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刚从黄梅四祖寺参加夏令营回上海。为《佛教观察》凤凰博客上传一组“企业家与社会责任”的文章、专访与讨论：《人成则企业成助人者必自助——李国清谈企业社会责任采访》《社会责任，从“心”开始——记第五次禅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菩萨商主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稻盛哲学的特质与佛教渊源》《浅析佛教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
禅学会于今迈向第三个年头，我们的事业引起佛教界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今年三月扬州的“人间佛教的当今态势与未来走向——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和社团组织》，即以复旦禅学会的理念和实践作为论述对象。在今年五月台湾“人间佛教与专业伦理学术会议”上，我所发表的主题演讲《海峡两岸“人间佛教”之现况、前景与瓶颈》，根据二年前《禅学会发起倡议书》的基本精神，明确提出禅学会的立会宗旨：“人间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标，就是面对广大平信徒、佛学爱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为配合禅学会第三届会员大会，《佛教观察》第六期即以“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为视点，这一期内容相当可观。结合上述几篇文章的主要思想，向各位新老会员阐述我们组建禅学会的宗旨、愿景和行事风格。
一、佛教在印度衰落的教训
当今世界65亿人口中，有80%以上人口信仰宗教，但佛教仅占6%，远远低于基督宗教(33%)和伊斯兰教(22%)。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新教，增长了差不多100倍。而佛教大量呈现为烧香拜佛现象，被宗教学界视为只是属于民俗信仰层次而已。在三大世界宗教中最先创立的佛教，为何在当今宗教版图中处于弱势地位？佛教为何会在它的发源地印度衰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佛教在文化品味上远远高于其他宗教，在信仰素质上尚有待提高，在组织规模上则远不如其他宗教。这三个指标中，佛教的信仰素质和组织规模都不如其他宗教。尤其在中国，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三教合流”格局，民众的信仰素质不高。手戴念珠，脖挂十字架，是普遍存在的众生相。至于组织规模和制度建设，那更是佛教的软肋。
我们试对比一下佛教与基督教。十九世纪末，借助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第四次入华传教。早期利用面粉加棉被，在社会底层传教。二十世纪初，基督教改变在华传教策略，把重心从原来“向河里撒种”，转入文化教育界，重视对社会高端人士的传教，占据人才高地。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提出“孔子加耶稣”的口号，认为只有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教，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心。上世纪初基督教会召开的全国性会议，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后来演化为“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其意义绝不限于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而是大力举办面向社会的教会学校及医院。我们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也是天主教的教会大学。这样基督宗教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经营，在老百姓心中形成了基督教更有文化的观感。
基督教把教会建立在社会中，与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佛教的寺院与社区基本上没有关联，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旅游朝拜式的民俗信仰层次，在家佛教徒中只有少量的居士学习组织，并没有形成有序的居士组织。佛教一盘散沙的状态，使局限于寺院围墙中的出家众缺少社会基础。从佛学院毕业的学僧，也缺少对自己人天师表地位的荣誉感，却热中于政治光环乃至世俗大学的学位。正是因为佛教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导致世俗大学的宗教教育相当薄弱。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在宗教传播上占尽先机，向广大农村和高等学府两翼展开。
