们就说我们还有空房，你也过来住吧。我们就三个妈妈带了三个小孩，就住在校长馆舍里边。
那时候就是1949年的圣诞，我女儿是8月出生的，那圣诞的时候，是圣诞夜嘛，12月24号晚上，我先生就从左萦到彰化来看我们，我还记得当天晚上吃过晚饭，他还跟校长两个人在下跳棋，那很晚了我们就睡觉了，第二天天没有亮，就有人敲门，敲门就是来一群海军的人，就把我们住在那个房子的东西，没有翻校长那边，就是我跟，我自己这个住房通通翻了，所有的东西都翻了，然后就把我先生带走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什么事情，因为他们带走他也要坐火车走，我就匆匆忙忙抱着我的女儿，就跟我先生一起上了火车，就一直陪他一直送到左萦，送到左萦，因为左萦这个工作是我先生的姐夫介绍他去的，我就到他姐夫，他姐姐家，然后他就被那些个海军的那些个军队的人就带走了。
记者：这一关就关了三四年吧？
叶：对，他关起来以后，我本来等两天，我是希望得到一点消息，到底怎么样，那就打听不到任何的消息，没有结果了，虽然他的姐夫也是在海军工作，他也打听不到消息，那我不能不生活，所以我就抱着女孩一个人坐火车又回到彰化继续教书。
记者：可是您看您小时候家境很优越，到了后台，您一直在学校教书，整个的环境都比较地单纯，突然间遭到了这样的变故，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叶：很大的打击，但是我回来以后人家问，说你先生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事。
记者：非常镇静。
叶：而且不露声色，我说没有什么事，因为如果我先生有了，他们那时候叫白色恐怖，思想问题，所以白色恐怖就是这个国民党刚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共产党也打过来，所以他们就想很多大陆的人，说不到思想都是左倾的，是共产党埋伏的间谍，抓了好多人。说当时蒋介石说，宁可错抓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人，当时就是这样说，所以他就。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如果说他有思想问题，那可能这个学校马上就不叫我教书了，我就无家可归了，因为我们都是离乡背井的，有工作才有宿舍，然后才有薪水，才教到第二年，就是1950年的夏天，6月，这个女中刚刚考过学期考试要放假了，又来了一批当地的，彰化的警察局，我先生是被左萦的海军抓走的，这是当地的彰化警察局，这一次来，就把整个我们的宿舍，校长她的那个同学，还有我都带走了还不说，这个学校里面的另外的六个老师一起抓进去了，所以你们不知道台湾属于白色恐怖，所以那时候抓了好多人。
记者：那么在那种白色恐怖之中……
叶：我就带着女孩进去的。
记者：又得带那么小的孩子，然后又得教书，那那段日子过得应该是很艰苦。
叶：当然，那当然是很艰难的，我那时候不过是1950您，我那时候不过26岁。
记者：除了教书自己还要做家务吗？
叶：当然要做家务了。
记者：以前都没做过家务吧？
叶：没有，我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做，以前我们家里很好，我们家里那个当年，从前的时候有什么门房什么的，还有这个佣人，烧饭的什么都有的，后来抗战之后，就比较简约下来了，就只有一个煮饭的佣人，再后来就连煮饭的佣人都没有了，就是要自己烧饭了，本来是我婆婆烧，我母亲也烧，那后来我母亲去世了，就是我考进大学那一年我母亲去世了，但是我们没有分家，我伯父伯母一直对我们很好，所以我伯母就说我们就合起来吧，所以就是我伯母烧饭。
记者：那您后来自己烧饭是无师自通？
叶：锻炼了，那个时候，我在校长家里头不成问题，因为校长她有做饭的什么，她做好饭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那倒没有问题。等到我被关了以后，因为我的女儿是吃我的奶，她不吃奶粉的，不吃奶瓶的，所以我是带她回公安局去的，他叫我们写什么自白书啊，写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要把我们送到台北的宪兵司令部，那当时不是被关的有很多人嘛，我就抱着我的吃奶的孩子，去见了他们警察局的局长，我说我带着孩子，反正我跑也跑不掉。我说我先生已经被关了，我是离乡背井在外面，我无家可归。我说至少这个学校我还教了一年书，我有些个同事，我还都认识的，还都熟悉的，你要把我带到台北，关到台北宪兵司令部，万一我跟我女儿什么事情发生了，连个联系的人都没有。我说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我也跑不掉，是吧。他后来跟我谈话，写自白书，他发现我这人确实对政治根本都不懂，而且我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就把我放出来了。放出来，本来我也可以回学校去教书。可是很多人就说，说你有了这件事情以后，回去教书，就是好像是，那个环境对你不太好，万一再有什么事情呢？所以当时我就离开了，就离开了彰化。离开彰化以后我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就无家可归，连个安生之处都没有，我先生还在海军被关着，所以我就抱着我的女儿，又搭火车跑到左萦，还是投奔他的姐姐，我先生的姐姐。
