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先生与叶嘉莹先生是在词学中卓有建树的二位学人，二人互相欣赏。叶先生曾经说她早年最赏爱两种评赏诗词的著作：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她开启评赏古典诗词门户的一把钥匙；另一种即是缪钺的《诗词散论》，使她获得灵感与共鸣。她认为二书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作者多年阅读和写作体验后“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作，既有思辨的精神和精微的分析，又闪烁着由内心体悟得来的灵感，“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王国维和繆钺的词说与叶嘉莹的性情相契合，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缪钺对叶嘉莹也十分欣赏，曾称赞她：知情兼胜，在对诗词的评赏中既有着深挚的感情，又有着精严的分析；中西贯通，能结合西方文学理论，常有新意，不主故常；思想开拓，能够摆脱世人思想上的羁绊，评论古人时能切于实际，合情合理；等等。二人曾经合作过《灵谿词说》，有着心灵与说词方法的契合，但在相同当中他们又有很大的不同。对张惠言倍受争议的《水调歌头》五首，二人也都持赞赏态度，但解读的方式却不一样，笔者试通过对比更好地学习前辈学人的方法。
一
缪钺的《论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及其相关诸问题》完成于1988年；叶嘉莹的《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兼谈传统士人文化修养与词之美学特质》完成于1995年。首先，他们都注重对作者生平背景的介绍，这是中国文论的一大特色，即知人论世。缪先生的文章介绍了张惠言的家庭出身、科考和任职情况、多方面的学术造诣等。叶先生的文章对张惠言也作了相关的介绍，但不同的地方是：叶先生通过其生平中的一些琐细的事件对张惠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说明他早年艰苦的经历与勤奋读书的品性；又通过其经学造诣分析张氏的思维特质——善于从具体之象来推求抽象之理，富于联想及推衍之能力；又从张氏的资料出发分析他有着学道知命和为政致用的理想；认为张氏“是一个身世孤寒的从艰苦自学之中成长起来的经师与儒士”，以此把握张氏的生命之本，了解他的品性、他的为人以及他的人生追求等。对比两位先生对作者生评的介绍，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要广泛收集与作者相关的史料以说明其生平经历；二是要在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找出作者作为生命个体的特质，进一步分析其人格、性情、追求等。叶先生通过对生平材料的分析获得对作者精神的把握，这一点对还原作者的生命信息至关重要，对理解作品也至关重要。因为真正好的诗词是在表现作者心灵中真实的生命感受，把握了作者的品性，就易把握作品的主旨。
其次，他们都重视词的创作背景。《水调歌头》有一则小序“春日赋示杨生子掞”，缪先生以此判断词作的时间、地点，认为是张惠言居安徽歙县时所作，杨子掞是张氏的高足。叶先生从这则小序出发，阅读了杨子掞的相关资料，发现他是一个有着“好学向道之心”的学生，在学道中有过种种矛盾、痛苦和反思，由此认为张氏的《水调歌头》五首词含有对学生的“学道相慰勉之意”，相对于时间、地点、人物等外部因素而言，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创作背景，因为它牵涉到作品的创作主旨。所以，叶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张氏的词“不仅写出了学道之儒士的一种心灵品质方面的文化修养，还表现了词这种文学体式所特有的一种要眇深微的特美。”这提示我们在解读词作时，对文本中微小的信息也要注意，不能轻易放过，应以此为线索去发现创作的背景。找到创作背景与创作目的是理解作品的一个核心环节，发现了这个核心，才能对作品进行“因迹求心”式的探索，探寻词人的种种幽情深旨。