台湾学者郑振煌在《从印度佛教的灭亡看台湾佛教的兴盛》，详细探讨了导致印度佛教灭亡的各家说法：1.佛教吠陀化；2.印度教的仇视；3.密教倾向颓废；4.回教的迫害；5.佛陀本人的两项错误；6.佛教的故步自封与异质化。[1]在这六家说法中，第3条说法在佛教内部有争议性，密教信徒不会同意。第2和第4这两条属于宗教间的斗争，这是在任何宗教中都存在过的现象。伊斯兰教对古代印度的入侵，对佛教和印度教都有迫害，但印度教并没有衰亡，而佛教却灭亡了，所以这不是根本原因。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佛教自身的原因。佛教作为婆罗门教的异端，诞生在主流文化婆罗门教的氛围中。在后来的发展中日益适应婆罗门教，特别是在往南印度的发展中，大量掺杂进婆罗门教的因素。这两教间存在的“瑜亮之争”，使佛教日益失去教义上的主体性。既生瑜，何生亮！佛教既然日益婆罗门教化，也就没有在印度存在的意义了。正如中国宋以后佛教与儒教合流一样，佛教的大量哲学精华如本体论、心性论，被儒家吸受形成为理学，而宋明理学的兴盛就意味佛学的衰落。另外，佛教的社会化程度和在家人的组织制度，在佛陀时代就非常薄弱。佛教的社会化程度和组织制度远不如印度教，跟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不紧密，从而被其他宗教所取代。这是导致佛教在印度衰亡最重要的内部原因。
印顺导师评论印度佛教的发展演变，就像人的一生，历经诞生、童年、少壮、渐衰而老死。佛陀在临终时也对阿难讲过诸行无常是世间的规律，连佛陀自已也难逃色身无常的规律。佛教，作为人间的团体，其发展演变也是无常的。佛教提出“正法、像法、末法”的三时史观，说明佛教也无法摆脱“生、住、异、灭”的规律。这就是无常世界的实相。
但是，佛陀发现的缘起性空的真理则是永恒的。我们看第6期《佛教观察》的封面，是一棵参天大树的横截面。它既是历经沧桑的年轮，也象征着海潮的波涌。有生就有灭，而衰亡的教训，恰成为新生的资粮。事物的发展和演变，一切以时节因缘为转移。佛教在印度由“生”而“住”而“异”而“灭”，当然令人感慨系之。但历经沧桑的年轮与波纹，亦象征着佛法从信仰层圈向社会、文化层圈的扩展，也象征着佛法从印度一波一波地发展到中国、日本、欧美，从而遍及全世界。
佛光山有个宏伟的目标：“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我在佛光山丛林学院演讲时，提出对这个口号需要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才能使我们认清现实的严峻形势，提出长远奋斗的愿景。如果全世界佛教徒的百分比提高到15%，乃至于20%，那世界的和平就有指望了。现在世界上百分之十几的不信教人口，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世界各大宗教希望开发的最后一块荒野，都野心勃勃地要占领这块宗教市场。
鉴于佛教在当今中国处在守势地位，我在十几年前提出：“塑造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的建言，使佛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层圈中处于有序运转；使佛教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味三大指标得到均衡发展。
二、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
天涯何处无芳草，满目青山皆道场。佛教虽然在印度衰落了，但却在中国发展起来了。玄奘法师当年从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归来，在长安主持译场。从那一刻起，中国佛教徒摆脱了原来的“边地”意识，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2006年5月，我在玄奘大学参加第六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代表大陆学者致词，曾高度评价玄奘法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依佛法以观，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人身难得，中国难生，明师难遇，佛法难闻。’所以，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今天我们缅怀印顺导师把佛法引向新时代，让佛法广为大众所接受，期盼我们一起来共建一个和谐、兴盛的中国。”[2]
“中国”，指的是佛陀出生、成道、创教和最后涅槃的地区。在佛陀弘化区域之外的地方，都被称为“边地”，是人生八难[3]之一。历代有很多中国人去印度求法，就是为了改变“边地”处境而去佛教的祖国朝圣。只有在玄奘法师从印度留学回来之后，才使中国名副其实地成为佛法的“中国”。台湾现在共有六所佛教大学，其中玄奘大学由台湾“中国佛教会”创立。董事长是了中长老，他当年为了建校募款，打扮成唐僧的样子，几个弟子打扮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牵着白马，挑着担子，四处化缘筹款。大学建成后，在众多备选校名中选择了“玄奘”，以缅怀玄奘大师对中国佛教的杰出贡献。
很多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禅学会倡议书》指出：“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服膺佛法，在于佛陀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觉者，佛法不依赖神秘的启示和怪力乱神，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而是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
索隐素怪，是造成佛教教义低俗化的宗教内部原因。中国有句俗话：“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比如，舍利子和修行有关，科学至今无法解释。正是对舍利子一类神秘现象的畸形追求，导致索隐素怪乃至产生大量的弄虚作假。某些利益集团甚至出于政治、经济的利益，把神圣的宗教变成迷信。佛法承认有神通等神秘现象的存在，但不唯神通，佛教追求的是觉悟和智慧。