因为他们是在左萦，他的工作，我先生工作也是姐夫介绍的，我只要打听我先生的结果下落，到底是判了罪名，是怎么个情况呢，我就到他们那里去了，到他们那里去呢，他们住家也不宽裕，还姐姐姐夫住一间房间，他婆婆带两个孩子住一间房间，他只有两间房间，所以我没有房子住，也没有床铺，也没有房间，那就是他们的走廊上，那木地板的走廊，那天在我的那个住房说，就是现在我们的房子一个走廊，晾衣服的架子，就是那个走廊，就是等大家晚上都睡了觉，我就铺个毯子，带着我女儿在那里睡觉，那是暑假，很热，你知道南台湾，左萦还在台南的南边，那时候白天，人家要是午睡人，小孩子不管人家午睡，吵嘛，然后我就把我孩子抱出去。左萦的军区，刚刚新建的军区很荒凉的，我们的宿舍区在一个地方，我先生被关在军阀处，其实他当时还不是关在左萦的海军的军区，我后来知道，我先生是被关在凤山的山里边的。
记者：不是在左萦的军区里边？
叶：不是在左萦军区，是另外有一个凤山的山里边，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要问这个结果，我只能找军阀处，所以他们午睡的时候，我就抱着我的孩子在南台湾的艳阳烈日之下，抱着我孩子走很远很远的，非常荒凉的路，从住宅区，走到他办公室的军阀处去问，打听我先生的下落，没有一句答复，还没有什么，还不知道，都没有。没有人肯透风风声，为什么原故也没透露风声。
记者：后来您先生被放出来以后，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回忆起在那些日子里面，互相都是怎么过来的，那个时候你们的感觉谁更难过一些，谁的心理上会更焦灼？
叶：我后来，有人介绍我到一个私人中学去教书，因为我总要谋生，我一个人带小孩子，所以就找了台南的一个私立的女中去教书了。教书的时候，那我是一个年轻的，20多岁的妇女，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我先生三年多四年都不出现，人家都觉得我很奇怪，这个年轻的女的带一个吃奶的孩子，先生从来不出现，我还是没有讲，我从来没有讲过。
记者：那人家问您您会怎么回答呢？
叶：我就说他工作很忙，就是这样子，他在左萦，工作很忙，那他们就猜啊，一定是她先生有了外遇，我也没有解释。因为你要说，如果我说我先生有思想问题，那这个私立中学就不敢请我了，我就马上又无家可归了。所以我只好这样做。
记者：嗯，那个时候女儿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也过早地就体会到这个世态炎凉，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叶：你刚才问我说有没有谈什么话，我先生是一个不交谈的人，他所有的一切他从来不谈的，他不肯交流，也不肯谈的，你问他是怎么样，在里面是什么，他绝对不会说的。
记者：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是吗？他是在监狱里出来以后就变成了？
叶：我跟我先生的结婚是因为我从前关起门来长大的，我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没有谈过恋爱，没有经验，所以没有经验，当然是那天他还在说，说叶静，你当然有很多人追求你吧？那个时候我上大学有人写信，因为没有人敢跟我讲话，而且我那时候很害羞，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很害羞的，所以不敢，有人写信，但是我也不知道写信这人是谁，我也不能随便给人家回信。所以我是没有交，确实没有交过男朋友。我先生怎么认识的呢？其实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女老师，是教我英文的其实一个教英文的女老师，是我先生的堂姐，我是，我这人天生来，反正是我教书的时候，我很喜欢教书，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读书，我倒没有说争分数，争名次，但是我是天生来喜欢读书，所以我的老师都很喜欢我。