缪先生与叶先生对创作背景的认识不同，因此对《水调歌头》五首词创作主旨的理解也不同。缪先生认为《水调歌头》是张氏借赏春抒发政治感慨之作，因为张氏有才华，而当时还没有考中进士，看到和珅擅权，政治腐败，贪官横行，怀有如何使朝廷登进贤才、澄清吏治的志愿，但是却无从施展，“胸中蕴藏着许多感慨，所以当春天到来观赏景物之时，就借机发抒，写成这五首《水调歌头》”。叶先生则认为这五首词的主旨含有与学生“学道相慰勉之意”，是张氏的儒学修养和词的富于潜能的美感特质的美妙结合。对词的主旨的认识和把握，是他们分析五首词的切入点。
二
让我们来看二位先生对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的具体评说。为了便于大家体会二位先生的方法，笔者将张惠言的词录于下，请看《水调歌头》其一：
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闲来阅遍花影，唯有月钩斜。我有江南铁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彻玉城霞。清影渺难即，飞絮满天涯。
飘然去，吾与汝，泛云槎。东皇一笑相语：芳意在谁家？ 难道春花开落，更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
缪先生从词所写的景象出发，认为第一首写作者春夜赏花的豪情逸兴，上阕表现傍花吹笛的清美景象，下阕想象自己与杨生在云中泛槎，与东皇对语，对春天的来去表现出哲理的思致，最后转为乐观的情绪，春天是遮不住的。叶先生则运用联想的方法，从小词中的“微言”来解读词中的深层意蕴，每一个字都不放过，如认为上阕中“东风”暗示一种活泼的生命力，“万重花”表现萌发之生命的美好；“闲来阅遍花影，惟有月钩斜”，写出天地间一份相知相赏的珍贵情谊和境界；“我有江南铁笛”，是一种既坚贞而又多情的品质的自我认定；“要倚一枝香雪”，是“我”的一种追求和向往；“吹彻玉城霞”，表示了吹者的尽力，强烈而热诚的追求和向往。而“清影渺难即，飞絮满天涯”，却使“我”所追求的品质和理想，跌入到落空无成中。下阕“飘然去，吾与汝，泛云槎”，表现了儒家道不成而乘桴浮于海的修养境界，将上阕的落空失志之悲转化为一种洒脱飞扬之致，表现了学道之人自得的精神修养，后面与东皇的对话：“东皇一笑相语：芳意在谁家？ 难道春花开落，更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 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表明作者并不从外表色相来认识春天，而是天心春意常留在“见道者”心中，春花凋落不能断送它，春草生长不能阻隔它，因为春天自在“我”心中。所以，叶先生认为张氏的第一首词写出了儒家至高的修养境界，表现了张氏对儒学的心得与修养，是将词心与道心结合得极为微妙的好词。从第一首词的解说中，可以到二位先生说词的方式：缪先生较为客观，叶先生更为主观；缪先生的解说较为精简，叶先生的解说非常详尽。下面再看他们对第二首词主旨的理解。
请看《水调歌头》其二：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
生平事，天付与，且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看到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
缪先生认为：第二首词承继上一首写惜春之意，上阕多以典故表现激昂不平，胸襟广阔，世事变化难测；下阕表现世事浮云、及时行乐的思想。叶先生则认为：词的上阕以直叙入手，表现人生苦短、与杨子掞共伤不遇的感慨，同时又超越了人间得失利害机心，表现出修养的曲折精进；下阕表现了儒家欣愉自得的“知命”“不忧”“自得其乐”的境界，同时还有对时光的珍惜，对心中美好之事物或理想的勤力追求。与缪先生所认为的“及时行乐”颇为不同，叶先生始终围绕对“道”的“求”和“得”来解说，显得曲折丰富。
再请看《水调歌头》其三：
疏帘卷春晓，蝴蝶忽飞来。游丝飞絮无绪，乱点碧云钗。肠断江南春思，粘著天涯残梦，剩有首重回。银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
罗帷卷，明月入，似人开。一尊属月起舞，流影入谁怀。迎得一钩月到，送得三更月去，莺燕不相猜。但莫凭阑久，重露湿苍苔。
缪先生认为这一首写一日之中早晨与夜晚的赏春情况，表现一片清美的图像。叶先生认为：上阕表现人心对世上之繁华的追寻和向往，以及不再为其撩乱的决心，任疏影去徘徊；下阕表现对天心的妙悟，把自己的心境提升到与明月同样超妙的光明境地，表现一种不假外求的自足境界，同时含有对杨子掞不可以一心向外追寻，以免自身会受
到玷污的隐喻和警示。
