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我回到阔别了十五年的上海，发现戏剧几乎滑到了谷底，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到处是摩天大楼，入夜灯火通明，却常会找不到一个可以买票看戏的地方，让国外来访的艺术家们惊诧不已。戏剧界不少同仁是怀着一腔悲情在坚守阵地，努力为奄奄一息的戏剧延缓生命。这个局面使我愕然。我是坚信中国戏剧必将繁荣的乐观派，可怎么才能说服那些悲情的同行呢？我搬出了曾以《第三次浪潮》一书在我国广为人知的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早在1970年就预言道：在农业、工业、信息业这三次浪潮以后，人类历史很快就要迎来第四次浪潮——体验业。戏剧显然是体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托夫勒并没有专门讲戏剧一定会繁荣，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意我的引申。托夫勒的思路主要来源于经济分析，体验业的兴盛是与一定的人均GDP数字相关联的。在过去五十多年里，欧美发达国家戏剧的发展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华文化圈内，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戏剧近三十年来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北京、上海的话剧近十年来一路走高；在农村和乡镇则可以看到，越剧、豫剧、秦腔、二人转等剧种的草台班子日益兴盛，与大城市里那些几乎全靠政府支持惨淡经营的多数国营剧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都更好地证明了托夫勒的天才预言。
但相当多的学者和评论家对戏剧的认识还很不全面。看起来现在都在“和国际接轨”，谁都知道外国最新的潮流，哪儿都能拷贝百老汇音乐剧的豪华布景，却仍有很多人以为戏剧是个“夕阳产业，只有大明星大制作才可能吸引观众，他们不知道在商业戏剧之外，数量上占大多数的西方戏剧活动是非营利性的，而且很多非营利性剧团的质量和创意其实要超过百老汇。如果说中国学者对国外情况了解不够还情有可原，那么对国内戏剧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说不过去了。戏剧话语的主要阵地是刊物，而我们的戏剧刊物几乎是从整体上忽略了我国全部戏剧活动中数量最大的一块——俗称“草台班子”的民间剧团。多少人一次次写文章搞研讨论证如何挽救或曰振兴戏剧，眼里都只是大城市里那几个越并越少的国营院团；却对农村乃至不少城镇里蓬蓬勃勃的草根戏剧活动视而不见。
很多人会理直气壮地说，谁说没有看到？可是那些草台班子质量太差了，根本不值得研究。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近年来戏剧的相对繁荣确实仅仅表现在数量上，就是上海、北京也一样。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剧场可以看戏，而且多的时候多达十几个，但从质量来看，真正能“站得住、留得下、传得开”的作品实在不多，尽管奖项越来越繁多，投资越来越惊人，布景越来越奢华。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就不值得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舞台上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因为再小的角色好演员也可以演好；在评论和研究领域中，同样也可以说，没有小题目，只有小学者，因为小题目在好学者手里完全可以研究出大成果来。而一个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戏剧的硬件条件好多了，质量却没有好起来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戏剧人及其领导者大多过于急功近利，过于关注宝塔尖上的那几个所谓精品，太不重视文化艺术的基础——基层的文化演出活动。
平心而论，我们的政府也并不是不关心农村文化。文化部门一直有一个针对农村的“三下乡”的做法，让城里的剧团到乡下去走马送花。考虑到农村文化活动贫乏，送当然比不送要好得多，可是中国农村那么大，光靠城里那几个专业团体送得过来吗？媒体宣传得很热闹的活动，大多数农民还是看不到的，即便看到过一两回，对他们长期的文化生活又能有多少作用？其实文化活动的关键在基层，国际上的说法就叫草根。毛泽东60多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为广大人民群众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重要，从现在大多数媒体的报道来看，总是精品、经典等属于锦上添花的事件比雪中送炭热闹得多，难道现在我们的农村文化已经不需要雪中送炭了吗？显然不是。其实雪中“送”炭这个比喻也未必十分贴切，任何东西靠人送总是不够的，教人自己来烧炭才是根本的办法。
反过来说，锦上之花需要肥沃的土壤才能长好，土壤既是草根赖以生存的地方，也是鲜花盛开的基础。草根文化活动当然有很多是业余的，业余文化活动不仅能满足老百姓在温饱之后进一步提高生活素质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整体文艺质量提高的基础。其实草根文化工作者也有不少是职业的，要是没有东北二人转广泛的业余爱好者群体以及大量在简陋的场子里常年演出的艺人，怎么会有赵本山这位表演艺术大师？我们的媒体总是很关注来自欧美的名家名作，一个《悲惨世界》、一群《猫》，还有各色版本的大小《天鹅》不知道占去了多少版面，但这些名家名作是怎么来的？媒体喜欢介绍百老汇和好莱坞，还常要讨论如何打造中国的百老汇和好莱坞，却不想想那两个金字塔尖底下有着多多少少业余剧团和民间制片人摄制组。如果没有繁盛的草根演出，也就决不会有百老汇。
