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武汉讲课，与文化系统的干部谈到“转企”之事，院团长们说大家都有点“人心惶惶”。怎么办呢？
这事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但凡吃上了演艺这碗饭，就得做好一辈子“人心惶惶”的准备，因为艺术生产不同于制造业，总要不断出新，而且还是在观众面前当场“现形”。观众的反应永远难以逆料，艺术家必须用破釜沉舟的最大努力来争取最好的成绩。要是抱稳了铁饭碗，难免产生惰性，自然会影响质量。从纵向看，中国戏曲曲艺各流派的大师几乎都是50年代之前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拼出来的——侯宝林当年就在天桥摆地摊说相声，上海大世界那十几个每天演十多小时的剧场也逼出了许多好演员。那以后，新政府不喜欢“人心惶惶”的艺术市场，大批艺人“被改行”，被纳入体制的捧起了铁饭碗，不愁吃穿，也不用天天赶场子，却再也创不出新的流派了。现在要他们转企，显然是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弊病。再从横向看，国外大多数剧团、乐团、舞团的演艺人员都没有终身的铁饭碗，只有限期的合同制。舞台上流派“主义”纷呈，似乎也并没有太“人心惶惶”，这是为什么呢？
就在中国政府大力改造、甚至抛弃演艺市场的六十多年里，欧美的市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生活水准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高，表演艺术这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越来越难以靠纯商业运作来生存。百老汇早已不再是美国戏剧的唯一基地，而成了众多非营利性剧团包围中的一个点，歌剧、芭蕾、交响乐这些高雅艺术的院团几乎全都是“非营利性组织”，有大量赞助。但他们并不只靠政府来养，而有多元的可以有序申请赞助的资源，因而既无需过分迎合难以逆料的市场，也不像我们这里要按经常朝令夕改的上级指令来计划创作。这些资源中的很大一块就是民间基金会。
欧美很多民间基金会是第一代企业家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以后，捐出巨款创办的，如福特、洛克菲勒等家族的基金会。中国不少第一代富豪也有了这样的想法，但一直实现不了，瓶颈就在于，我们这里不让民间基金会独立运作，更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用减免税的法律来鼓励富人为慈善和文化捐款。有些公益组织只能以企业的名义注册，不但不能减免税，竟还要为捐赠而多缴税。
近年来中国的富豪人数急剧增长，一边是暴发户式的“炫富”，一边是令人担忧的仇富，想做好事的民间基金会却迟迟不能诞生。为什么我们宁可“享受”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的“美誉”，却不愿改改税法鼓励富豪们捐出更多的钱来帮助穷人，帮助文化？原因好像有两个：经济部门不愿减少富人的税款，宣传部门担心私人基金会操控创作。
其实这都已经不是问题。中国税收总量的增长早已大大高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除了低收入人群需要减税，对富人来说如果能用减税换来他们捐出善款，岂不也是社会之福？而且减免税并不是鼓励基金会的唯一办法，还应该征收在发达国家高达50%的遗产税，既可鼓励富人多做捐赠，也能增加税收。至于文艺创作的管理，该怎么管还怎么管，未必会受到基金会的影响——事实上在没有基金会的情况下，大款给艺术家钱反而更容易成为订购作品，而基金会按国际惯例是不应该因为给了赞助就来直接操控创作的。
现在政府要把大多数文艺院团从事业改为企业——其实并不是经济独立的真“企业”，只是开始减少政府的补贴。既然演艺业的国际大趋势是更多地从纯商业运作转向非营利组织，而我们又想减少对院团的补贴，那就必须引进民间的赞助机制。民间基金会和相关法律的制定不能再拖了——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谁也不想看到演艺人员人心惶惶，不是吗？
（《南方周末·自由谈》2011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