佛教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虽然佛陀临终的时候，提出把佛法托付给国王大臣和长者居士，但这是建立在教化政治精英和工商精英的基础上。因为这些人有能力去破坏这个世界，也有能力来改善世界、净化世界。这些人不一定成为佛教徒，但受到佛教智慧的感召，成为佛教的护法，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和前途。如果把佛法作为政治力量和工商力量的附庸，恰恰是造成现在佛教庸俗化的社会原因。
今天，中国佛教会不会重蹈印度的覆辙呢？就看我们是否能纠正这两个偏差，强调佛教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对当前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势，我有四个方面的评估：
第一、当前中国佛教，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佛教在物质层面得到极大发展。今天大陆佛教界很有钱，有了钱就喜欢搞大场面，花钱如流水。这是因为没有正事可干，比如办大学、医院、出版社等社会事业。寺庙建得金碧辉煌，活动搞得奢华无比，但是场面上的气派，掩盖不了实质内容的贫乏。一旦突破组织制度上的瓶颈，就能迅速填补与海外佛教实质上的差距。所以，必须从因地入手，学习海外佛教当年奋斗的方法，特别是他们突破发展瓶颈的经验，才能从现实出发，找出中国大陆佛教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今天的政界、教界和学界，对于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基本上已经取得共识：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的稳定、世界的和平、人类的进步有着重大的作用。政府能取得这个认识很不容易，因为佛教的壮大，有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疆古时候是佛化地区，现在佛教在那里几乎没有影响。如果现在佛教徒能占到20%的比例，也许西部就安全了。
然而，宗教政策还是严重滞后于民众对佛教的需求。宗教活动只能在宗教场所进行，与基督宗教相比，佛教的手脚显然是被束缚住了。在独生子女的格局下，今后出家人会越来越少。如果佛教仅仅限制在寺庙范围内，在咄咄逼人的基督教强势包围下，佛教只能日益走向衰亡。很多年前，我就提出“佛跳墙”战略。在新的世纪，大学中成立了更多的宗教学专业和佛学研究机构。面向社会各种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开，改善和优化了佛教存在的社会环境。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传播和教育，冲破了原来仅面向信徒的政策局限。社会高素质的人群学习佛法，强化了佛教在新世纪发展的社会基础。
第三、在组织制度上，应明确佛教团体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定位。佛教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也不能成为商业的工具。中国佛教不具备如基督教那样与社区紧密结合的教会，更不要说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组织。让外来宗教面向社会几乎没有障碍地发展，却把佛教关在庙门内。这在宗教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好在“有佛法，就有办法。”来自社会的精英人士，进入大学重新学习，建立起书院式的讲学机制，遂成为当前思想文化表达和传播的最佳平台。我们禅学会的成立，也正是应机契时之举，未来能否朝民间基金会的方向发展，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
第四、从世界宗教生态环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发展走向，也为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台湾地区几十年的人间佛教运动，使佛教成为台湾第一显教，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汲取。现在，佛教团体借鉴基督教的做法，跳出寺院的局限，把佛教的发展放在高素质的平信徒基础上。原来单极的寺院佛教，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由此促进中国佛教的平民化、制度化、公益化、国际化。我强调“平民化”，是因为现在有种不好的说法：“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佛教是富人的宗教。”光是门票，就把广大人民群众隔断了。
三、“从心开始”的人间佛教
佛教对人类世界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最根源性的转变人心开始的。“心净则国土净”，这里的关键，是人间佛教的菩萨行者广度一切众生的愿心，教化众生整体清净，从而创造清净理想的国土。所以，佛国世界不在他方，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受污染的大地上。“唯心净土”，是当代“人间佛教”实践的重要思想来源。藉由广大菩萨行者的发心修行，而使有缺陷的秽土转变成清净圆满的国土。
