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里，美国贫农遇上大萧条，闯西部去谋生，靠的是一辆塞满一家一当的皮卡；在同名百老汇剧中，舞台中央从头到尾吸引眼球的就是那辆救命的车。汽车真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不但给人的活动带来极大方便，更催化出一种社会流动性最大、经济活力也最大的新体制。
十年后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问世，很快成为美国文学中反思美国梦的经典。推销员威利也每天离不开车，可这车在密勒眼里几乎成了悲剧之源：二十多年前他开着轿车到处卖货风光无限，现在卖不出货了，开车也老眼昏花差点撞墙；挣不了钱，又想给家人弄点保险费，竟开着这辆车把自己一头撞死了。且慢！威利的悲剧能怪汽车吗？当然不光是车，房子也在造孽：辛苦了几十年刚把按揭付清，就在这天车毁人亡。密勒真够狠的，那么早就无情地揭穿了我们多少人苦苦追求的梦。
其实这老头跟我们常常羡慕的“美国老太”一样，都是在付清贷款后死去。老头觉得做了几十年房奴，付清后对人生彻底绝望；但“老太”据说很快活，住了几十年自己的房，心满意足地故去。这些年我们见惯了“美国老太”式的快乐推销员，“有房有车”的美国生活方式在中国吆喝得比哪儿都响；而密勒这些西方左派，就喜欢危言耸听，得了好处还卖乖——1949年正是美国经济迅速上升的时候，轿车是那么坏的东西吗？
但他的批判还真有眼光，只不过超前了一点点；不久后轿车的问题就一年一年暴露出来——尤其在全世界城市化了六十年后，尤其在人口密度特别高的中国。本该让人出行便捷的车竟会堵在路上，无休止地造出废气和怨气；本该鼓励自由流动的“自行车”automobile却成了难以逾越的等级制度的象征。这些问题在美国好像还没那么糟糕，我们这儿却愈演愈烈。可怕的是，太多人还视若无睹，汽车利益集团（也包括石油和钢铁）搞定了政府和媒体，还在大城市拼命促销早已超饱和的轿车。
和地产一样，汽车也是拉高GDP的一大法宝。这些产业上去了，不但领导的政绩漂亮，开车排队上班送孩子的市民也很觉风光，可是，这面子带来的是无尽的烦恼：每天的堵车浪费了多少时间和金钱？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政府的；过量的废气形成了锅盖，叫“城市让生活更没（法）好”；整日拥堵的路上，救护车的警铃响也白响，眼睁睁贻误抢救生命的时机；这时候，某些政府文官及其客人却可以警车开道，甚至逆行霸道，给老百姓极坏的印象。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把大城市轿车数量降下来，发展公共交通，让汽车工业把市场转向农村。怎么让城里人放弃私家车呢？政府不能强令，要用经济杠杆。上海用牌照拍卖控制车辆增长，堵车就比北京少很多，控牌比限号更合法理，也有国际先例。城市控车的力度还应加大，包括收进城拥堵费、奖励拼车罚单人车、提高停车难度和违章罚款，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就看纽约吧，这个欧美最热闹的大都会，人口其实才八百多万，密度远不如上海北京，但私家车极少，西装领带、高跟鞋和破牛仔裤一道钻地铁。这些年路上还专门划出了许多脚踏车道。外地搬来的新纽约人多是从小坐惯私家车的，但到纽约都会把车卖了。
那些措施会不会在这儿没用？经济杠杆会不会不但没减少轿车，反把人压得更加喘不过气来？呜呼！难道我们的大学教出来的年轻人就只会盲从媒体的资本话语、追求变味的美国梦？就不想学学真正的时尚，以低碳为酷、以脚踏车为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