那个女老师其实是我初中的英文老师，那个平常都是有时候过年过节我去看她，突然间等我大学都毕业了，有一年春节，她跑到我家里面来看我，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老师怎么会想起来今年跑到来给我拜年了呢？其实我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先生啊，我先生说起来，他这个人真的是很什么的，他是在日本时代就被关过，这个北平沦陷在日本时代他就被关过，关过以后，日本人把他放出来以后，这就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他自己跟我什么都不说的，他日本人放出来以后，他其实他去了日本，他在日本的一个什么新闻里边工作，然后他又离开了日本去了后方，去了大后方，然后1945年胜利的，他是随着胜利从后方回来的，从后方回到当时的北平。
我现在在想，他的堂姐最初是给他看了我的相片，可是真正并没有把我，说是介绍给他，只是说了有这么一个人，把我的相片给他看了，然后没有正式给他介绍，然后他呢，他当时是他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在秦皇岛一个煤矿公司工作，他煤矿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是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的男朋友，也是辅仁大学国文系的，那我先生就打听到，他那个同事的女朋友也是辅仁大学国文系的，他就找了人家，找了我那个女同学，也是过年的时候，就说同学约大家去聚会，那我就到我同学家里去了，家里去，见到他才跟我说，他就说他的堂姐是谁谁谁，是我的老师，他又说他自己一个亲妹妹是跟我同学。
虽然不在一个班里面，但是是同年级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在那个同学过年，玩了以后呢，我们就晚上就回来了，回家当然都是骑自行车嘛，骑自行车，我先生就说，说天这么黑了，他说我也骑自行车，我可以陪你，送你回家吧，那他是，他是我老师的弟弟，我也不好像别的同学就转眼就不理，那我，他就跟我送到我家，所以他就认识了我们家，认识了我们家呢。然后这天下有巧的事情，就是他的一个同学的弟弟是跟我弟弟同学，所以他过了两天就找了他那个同学的弟弟就来找我弟弟，从此以后他就常常来，常常来，我不说我们南房三间是空着的，一共是五间，有两间是，都是书架，有三间还是空在那里的，就摆了一个乒乓球台。
记者：里面还可以打乒乓球是吧？
叶：对，所以他就每次就来跟他那个同学的弟弟，跟我的弟弟，就打乒乓球，有时也把我拉去打乒乓球，有的时候又打什么扑克牌什么什么的，所以就常在一起玩。
记者：所以你看你的先生不喜欢说话，还是很有心的。
叶：确实，确实这样子，但认识了一年多，差不多两年了，可是我始终没有答应过他，就是你们现在男生跟女生，说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真的是没有感觉。
记者：那后来是因为老师又从中做媒？你才提亲？
叶：还不是，我这人有点傻瓜，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是我就没有答应过他，那他不知道什么原故，他就把秦皇岛的工作丢掉了，就失业，失业呢，他也从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结婚明年就是60年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人家不要他了，还是就是他就丢掉了他的工作，丢掉工作，我这人就是很好心，我从《论语》上学都是弱德之美，什么行有不得，都翻求补给吧。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常常跑回来嘛，因为他秦皇岛上班，可是他常常每个礼拜什么都跑回来，就到我们家来找我弟弟打球什么这样那样的，我就想是不是我耽误了他的什么事情，因为他常常跑回来，所以把工作丢了，然后他又生病，后来他的姐夫，就是在南京的海军工作，因为他失业很久了嘛，是贫病交迫，贫病交迫呢，他的姐夫就说给他可以介绍一个工作到海运去工作，他就跟我说了，我不跟他订婚他就不走，我想他如果是为常常跑回来丢了工作，我真的很好心，真的是，所以我就答应他了，就订了婚，就是这样子。说起来就是跟笑话一样了，现在听起来。