太虚大师痛感早期佛教改革运动之失败，并为反击社会上认佛教为消极厌世的偏见，提出“人生佛教”的思想。相对以往重鬼神的佛教，太虚强调“人”；相对以往强调死后往生净土，太虚强调活着的当下，即“生”。“人”，对治过去片面地重视鬼神；“生”，对治厌世的、“等死”的佛教。关于人生佛教，太虚有个著名的偈子：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由人至佛的升进，在于用智慧超越凡俗层次，达到对现实生命存在的真正把握。故菩萨的理想境界并不在他界彼岸，而必须在当下完成。人间佛教的主旨，是用佛法的智慧提升生命，净化社会，推动人类主体的整体改变。按照太虚的说法，“发达人身即证佛身”。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我们成佛的潜能，而佛性的实现即是从凡夫之身成为法身，这是生命正报的觉悟升华。所以，学佛首先是做人，人圆即佛成。而人格的完成，从心开始，必须强调主体心的转识成智、转染成净、转凡成圣。
由生命正报的觉悟升华，带动环境依报的庄严清净。按照太虚的说法，“淑善人间即严佛土”。从当前无始恒转的娑婆世间，发展到庄严圆善的人间净土。要让有能力者更有智慧，有智慧者更有能力，使污浊的世间转变为清净国土。因此，人间佛教是从青灯黄卷式的传统寺院，走向世俗社会，从信仰层圈扩散到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跳出寺院的围墙，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群，是新世纪人间佛教运动的必然趋势。
我在十多年前提出“苹果理论”，宗教有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苹果核是信仰层圈，即宗教之所以为宗教的神圣体验和宗教意识；苹果肉是社会层圈，因为佛教在世间，要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发生广泛的联系；苹果皮是文化层圈，以音声、形象作佛事，广泛运用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在这三个层圈中，宗教发展的常态，是从边缘走向核心。最成功的案例是大安法师，他原来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伦理学教授，从教授到和尚，从文化层圈走向信仰核心。而变态，是从信仰核心自我放逐到外延。现在的佛教，要么与政商力量勾结而日益庸俗化，要么就变成吟诗品茶、风花雪月的东西，这些都是边缘化的表现。
人间佛教的唯心净土思想，与指方立相的西方净土，在真俗二谛论的观照下，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提倡自力解脱，与仰仗阿弥陀佛的他力济拔，这二者并不矛盾，人必自助，而后天(佛)助之。我们今年八月份参访庐山东林寺时，也曾对此问题当面请教过大安法师。[4]
四、“佛教文化人”的实践探索
佛教对社会的变革、生命的提升和环境的转变，是“从心开始”的。那么，“从心开始”主体力量，就在“佛教文化人”。这个观念，最早可溯源到1994年我们在《忧患与思考》对话中提出的“佛教知识分子”[5]。在二年多前的《复旦大学禅学会发起倡议书》[6]，有了“佛教文化人”的内涵，然后在一些学术会议中作了系统阐述[7]。
这里的“文化”，不是风花雪月、品茶吟诗那种文化，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根据梁启超的《什么是文化》和太虚的《文化人与阿赖耶识》，我对“文化”和“文化人”作了如下界定：文化，即人类以我们主观意识所推动的行为所造成的共业。文化人，即具有人文关怀和宗教情操的新人。要使佛法真正深入社会，进入主流社会的话语圈，就要发挥造就新人(佛教文化人)的作用。
我们对中国佛教的现状很失望，但并不绝望。佛教承认有“命”，就是人类所造的个体别业和群体共业；但又认为“运”是可以转的，即透过当下的努力，转变未来的命运。昨天在人文智慧课堂四个班的结业典礼上，有个班的代表上台讲了些肺腑之言，他听了半辈子的假话，就想在复旦听些真话，后半辈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禅学会也是如此，做自己愿做的，但还要考虑到大陆的共业环境，做环境和能力允许我们做的。
我们把两年来禅学会的活动，放在人间佛教在新世纪的开展和中国佛教体制创新的视野下，进行回顾和探讨。
(一)禅学社与禅学会
复旦大学在1990年成立了大学生社团“国学社”，后来发展出“禅学社”，这是一个在校学生研究佛学的学生社团。2007年9月又在复旦大学进行非学历教育的社会人士中成立了“禅学会”。这些社会精英为了求道解惑，在复旦大学的人文智慧课堂进修文史哲课程，在学习中对佛学产生了兴趣，于是发起成立继续探讨佛学的校友联谊组织。
禅学社与禅学会，一“社”一“会”，紧密合作，共同成长，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探索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
(二)学术与文化的定位
从理上讲，佛法必然要在信仰、社会和学术间融通，但在事上，我们守住各自的分际，不做越位之事。禅学会既然是佛学社团，必然会与佛教寺院和团体发展紧密的交往，但作为在大学中活动的学术社团，禅学会严守文化和学术的立场。
在去各地佛教道场参学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体认到：智慧之灯，必须在传播中才能照亮人心，穿越青灯黄卷的寺院围墙，传向社会大众。在当代社会，要改变佛法弘传的困难，形式上的革新是必要的。三年多前，我曾经在西园寺与济群法师讨论过制度和礼仪对佛法弘扬的意义。从此，周日共修的仪式创新，首先在苏州西园寺和厦门南普陀寺推广开来。禅学会的许多会员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形式了解佛教，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生活中，提升自己的智慧，并影响周边的人群。