轻视草根文化的人还有一个理由是，草台班子一般只演老戏，没有什么创新，因而不值得研究。大多数民间剧团确是这样，但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没有创新的民间文艺家？这就需要写文章的人深入下去做田野调查，而不只是坐在书房里，仅仅靠翻翻书、上上网，做那些“安乐椅中的研究”。其实只要打开了眼界，就是上网也能让人发现不少很有价值的案例。举一个例子，江西景德镇竞成镇文化站长周元强带领当地农民早就超越了传统的戏曲活动，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当地业余戏曲剧团合作，拍了一部戏曲电视剧以后，就自筹资金自编自导自演自拍起了电视剧，十多年来连续拍了三四十部集电视剧，该镇一两千个农民干部都上了镜头。
周元强可能是个特例，他一个人集筹款、制作、编剧、导演、训练演员、后期制作等工作于一身，这样的案例很难在别处重复，但这个奇才是怎么出现的呢？这正是研究的极好材料。而且，周元强的出现毕竟已向世人证明，农民也是可以搞现代艺术的。二十多年前我研究过1930年代活跃在河北定县的一个为期五年的农民话剧试验，农民自发表现出来的对新文艺的热情令人振奋，但说到底，那个运动还是由北平去的熊佛西等城里教授发起的，如没有专业的指导很难推广。而周元强的电视剧完全是自己搞起来的，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专业人士参与，这不是缺憾，而正是这一活动的最大意义所在。竞成算不上是富裕地区，他们拍电视剧用的只是一般的家用摄像机，这些条件全国很多地区都具备，因此，从物质层面来说，农民自拍电视剧是一种可以全面推广的农村文化活动。根据钟鸣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后所做的后续调查，到2007年有报道的农民拍电视剧的地方在全国已经增加到了十二处。最令人高兴的是，有些地方的政府和电视台给予了直接的支持。也许我们不久就会有千百个农民电视剧组，新农村建设中将会有扎扎实实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涵，农民兄弟将能享受到不同于城里的更加好玩的文娱活动。城里虽然有很多高档的艺术，但因为档次和价格都太高，多数市民经常性地参加的还是自发的集体歌舞活动，如合唱、秧歌、扇子舞等等，喜爱戏剧的也多半只是清唱，他们不大可能得到自发拍电视剧的许可。而农村的电视文化活动则应该得到在城里不容易得到的支持。
关键在人。在电影导演郑大圣拍摄的关于周元强的一部纪录片里，有两个浙江人专程开车来到竞成，想请周元强过去帮他们拍电视剧。他们需要周元强这样的特殊人才——他不仅有献身精神和组织能力，还有一套在专业导演郑大圣看来也相当不错的运用镜头的技巧。这三者的结合在一般农民身上似乎不大可能，事实上周元强已经不是农民。他虽是农民出身，现在却是竞成文化站的站长，手下还有两个正式编制和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助手。应该说我们的农村文化工作体制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基础，问题是怎么来用好它。如果说一般的农民还无暇来做周元强做的事情，也没有他那样的能力，那么我们的文化领导部门能不能想些办法来培训更多的文化站工作人员，帮他们也学学如何组织农民拍电视剧呢？我们的文艺刊物能不能也在这方面出点力呢？就从学术角度来看，具体指导基层文化活动的经验总结也比到处可见的名家名作的分析更有价值得多。
要让全国出现更多的周元强这样的草根文艺工作者，既要有文化和教育部门在政策和培训方面的支持，也必须要有学者用研究来进行支持。学者的客观的分析研究可以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对每年拍电视剧这样的文化现象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制定出合理、合适的政策。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周元强这样的始终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的红色文化站长固然应该得到大力支持，但万一其他拍电视剧的农民出现越轨的情况怎么办？如果有无良商人介入管理不到的农村电视剧领域，制作出有违法内容的片子怎么办？这些问题是有可能发生的，因而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和实验，探索放而不乱的办法。
这样看来，大多数戏曲的草台班子专演老戏倒是也有好处，至少十分安全，同时毕竟也为农民提供了文化服务，提高了农村的生活质量，这样的能造福亿万人的好事，怎么会不值得研究？与此同时，就是在戏剧领域里，也有很多不墨守成规勇于“吃螃蟹“的人，例如东北二人转，就在不断涌现出新的节目，有的还带来了一些争议。有争议恰恰是需要研究者和刊物来做文章、出主意的时候。
也有人会说，研究当然可以研究，问题是有谁要看？不要说业余的农民了，就是草台班子的职业艺人也不会来买戏剧杂志的，更不用说长期订阅了。这就是政府应该出力的地方了。当今世界的国际惯例是，戏剧刊物不像以明星逸事为卖点的通俗影视杂志，应该是非营利性的，或者由政府补贴，或者由私人基金会赞助。我国还没有文化方面的私人基金会，只有政府一个渠道，所有的国营剧团都拿着国家的补贴，刊物应该也是这样。如果是大学办的，就是由大学支持的学术刊物；如果是文化部门办的，就应该和文化馆站一样，属于为群众文化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决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应该让经济有困难的民间剧团打折订阅，甚至免费赠送。对于农村的文化生活来说，这种细水长流的支持，作用决不会小于大张旗鼓的偶尔派剧团下乡演出，理应得到政府文化部门的长期支持，或者也可以由政府指定企业来做出长期的支持——这是介乎传统的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的一种新加坡的文化赞助模式。
放眼当今中国社会，可以看到各类戏剧活动的逐渐扩大。从为农民演出的草台班子到面向白领的都市话剧，从遍地开花的民营艺校到综合性大学纷纷开办的戏剧专业，中国戏剧已然走出了悲情，正在走向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刊物还有理由继续沉浸在悲情中吗？
《戏剧文学》（长春）200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