没有工作，那我这个人就天生来是教书的嘛，不管在那里我教书都教得不错，人家都留下我的好的印象，所以台北二女中有一个老师是从彰化女中，就是我们被关的彰化女中，原来是彰化女中一个训导主任，一个女的。她因为我们都离开了彰化女中，校长都被关了，她被关了好多年，在宪政司令部，所以这个训导主任就到台北的二女中还做训导主任，她就找了我，她说我们这里需要一个高中的老师，她就约我去，那我先生没有工作，我就跟她讲了条件，我说你如果同时能够给我先生找一个工作，我就过来。她说好吧，就我去教高中国文，我先生教初中的公民，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去了台北。去了台北以后呢，就是有辅仁大学的我从先的好几位老师，当时都在台湾大学教书，在此之前，1949年春天，我没有被关的时候，我曾经到过台北，那个时候就因为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叫我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因为有很多都是我老师的朋友，我就去看望他的老朋友，那个时候就是你问我为什么到天津来呢？李继野先生，以前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李继野先生是学外文的，曾经追随过鲁迅，翻译过很多小说的，李继野先生，当时李继野先生在台湾。
记者：在哈佛那时候讲学，不仅要用英文讲，而且还得讲中国的这些。
叶：还不是，在哈佛并没有，这个你要这么追我这故事可能很复杂了。我的英文其实并不好，因为我的老师也是学外文的，我父亲也是学外文的。我小学也背一些儿歌总而言之，可是我从中学，日本人来了开始，我就把英文丢下来。大学我学的是中文系，所以我并没有学这个外文，可是我不说我到台北，然后就被拉去教大学，然后在台大后来就教诗选、杜甫诗，丹江也诗选、词选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辅仁大学复校了。就是戴军仁先生，戴军仁先生是我大学的大一国文的老师，他当时也是台大教授，他做了辅仁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也把我拉去教书，所以三个大学，所有的诗选、曲选、杜甫诗，桃仙诗人，都是我在教还不说，我刚才还说了，我除此以外还在教育部的，台湾教育部的大学国文的广播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我不说我教了这么多学校吗，后来有了电视，我还在教育部的教育电视台讲古诗，所以那些个西方人要想学中国古典文学的，我们大陆是封锁，不跟资本主义来往，对不对。所以就都到台湾来学，台湾来学，他就会碰到这叶嘉莹怎么这里也教，那里也教。
所以我在台大教书的时候，就有这些西方的学者来听课，西方学者太听课，然后详细的我还不知道，总而言之有一年，有一年那个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当时是钱司令，钱司令就跟我说，这是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每年暑假学生毕业就有谢师宴。就请来了校长、老师，就是在1965年，1965年中文系的谢师宴的宴会上，请了钱司令校长，钱司令校长来了，就见到我，说叶先生，你要准备准备英文，因为我同意了把你交换到美国，就这么告诉我这么一句。然后学校就给我安排，让我去补习英文，让我去补习英文，我这个人还是真的是挺用功的，所以我在学校里面读书，老师都喜欢我这个好学生，你知道我去补习英文，学校安排的说把你交换出去，我们念什么呢，这些个出去的人，念英文900句听说过吗？
记者：我们好像上学的时候也学过英文900句
对，英文900句，教书的老师当时都是外国人，美国人，就是他不说中文的，就是你要知道学另外一种语言，就跟我们学古诗一样，是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语言除了你多说，多背以外，没有更好的学习方法，所以那个老师是外国洋人，他就让我们背，你那个英文900句都是废话，也没个故事，也没个情节，一句一句要背，你晓得，不过我这人从小是背惯书的。
记者：但是也不够你日后到了美国去教书的时候，应付去讲课啊。
叶：那因为现在是交换，把我交换去，把我交换去，我就跟校长说了，我说我的英文不够好，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去教的是他们东亚系的学生，东亚系的学生是学过中文的。而且在你真正出去之前，你补习过了，现在你马上要出国了，外国人很严格，有口试，所以那天就是刘重红就是关这些中美交流的，就通知我去口试，那我就去口试，那口试我的人是谁呢？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原来哈佛远东系的系主任叫海托尔先生，他的口试，都英文嘛，反正他都问我英文，我这个人反正我就用英文回答。
海托尔先生在吃饭的时候，给我谈了很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他也是用英文，我这个人，我不是很能背嘛，而且我是教古典文学的，杜甫、李白我总是知道，我可以简单拿英文回答他。那吃完饭以后，刘重红教授就雇了一辆计程车送我到我的家。