再请看《水调歌头》其四：
今日非昨日，明日复何如？ 朅来真悔何事，不读十年书。为问东风吹老，几度枫江兰径，千里转平芜。寂寞斜阳外，渺渺正愁予。
千古意，君知否？ 只斯须。名山料理身后，也算古人愚。一夜庭前绿遍，三月雨中红透，天地入吾庐。容易众芳歇，莫听子规呼。
缪先生认为：第四首意思曲折，用笔回环往复，上阕写春光流逝，具有骚人忧愁之心；下阕写吾庐充满天地间的生意，具有悠然自得之意。叶先生认为：上阕是叹光阴易逝年命无常，表现进德修业的自勉；下阕是对于人类究竟能否突破生命短暂的问题和人生的意义有着理性的思考，最终得出以天地之心为心，充实饱满而不假外求的境界，表现了自我提升后进入与天地同德的意境。
再请看《水调歌头》其五：
长镵白木柄，劚破一庭寒。三枝两枝生绿，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颜四面，和著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兰与菊，生意总欣然。
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便欲诛茅江上，只恐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歌罢且更酌，与子绕花间。
缪先生认为第五首表现了知足之意与春光难驻之意。叶先生认为是词人“要以自力来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春天”，上阕表现自我耕耘开拓的欣然自足，下阕表现自己所遭遇的忧患挫伤，表明人生既在忧患中成长，也在忧患中老去，表明儒家入世与用世的理想和志意。
通过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到，二位先生论词方法大为不同。总体而言，缪先生对五首词的解说是颇为简练的，可称之为言简意赅：他认为张氏的五首词是承继“屈原、贾谊以来贤士大夫经常怀抱的忧国伤时的深心远虑而又不便于明言”的传统而来；五首词的优点在于“百感交集的复杂而深沉的情思”，认为张惠言五首词的词品之高与他“表里纯白”“为人之耿介”的人品密切关联。而叶先生对这五首词的解说却颇为繁复，可谓汪洋恣肆：她认为张氏的五首词，“是一个学道之人的个人体会，既有着对于‘道’的笃信力行的真诚的情志，也有着在学习寻找中的反覆曲折的经历”；五首词的优点在于充满了反覆曲折的意致，兼具诗之直接感发和词之低徊要眇的双重美感。至于词品与人品的直接对等关系，叶先生并不赞成。
相较而言，缪先生的说词方式较为质实，叶先生则更为灵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后者更具有创造性，也更具有感染力，所以缪先生曾经大大称赞叶先生，认为她能够创新，不主故常。加拿大的华侨蔡章阁先生因为听了叶先生讲张惠言的《水调歌头》五首词，对词中表现的求学、修身、做人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情感的共鸣，深受感动，捐献了一笔巨款，兴建了南开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教研楼。
三
二位先生都注意到小词的文本具有多层次的潜能，不能只停留在表层的景象描写中，注重对文本的进一步挖掘，但他们挖掘的方法、途径和着力点不一样。相较而言，缪先生运用的方法较为传统，他注重对典故和字句的挖掘，努力探求词人的主旨与意蕴，但受到传统观念与思路的束缚，比如政治失意说、人品决定词品说等，限制了词丰富的意蕴。而叶先生切入的角度较为新颖，运用传统但不囿于传统，更多运用主观的联想，她认为词的主旨是修道体悟说，使词表现出非常丰富曲折的意蕴。二位先生在解说《水调歌头》五首时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点值得学习：
其一是重视小词中的“微言”，以感发和联想来探寻作者深层次的意蕴。叶先生除了注意典故之外，还会注意字质本身以及作者的口吻等带给人的联想。如对“我有江南铁笛”一句，一般人只注意出自朱熹的《铁笛亭诗序》中，“刘善吹铁笛，有穿云裂石之声”，叶先生除了注意典故外，还注意到“铁”字在本质上给人强硬坚贞的联想，“江南”给人温柔多情的联想，二者和“我有”结合在一起，所写的不仅是现实中的铁笛，而是一种既坚贞又多情的品质。此方法需要敏锐的感悟能力以及广博扎实的古典文学素养，才能够有贴切而丰富的联想，但要避免主观臆断，要做到有理有据，前后圆通，使小词展现超越表层文本的丰富意蕴。
