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其人

1977年12月15日清晨，京城中心西单北大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灰色大楼里，忽然来了一个人。由于这个人的到来，楼内楼外全都热闹起来。干部们聚集在一起，全都笑脸相向。接着，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扬起阵阵硝烟。那个人走进大楼的时候还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大门。门外边早就站着一群人，衣衫不整，疲惫不堪，一副副全是外乡人的样子。这是那个时候北京街头常见的景象，一望而知是上访者。现在，这一群人望着门里的场面，不免交头接耳：

“就是他吗？”

“是，就是那个小个子。”

“他就是可以给我们平反的人啦？”

“咳，总比那姓郭的强吧！”

这个叫那么多人又是笑脸相向又是交头接耳的“小个子”，名叫胡耀邦。他在那个时候的名声并不大，当他在这一天来接替郭玉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很多人还不认识他呢。不过，要不了多久，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他了。他在12个月以后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自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一段最为辉煌也最为悲壮的政治生涯。

关于胡耀邦的这一段仕途，甚至在他下台之前即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安子文就在他的女儿面前不客气地把自己和胡耀邦作过一番比较：“我当了20多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副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安子文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他与中央组织部的渊源，远比胡耀邦为深，从40年代到50年代当了10多年的副部长，又从50年代到60年代当了10年部长。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说起来，人的命运真是不同。好人命苦，有情无福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比比皆是。安子文的遭遇也是其中一例。不过，有一件事他可没有想到：胡耀邦在部长任内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10年副部长和10年部长加在一起做的事情还要多。

如果所谓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具有自己的坚定信念，而且能够为着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挠，那么这位新的组织部长的确可以算一个。说到仕途，他从这时起的确开始飞黄腾达了。如安子文所说，胡耀邦升得够快的。事实上他得到的还要更多些。他在14个月之后，也即1980年2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又14个月后，也即1981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排名跃居第一。他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多年以后，无论高官还是百姓都将他看作“人生楷模”的时候，显然不是指他的这些地位和荣耀，而是说，由于他的存在，有多少人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又有多少人从“天堂”回到了地下。关于他的一生，人们曾经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和尖锐的批评，直到多年以后，他已不在世间，这些争论还能引起人们普遍的激动。比如1998年春天我们国家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的时候，就曾为了如何确定他在这场讨论中的作用发生不小的分歧。

不过，当他在1977年冬天到这个灰色的大楼里面来就任组织部长的时候，谁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60多岁，小个子，宽肩膀，眼睛不大，前额有些谢顶，生性好动，走路一弹一弹的，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大，伸张着五个手指胡乱挥舞，情绪激昂，发自内心。到了沉默的时候，就总是直视前边很远的地方，嘴角拖着两条又深又长的皱纹，像是刀刻斧凿似的。他14岁入团，18岁入党，19岁参加长征。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教育，他本身就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指导他的精神世界的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视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无论是飞黄腾达之日还是忍辱负重之时，这都给了他不少的精神力量。但是，他始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中间极为罕有。他比华国锋年长6岁，但只要他一开口说话，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要年轻得多。他是湖南省浏阳人，与王震同乡。这两个人的锋芒毕露、信口开河和我行我素如出一辙。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说胡耀邦“正直诚恳，没有架子”。当一个破茅棚里的一群年轻人要求他题词的时候，他就一口答应。这时候棚子里面找不出一支毛笔，他就扯下一根山竹，缠上棉花，饱蘸墨汁，权作毛笔。他讨厌那种只会空谈政治教条、不干实事的官场积习。一个年轻人在他面前说“六亿人民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以此来嘲讽报纸号召“人人成为理论家”的时候，他就开心地哈哈大笑。他讨厌为官者无所作为，左右逢源，尸位素餐，刚当上总书记便声明要走遍全国2000多个县。事实上他的确走了一大半了，那些最贫穷的地方他去的最多。全国平均每100个贫困县中，他就去了79个。要不是后来忽然下台，他也许真的能够实现自己走遍全国的承诺。他热心变革，认为安于现状比贫穷落后更加不能容忍。他看到我们国家西北那些光秃秃的山，就想要种草种树。看到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就鼓励他们走出国门就考察世界。他是中南海里最先穿上西装的人。他官至党的最高领导，却始终没有学会作官。他的理想主义太强烈，改革主张太急切，爱憎太分明，似乎完全不知道为官的要旨在于中庸不倚。他平生与红色为伍，崛起于江西那片红土地，少年时代就是有名的“红小鬼”，然后是红军，红色中国，中南海的红色的高墙深院。但是，他却最喜欢绿色，喜欢大自然。他遗言后人，当他死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就是共青城。”