海托尔教授问我，说如果哈佛大学有机会你愿意去吗？哈佛大学是美国最有名的大学，我说我愿意去，当然开开眼界嘛。我就回家了，好，这个第二天早晨，刘教授的秘书就又给我打来了电话了“昨天那个海托尔教授把你送回家以后，他就原车回到刘教授那里，说哈佛大学要请你”，我说不行，我说钱校长给我交换的是密西根大学，那个海托尔先生就说，说你跟她说交换的教授，可以学校派人，他不派你，就派另外一个老师去交换，你就到哈佛大学来，他让我去跟钱校长说，我这个人是很听话的，我就跑去跟钱校长说。钱校长一听就非常生气，说我是前一年告诉你的，说要把你交换去，还叫你补习英文，现在马上人家要开学了，现在是6月，9月就开学了，你怎么能够临时说不去了，不可以了，你一定要到密西根去。那我就告诉刘教授，转告这个海托尔先生，我说钱校长不同意，我不能去。这个海托尔先生，因为他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他是很想找一个中国人去合作，所以他就想，他说这样好了，密西根大学是9月开学，那时候不刚刚6月嘛，你现在马上，我就先请你到哈佛，你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你再去美国密西根大学。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就去了哈佛大学。
记者：离开故土那么久，1974年你是第一次回国。
叶：我在加拿大教了几年书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敢跟我们祖国通信了，因为那时候这个西方资本主义没有往来，后来加拿大建交了，加拿大跟中国建交了，我就想加拿大既然已经跟中国建交了，我们应该可以申请回国探亲了，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封信，就是说我要回国探亲，那我这封信就寄到我的老家。那个时候我们老家没有搬，虽然是大杂院，但是我弟弟还住在那里，所以他接到我的信，他又问了领导，领导说可以回信吧，就回信，所以我是1974年就第一次会到祖国来，我写了一首长诗，关于这一次的经过，你可以参考这首长诗，叫做祖国行，2700字的长诗，记载整个的历程。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还是在文革中间，我想我以后大概只能够以一个外国游客的身份来旅游了，我不能回到祖国来工作了，这是当时的想法。可是1976您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所以1977年，1976年就是那年一方面咱们国内是四人帮垮台了，另外在我自己个人的人身上发生一件很大的不幸，就是我刚刚结婚三年的大女儿，跟我的大女婿他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发生了车祸，两个人同时不在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把我自己关起来，因为你一见到朋友，人家一问起来，这都是很难过的事情，那我一说就会哭，或者会流泪，所以我把我自己关起来，关起来我写了好几首诗，在我的诗词稿里面有，就是悼念我女儿的，我写过悼念我母亲的诗，我母亲去世，悼念我父亲的诗，现在我写了悼念我女儿的诗，所以我说一生几度有颜开，我这一辈子，真正能够开颜，欢乐的日子是不多的，风雨逼人一世来，狂风暴雨，不管是灾年还是生活的要插孔的种种的艰难，风雨逼人一世来，何以天公人罚我，就是上天还给我惩罚，不宁欢笑但余耳，到我老年50多岁，还给我这么大的一次打击，这是1976年的事情。
1979年夏天，我就得到国家的回信，说欢迎我回来教书，就安排我到北大去教书，所以我就在1979年的春天，3月，我就回到自己祖国来教书了，我就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反应也很热烈，当时接待我的陈一兴先生，袁行佩先生什么的，好几位先生，我们都谈得非常好，可是这个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南开大学的李继野先生虽然是在文革时候受过冲击，现在已经回来了，在南开大学的外文系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李继野先生我跟他是在台湾就见过的，他是我的老师的好朋友，而后来因为白色恐怖我被关了，他就跑回来了，所以我看到他的消息我很激动，那个时候，你想1949年到1979年，是整整30年了，距离我从到台湾见他，真的是30年了，我就马上写一封信，就问候李先生，我说我现在已经回国，在北大教书，李继野先生马上就给我一封回信，说你回来教书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说是但是北大的这个老师教古典文学的很多，我们南开很多老先生，在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很多不在了，我们更需要你，你到南开来吧。这是李先生叫我来，所以我就来了。