我们不仅走出去到佛教道场参学，还把海内外的学者和法师请进大学讲学。禅学会成立二年多来，“复旦佛学讲坛”已经举办十多场。凡应邀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法师，都具有著书立说的学术资质，演讲的是学术性的课题。禅学会会员中也有居士，他们有进一步亲近法师、受三皈五戒的宗教性需求，我们则联系附近寺院，请这些法师在道场中讲经说法，主持禅修。
(三)制度优先、唯道是求的团体风格
公元402年，慧远法师与刘遗民等123人，在庐山成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白莲社，这是史上记载的最早结社团体。《大宋僧史略》高度评价佛教结社的意义：
“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
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是“轻”；团体的力量是无限的，这是“重”。禅宗道场称为丛林，取喻草木之不乱生乱长，表示其中有规矩法度。丛林的进一层含义，则是独木不成林，喻和合共事，共成参天大树。禅学会成立伊始，即确立制度优先、唯道是求的团体风格。筹备阶段，由人文智慧课堂各班级推举代表，成立筹备小组。经过四次筹备会议，讨论《禅学会倡议书》、《禅学会章程》和理事会、监事会的人选，经会员大会选举通过。理事会每年开会四次，讨论会务的重大事宜。监事会对会务进行监督并审计财务报告。现在提交大会通过的第二届理事会，将设置活动、秘书、编辑三个工作小组。理事、监事和会员都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尽心尽力为会务操劳，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四)佛学是改变世道人心的实践力量
禅学会的会刊《佛教观察》，与“佛教观察”(www.buddha-eye.com)网站和博客(http://blog.sina.com.cn/buddhaeye09)同名，英文名皆为“佛眼”。《佛教观察》第一期卷首语阐述了我们的立场：“我们都是肉眼凡胎，但发愿取法乎上，力图以佛的正法眼观察世界、观照人生、观注佛教的发展。”
佛学不仅是理性的探讨，更重在个人的禅修和利生的社会实践。禅学会的基础佛学课程和外出游学活动，必安排有禅堂坐禅的科目。按照《大学》三纲八目的格局，如果说禅修与心理治疗，可归入诚意正心的范畴。那么如何处理世俗社会的生活，则为修身齐家所摄。“禅茶”是禅学会新创的活动范式，每月举行一次由会员或嘉宾主讲的读经会。所读经典，首先从如何做人、如何过好合理的世俗生活开始。透过对《十善业道经》、《玉耶女经》、《百喻经》、三皈五戒等经律的学习讨论，以普世视野关注家庭婚姻和男女平权等问题。
以修身为本的立场，兼善天下，则经济、政治和各类社会问题，也进入禅学会活动的视野。2008年，禅学会发起为四川地震捐款的赈灾演讲，资助民工子弟教育和复旦学生西部支教考察等活动。并率先发动会员在复旦大学举办毕业生就业招聘会。2009年2月初，禅学会组织到南华寺游学，探曹溪法源，读《六祖坛经》。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的现状，领导着数百人乃至成千上万员工的企业家，如何以佛法的精神克服人心和社会之恶？元宵节晚上在南华寺内举行的禅茶，即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主题举行。
禅学会的主要成员是企业家，与一般民众学佛不同。普通的信徒省下钱来参加放生等活动，就是很好的功德。我们的会员说得好：企业家学佛，不能停留在烧香放生的层次上，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对社会作出真正的贡献，而不是做一些在皮毛上着相之事。刚才进来的老学友洪波，当年在讨论宗教与迷信区别时，有句名言说得好：“迷信是让菩萨为我们做事，帮菩萨做事的是宗教。”我也曾对一位做印染行业的会员说：少排污就是最大的放生。可见，佛法并不是坐而论道的玄学，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践的力量。
五、结语
在宗教、政治、学术三极中，我们的定位在学术。立足复旦大学，扬长避短，做我们真正能够做的事，才能在思想上发挥智库的作用，真正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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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慧炬》第326、327合刊。
[2] 《佛教弘誓电子报》139期，2006年6月16日。
[3]指不得遇佛、无法听闻教法的八种障难：地狱、畜生、饿鬼、长寿天、边地、盲聋喑哑、世智辩聪、佛前佛后。
[4]请参阅《圆融经教专弘净土——专访大安法师》(刘红青)，《佛教观察》总第六期。
[5] 王雷泉、何云等：《忧患与思考》，《法音》，1994年第10期。
[6]《复旦大学禅学会简报》第一期，“佛教观察”网站：http://www.buddha-eye.com/。
[7]王雷泉：《佛教大学与佛教文化人》，刊于《宗教问题探索》2007年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海峡两岸“人间佛教”之现况、前景与瓶颈》，刊于《佛教观察》第五期(《当代宗教研究》2009年第3期转载)。
刊于《佛教观察》总第七期，2009年11月
(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转载，2009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