1977年3月3日这一天，对于胡耀邦来说，挺有意思。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还有组织部长郭玉峰一同找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以筹备党校的恢复。胡耀邦自从在5个月前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能赞成继续批邓的意见之后，就再也没有显山露水了。但是，这个人的政治倾向，应该说早已暴露无遗。他在“文革”当中就被革命群众确定为“三反分子”。70年代中期邓小平被毛泽东起用，搞了一套名为整顿，实为翻案的事情，胡耀邦也是其中得力的“黑干将”。他在中科院一个劲儿地为知识分子鸣不平，还说要为科学家解决房子、车子、妻子、炉子和票子，是为“五子登科”。后来邓小平再次垮台，他也跟着倒霉。他的垮台、崛起、再一次垮台、又再一次崛起的经历，简直同邓小平的起落如出一辙。而且，他似乎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错误，这一点又与邓小平的“死不改悔”颇为一样。然而最要紧的是，他是年轻人的一面旗帜。他在“文革”之前就是著名的团派“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之首。甚至就在倒霉的时候，他在青年当中也还有着巨大的号召力。1976年春节期间北京召开的“万人批胡大会”上，他刚刚站起身来就引得全场的人为他鼓掌，倒好像他不是坏蛋而是英雄似的。这样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华国锋和汪东兴不会不知。他们当然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小个子会在日后把他们的阵线冲得七零八落，进而取代他们，但是，他们也决不会期待这个人真的会同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把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安排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只能大致地检讨其中原由。胡耀邦与华国锋的渊源可以延伸到1962年，那时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下放到湖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时华国锋恰巧也是这里的书记。也许是这一段交往给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令他觉得胡是可以信任的人。

京城的“理论维新”

1977年3月25日，胡耀邦到党校上任。这所学校位于京西郊外，与晚清太后慈禧的夏宫颐和园仅一墙之隔，环境恬淡而优雅，宛若世外。不过，这里是共产党培养自己的官员的重要基地，也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有权威的理论舞台。可以说，它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中枢之一，其理论风云在过去数十年间曾经席卷全国。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已经是一片萧条。从这时起，胡耀邦真正在这里的时间其实还不到一年，只有8个月零10天。可是这却是这个巨大的院子有史以来最精彩的8个月零10天了。“两个凡是”在6个星期前出现在报端，已经引起巨大的争议，但华国锋和汪东兴始终坚守着这个理论。新任副校长心里很清楚，他的上级是希望他以“两个凡是”为根据来重建党校的理论阵地，不过，他想像中的理论阵地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如前所述，在这个春天里面，党的权力中枢里面围绕邓小平的能否出山争论不休，胡耀邦却在关键时刻脱离了主战场。有人不免怀疑他是临阵脱逃，可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胡耀邦是跑到这里来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胡耀邦的“理论维新”是以下面这样一个情节开始的。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刊物”，他坐在这个春意盎然的院子里对吴江说，“没有一个阵地不行。”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刊物虽然没有90年代那样多，但是报刊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威信却要高得多，像“两报一刊”，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但是，胡耀邦这样说，就证明他根本没有将这些报刊看作是“自己的阵地”。这些报刊除了吹捧“英明领袖”，就是述说“两个凡是”，可是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旧时代的遗产而已。假如自己到党校来就是为了继承这些遗产，那就不如不来。他对身边的人说，“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敢于冒尖，敢于冲破禁区。”谈到“冲破禁区”，这位副校长认为自己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进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所以，听到他周围的人提议“办个月刊”，他就不住地摇头，说：“周期太长，不能迅速针对时弊。”