那时候我就在南开教书嘛，说干脆让他到南开好了，我说好啊，我南开还念中文系，中文系老师都跟我很熟，我说把他托付给中文系的老师好了，所以我小侄子就到南开大学来读书，他南开。
记者：你的亲人就在身边了。
叶：他南开大学毕业以后，后来他出国，现在在日本北九州大学教书，他是南开校友，然后他到日本，认识了一个日本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研究，本来是中国历史，后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日本的女孩子，叫同岛熏子，同岛熏子要进修中国古典文学，又来到南开大学念的一个硕士学位，回去又念一个博士学位，现在也在日本的一个女子大学教书，那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读书。我就是利用暑假期间，放假期间，或者我在加拿大请求一年休假，就是我只拿60%的薪水，就给我一年的假期，你就可以回来教一年，所以我看见过马蹄湖的荷花开，我在这待一年嘛，那后来我一直到我1989年，1990年，我加拿大退休了，当时我其实，我在大陆教了太多的大学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一直教到新疆的大学，教到甘肃的兰州大学，我教了太多的学校。那后来我退休的时候就很多别的地方的人就问我要不要回来，在一个地方教书，那当时呢，我就选择了南开，因为南开毕竟离北京，离我的老家比较近，而且我的侄子跟我的侄媳妇都是南开的校友，所以我就选择了南开。选择了南开就本来只是教书而已，但是我这个侄子是很喜欢多事的人。
当时的，所有南开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当时的南开的这个什么，这个外办的主任是庞先生，姓庞的一位庞先生，那个庞宋风旁先生，这个庞先生跟我侄子两个人很熟，我侄子从日本每年都回来。这个外办的庞先生就跟我侄子说，说我回来不要只是教书，说最好办个研究所，其实他们那时候本来是想把我的研究所挂在他们的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现在只是教语言，如果成立，成立一个外国语学院研究所，他们就可以也有研究生了，就想要这样办，本来他们是想让我这样做的，我当时就说不成，我说我这人只会教书，我说我对于行政完全都不懂，何况中国的行政，我更不懂了。他们说没有关系，你只要来，我们自然会有人管这些行政的问题，就说来说去，所以就说弄个研究所，当时还不叫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叫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
记者：这样和外语会沾点边。
叶：这个名字很奇怪，教了几年，可是因为外语学院没有成立研究所，没有，所以那我就空空叫研究所的名义，但是还没有能够真的招研究生，这个时候就是加拿大的，我的一些朋友，就知道我在这边成立了研究所，当时刚刚办的时候也很困难，就我们研究所就是挂靠在地方，有没有真正的什么经费，什么办公啊什么都，很困难的。所以就借用了东方艺术系的一间房间做我办公室，借用一些教室。我侄子我就在埋怨他了，我说你教我来，我也办不下去，怎么办呢？又没有经费什么，我侄子就每年带一批日本的学生到这边大楼，就给我盖了个研究所的大楼，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中文系陈洪先生做系主任，就是说把我们这研究所离开这个外语学院，到中文系来了，所以我们就等于就到中文系来，现在我们是属于文学院，文学院下边有中文系，有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有东方艺术系什么的，属于这方面，属于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就跟中方系合在一起了。
记者：我知道你除了研究所以外，还有您在UBC大学的退休金，做了两个奖学金，奖学金的名字分别叫托安和咏言。
叶：这个不是在UBC，这就是在南开大学。
记者：你用UBC的退休金是吧，做的这两个奖学金？
叶：对对对，我想既然是学校教我来教书，我现在就是我说，自从我女儿出了那个意外的车祸以后，都不在了，我就觉得人生实在是太渺小了，在时间上，我们是短暂的，人生不够数十寒暑，在空间上我们也是狭小的，就跟你周围的这些个环境，所以就是人生经过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苦难以后，反而把小我打破了，个人是短暂的，文化是永恒的，所以我当时就把我的退休金就是成立了两个，建立两个基金，托安奖学金，托安用的是我老师的，安明他的别号，叫托安。
记者：顾随老师的别号。