其二是对于词中的意蕴不宜限定在传统的“政治感慨说”中，而应“换己心为他心”，突出个体生命与情感的细腻性、丰富性和变化性。叶先生始终围绕作者对修道的体验之情来出发，而不是一般的政治失意、怀才不遇等类型化的感慨。她将自身对人生的体悟与词中的情感密切联系起来，她认为词中表现的对道的执着追求，对理想境界的热烈感情，对春心天意的敏锐感悟，对外界风雨烟雾的侵袭、生命理想的落空和时光易逝的感慨，对求道中的曲折反复、对外物的超越以及内心自足的欢愉境界等种种评价，都和自身的生命体验相关，其中甚至有她自身心路历程的投影。由此，她的赏析与作者在小词中蕴含的生命相呼应，产生了极强的感染力。
其三是应注重对理论的运用，有所依凭，避免失之主观随意性。叶先生以思辨分析性思维和西方文艺理论来解说小词，并与中国式的直感妙悟相结合，达到了超逸自如、圆通自在的境地。她以西方文论说明张氏的词论掌握了词之美感的两种基本素质：“兴于微言”的语言符号的作用和“低徊要眇”的美感效果，张氏的词正体现出这两种素质。她先运用符号学家洛特曼（Lot⁃man）的理论来说明一切文本有着表层的语言规范，还有第二层的文化的规范系统。任何语言符号经过长久的使用，就成了一个带有文化信息的语码（code），可以引发人的联想，此种联想方法近似于中国传统的“比兴寄托说”，受文化中约定俗成的观念所约束，有拘束牵强之弊，如张惠言将温庭筠的《菩萨蛮》与屈骚相联系，就遭到了王国维的批评。所以，还要认识到语言符号除去表层的文化含义之外，还有一种内含的肌理和质地。艾考（Umber⁃to Eco）将其称为显微结构，也可以引发人的感发与联想，此种联想比较不受拘束，更偏重于读者个人的感受，更为灵活自由，甚至可以不是作者的原意，如王国维解说李璟《山花子》“菡萏香销翠叶残”有美人迟暮之感。接受美学家伊塞尔（Wolf⁃gang Iser）把此种文本所自生的作用称为文本的潜能，这些都属于张惠言所说的“兴于微言，以相感动”的作用，可见他在理论上对词学有着精微的体认。叶先生又借用解析符号学家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理论来说明，词中的语言属于符表与符义之关系比较不固定而不可确指的，形成了词体“要眇低徊”的美感特质，张惠言的词就具有此种特质。
其四是对于词的好处不能只给予简单的论断，而应对其原委进行详细的解说，也就是要同时运用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中国传统词论的优势，理性思维却是不足。缪先生是较早注重精密的分析性思维的一位学人，从其早期的《诗词散论》中即可看出。叶先生感性与理性兼胜，一直致力于对词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包括词的本体论、批评论、词史论等。她曾根据词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将词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对每种词的美学特质也有过总结与辨析。她将张惠言的《水调歌头》五首归属为“诗化之词”，认为张氏的词既具有诗歌的直接感发之美，又具有词的低徊要眇之美。她不仅归纳出张氏词的美学特质，而且还进一步分析其深层次的成因：一是因为他在词中所写的儒家学道修养是他自身的一种真诚的体验与情志；二是因为儒家修养本身就有进退、穷达、忧乐等多种内涵，学道过程充满了一种反覆曲折性，使词表现出了一种低徊要眇之美，可谓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地说明了张氏五首词的美感特质之所在及其成因。
总之，缪、叶二位先生对张惠言五首词的评赏各有特点，缪先生更多从中国传统出发，注重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背景以及对文本意蕴的解读。叶先生更注重对西方文论与思辨思维的结合运用，对词人的性格、情感、心理以及词的美感特质等作深层次的探析与把握，给小词丰富的联想和发挥空间。叶先生向来尊缪先生为师长，缪先生对叶先生也多有奖掖，可见二位学人的胸襟。二文在时间上呈先后关系，一方面说明叶先生不囿于前辈学人之说，勇于对词作进行创新性的解读，对词学进行开拓；另外一方面说明中国词学在发展过程中，在传统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与理论性的建构，唯有此才能将词学发扬光大。学习二位先生的优点，避免他们的缺点，是我辈学人当着力的地方。
（作者单位为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