“半月刊？”

他还是摇头。

“旬刊？”

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你想几天出一期？”

“三天！”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这些人全是中央党校里的理论专家，有吴江、孟凡、沈宝祥、孙长江、王聚五。大家都明白副校长的意思，他是希望自己的阵地能够与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说些假话大话的日报相抗衡。但是，办刊物岂是一蹴而就的事？文章从哪里来？作者呢？编辑呢？印制呢？发行呢？

“五天一期。”胡耀邦妥协了：“逢五逢十出版，就叫《理论动态》。”看到大家还是为难。他就说：“每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那时人们还没有设想新时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改革开放这个词也还要等十几个月才能出来。人们只不过觉得，中国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所以，胡耀邦的“有新意”，其实全是针对过去说的。具体说来，是“八个字”：“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理论动态》创刊号发表于7月15日。从此一发不可收，总计出版了一千多期。的确是像胡耀邦说的，每期一篇文章。创刊号上的这篇文章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是第一炮，而且一炮打响。此文为吴江撰写，但是它的发表却全由胡耀邦一力促成。读者一望题目就可以感觉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而写的。实际上，了解内情的人还知道，这不仅针对了毛泽东，还针对了华国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3个月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此书的编辑过程即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出版之后，华国锋就更加热烈地把这个理论向全国贯彻。到了5月1日，华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并且宣布今后“继续革命”的任务，依然是“抓党内走资派”，以及“继续反右”。根据华国锋的说法，他的文章是为毛选五卷的出版而作，但是，吴江认为，华国锋“显然是为下半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文章可以说亮明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和意向”。就从这一天起，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学习华的文章，党校自在其中。不过，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吴江在一次座谈会上拿邓小平所阐述的“完整、准确”的概念来分析华国锋的文章。他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必只是限于“文革”。“文革”已经结束，所以不能认为“继续革命”就是“继续抓走资派”。在说了这些之后，吴江试图为“继续革命”赋予新的内容，他说，“继续革命”也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这在旁人听来实在已经有些修正主义的味道了，但是，吴江还有更加耸人听闻的意见呢。他直接批评华国锋所说的“不断反右”，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些言论在旁人看来，说是向英明领袖挑战也不冤枉，但是却令在场的胡耀邦格外兴奋。“好，我们的刊物可以创刊了。”胡耀邦说。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要吴江把这些话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五千，明天交稿”，他对吴江说，“我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3天后，《理论动态》创刊号就出版了。

此文甫出，立即众说纷纭。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有些地方将它迅速地散发，另外一些地方则宣布“不得扩散”。好在首印只有300份，只是作为“内部刊物”，分发给中南海里面的官员、各省市区的书记以及党校的学员，人手一册。

事情的确刚刚开始。眼下，就算胡耀邦想要扩散，也扩散不到哪里去。这个刊物的真正震撼全国，还要等好几个月呢。

《理论动态》的创刊和邓小平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同一周里，这是偶然的，并没有谁来刻意安排，但却不能不说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有证据表明，在1977年的夏天里，胡耀邦和他手下一些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必须彻底地站在邓小平的一边，因为只有邓才是未来中国的真正希望。胡耀邦这时候还没有跻身于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对于华国锋的方针，一时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回应。不过，他在过去大半生的政治生涯中伴随邓小平跌宕起伏，深知邓的思想核心乃是“白猫、黑猫”。经过了1975年那一次沉浮，他就更加明白，邓在内心深处厌恶所谓阶级斗争，在治国方针上则倾向于务实。他更知道毛泽东决不能赞成邓的治国大政，在逝世之前还流露出对邓的不信任，尤其是撤销邓的一切职务，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毛泽东约束邓的企图。虽然邓小平现在已经官复原职，但是，新领导同意此事，看来更多地是由民心所迫，或者是为了表现政治家的伟岸胸襟。现在，约束邓小平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可是毛泽东的余威犹有力量，如果不能跃过这种精神障碍，邓的崛起仍然只能是一种象征，而不能于国家大政有实质的影响。然而以当时情形来论，对毛泽东的错误直接提出疑问，非但极少有成功的机会，甚至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政治纠缠之中。胡耀邦最初的挑战是由意识形态方面展开，这在我们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确是屡试不爽的成功战略。