叶：顾随老师的别号，所以我就想，因为我的老师，其实我当然根本没有时间讲，就是我当年离开北京到南京去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写了一首诗，说分明一见旁其北，船筏赶烟无道难。我的老师同时给我写了一封信同日，说苦水，他自己称号他自己别号是苦水，说苦水假设有法客船，则所有法足下以近得知，此语对苦水为非夸，对足下以非过运。他说假如我苦水真的有法可以传的话，那么所有的法你就得到了，所以他给我一首诗，说船筏赶烟无道难，他说我到南方去是不是把他的法带到南方了，所以我就想我对不起我的老师，没有作出什么事情来，我的老师还对我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就用我的老师的名字，别号立了托安奖学金，那么另外我又成为一个咏言的这个研究基金，咏言大家一联想也联想到诗经的，诗言至歌咏言，觉得我是教诗的，所以就咏言，其实还不是，咏言就是结合了我那个车祸去世了，我女儿跟我女婿的名字，我的女婿名字叫咏庭，钟咏庭，我的女儿叫赵言言，所以咏言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托安奖学金是纪念我的老师的，咏言的这个奖学金的名字是纪念我的女儿跟女婿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为了，为了中国古典文学能够传播，所以我真的是，这是我的余生惟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就是这样子。
曾经想过自杀
记者：我刚才听您讲述，不论是讲到说先生关起来那段艰难的日子，一个人带（女儿），还是讲到后来大女儿跟女婿不幸的遭遇了意外，我觉得您都特别平静，我想知道就是面对艰难和这种不测，支撑您的那种理念到底是什么？
叶：就是我也不是一直这样乐观的，我在最困苦的一段时间，前几天我在他们，我的学生的班上讲到，王国维的悲观哲学，说王国维后来自杀了。其实我最困难的未来的困苦，我还其实，我可以忍受，其实是真正的就是家庭之间的一些个痛苦是更难忍受的，所以我其实也曾经想过自杀。
记者：你真的想过吗？
叶：我很认真地想过，我想自杀有什么方法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煤气。因为你不知不觉你就离开了，但是我毕竟没有做。
记者：这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想到的？
叶：是我就是我后来是解脱出去了，因为我真是为这个家庭可以说我从，我1948年结婚，1949年生下我的女儿，我先生就被关了，从此以后他没有工作倒无所谓，我觉得艰难一点，我可以养家的，可是我先生，我就是说他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被关了，或者是被什么，总而言之，他这个人是没有一种，你说他回来什么可以讲讲，你在苦难时候遭遇，他在被关的遭遇，他不讲，他没有，他不肯交流的，他是一个从来不肯交流的人。而且他，因为他有很不得意嘛，他又被日本人也关过，白色恐怖也被关过，而且他平生实在没有什么就是完成，或者是什么，所以他，而且他的传统的中国旧的男人的那种想法，他是觉得，后来都是我出去工作来养家嘛，
记者：所以您会在就是很…想到自杀？
叶：他而且是有的时候是非常凶暴的。
从师生情谊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记者：像您这样一个很理性的，读过那么多的诗书的人，会想到自杀，我会想到那个时候，我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你可能承受的一种压力，还有自己感觉到的那种孤独。
叶：我其实不大夸张这一方面，我也不大谈这一方面，我还是很坚强的，我就是，你像我先生被关着，我没有对任何人，就是我真是那时候要自杀，我也不会表现，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只有做出来再说。但是现在我已经打破了，我经过历经苦难以后，当最大的苦难发生了，当我女儿又去世了，我反而把自己打破了，我自己说的，我现在不再为个人而活了。一切都过去了。
记者：你仿佛从这种师生的情谊中得到很多心灵的慰藉，您刚才谈到您的老师，谈到您教师的一些学生。
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因为在我们就是在人生里边，真正你的思想，就是说能够接近的是你的老师跟你的学生，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古代文学皇帝要给你诛灭一家的时候，不但是你家族的九族，有十族，有老师那一族，因为学生跟老师的影响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