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史上，曹魏时代的朱士行，史传他为“受戒之始”、“讲经之始”、“沙门西行之始”。此三始，标志着佛教开始作为中国的一种社会实体，正式登上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撇去三代以前等明显臆测的说法，像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持佛经来华；汉武帝时张骞闻身毒有浮屠之教，霍去病讨匈奴获金人；刘向校书天禄阁，作《列仙传》，已见佛经等说，虽史证不足，未尝没有可能。但纵然确有其事，佛教亦不过是通过个别的传教者、佛像、佛经，与中国的个别人发生联系，并没有在中国形成一个有较广群众基础的运动，故在历史意识极为强烈的中国，并没有留下确凿的记载。所以，《魏书·释老志》在提到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魏略》作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一史实时，指出“中土闻之，未之了信也。”至于为佛教界所公认的东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五年)明帝遣使访求佛道说，随白马驮经东来的摄摩腾、竺法兰，是中国皇帝请来的外国僧侣。

据东晋十六国时后赵著作郎王度对石虎所奏，“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僧传·佛图澄传》)可见，东汉、三国到晋初，佛教在中国的活动，主要是高僧、居士以个人魅力优游于社会上层的帝王贵族之中，而作为体制型组织的佛教教团，基本上是在西域侨民中发展的。

朱士行，颍川(今河南许昌市)人。他“少怀远悟，脱落尘俗”，但这时出家为僧，与当时的汉僧一样，只不过以剃发来区别僧俗，宗教活动中的佛事斋忏，仍依附于华夏的传统信仰，同道教的祠祀没有太大的区别。与当时活动在中国的西域僧人相比，“汉僧”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僧人。朱士行作为中土汉僧第一人，是与昙柯迦罗传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印度律学沙门昙柯迦罗于曹魏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来到魏都洛阳。面对当时不按佛教规章制度行事的汉地佛教现状，为了纠正时弊，必须从制度的源头上正本清源。昙柯迦罗把从天竺带来的律典，删繁取要节译出一本《僧祗戒心》，并在白马寺建立戒坛，首创戒度僧制度。昙柯迦罗同西域来华受过戒的僧人一起担任戒师，为出家僧人授戒。第一个授戒的魏国僧人就是朱士行，成为汉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家沙门。

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后，在洛阳钻研、讲解《道行般若》，以弘扬佛法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佛教在最初的两种文化交流中，初期传译的经典，都由西域间接传来，译经诸师既不通汉语，笔述者也未必精通教义，故难免有错误或未能尽善的缺憾。《道行般若》这部经典由天竺竺佛朔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诵出梵文，月氏支谶译成汉文，再由洛阳孟福和张蓬笔记。受制于当时译者的理解水平，无法准确地传达经文的意义，且往往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事，故讲解起来词意不明，前后文意又不联贯。赞宁论述初期译经的情形是：“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婉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宋高僧传·译经篇论》)由此可见讲解经文之重要性！

在长达五百年、求法高僧多达一百八十人的西行求法运动中，最早西行求法的汉地高僧，也是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第一个公开讲解佛经的朱士行。朱士行在洛阳讲《道行经》的过程中，“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以传真经。他在曹魏甘露五年(260)，亦即出家后的第三年，从雍州(今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果然得到《大品经》梵本。他就在那里抄写，共抄写九十章，六十多万字。在晋太康三年(282)，朱士行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享年八十岁。在元康元年(291)，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

老庄哲学的“不为天下先”，确是洞察人间炎凉，历尽世事沧桑的智者之言。依此而行，固然可以(有时也未必)全身远祸，却把自己放在生活的旁观者位置上了。而一部人类文化史，倒往往是靠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猛精进者所创立的。人的一生，若能行一“为天下先”之事，就已非常了不起，若能集一身而成三件“为天下先”之善事，此人不为圣贤，便是豪杰。

(作于2010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