胡耀邦在现实的和理论的天地里左冲右突，脑子里面时刻跳跃着无数的问题。他后来说：“我的思想常常是在谈话中磨出来的。”他把他的问题和他的思想交给下属去研究，和他们大声地讨论，说到激动处就站起来，在地板上来回走动。胡耀邦的下属都是才华横溢、下笔如有神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人走出思想的牢笼，再不要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了。他和他们谈论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谈到1967年2月一批老人因为反对“文革”而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他就说，“什么‘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实在平常，可在当时，却让他的这些下属听得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岂止这些人，用不了多久，整个中国都惊心动魄起来。文章一篇接着一篇送到胡耀邦这里来，每五天，他便审定一篇，然后又印制成册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所以开始的时候只印几百份。不过，才过了几个星期，就增加到几千份。《理论动态》名声大振，夏天还没有结束，就在普通百姓当中流传开了。北京街头就到处流传一个消息：党校出版了一份“新时期的《新青年》”。还说：“团中央走到党中央前边去了。”

胡耀邦早已不是团中央书记，事实上，团中央在“文革”当中已经被搞得一塌糊涂，到现在，连正常的秩序还没有恢复呢，当然说不上什么“走到党中央前边”。不过，要说党中央在这个夏天里落后于新的形势，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

1977年8月12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会议开了整整一周。党的主席华国锋显然还在坚守着毛泽东的理论和方针。他的政治报告的主旨，就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革”结束了，但“文革”的精神必须代代相传。安定团结当然是重要的，但阶级斗争更加重要。所以，华国锋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就如同毛泽东在10年以前曾经说过的，“七八年来一次”。

今天我们仔细阅读这些东西，就可以知道，直到1977年的夏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当然也有不少人对这个理论提出了疑问，比如有人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是不科学的。像宗教这类问题，就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还有人说：“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还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呢。”也有些人没有谈论理论，但是说出来的话更加要命。他们直接指责吴德下令逮捕李冬民的事情：“有的政治局委员，当群众批评他的错误时，竟然下令以‘反革命罪’把人家抓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说这些话的人为数不多，这些声音也就淹没在华所强调的主流里，很快便无声无息。华的报告仍然获得了“一致通过”。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时候，在中国坚守着主流理论的，并非只有华国锋和他周围那几个人，也有党的中央委员会。

邓小平显然对这种情况不能满意，所以他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听上去，这话同华的主流之声明显地不相协调，但是却有些含混。邓刚刚复出一个月，看得出来，他在极力寻找可以让我们国家摆脱旧时代的思想武器。他在几个月前说过“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现在又说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邓小平尚未找到突破旧时代、开创新时代的突破口。

然而用不了多久，他就找到了胡耀邦。

“胡青天”

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当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眼里，这话可能一溜就过去了，就算是90年代的年轻人，也体会不到这里面包含着的无穷意味。所谓“组织路线”，是共产党的专用语，意思是说，现在在台上掌握权力的这些人都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那些官员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直接牵涉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华国锋的报告，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好人受苦，小人得志。该上台的人被整得惨惨凄凄，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不该上台的人如今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位子，这些人除了打小报告或者搞大批判，其它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是“正确的”，共产党还有救么？

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人家都在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他却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你华国锋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其实“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他们这些年却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前后经过17次修改。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国锋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到11月7日，编辑部就接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不是表扬什么“正确的组织路线”，而是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组织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作“上访的”。他每天进出这座大楼，脸上冷若冰霜，旁若无人，对那些要求见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来是军队里的一个政委，“文革”的高潮当中到这座楼里来支左，渐为康生倚重。据康生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时候所谓“组织路线”不过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里的谁看中了，你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最重要的动力。郭玉峰官至部长，到1977年的秋天，已经两年四个月，从来没有把哪个“上访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连那个舒同也不例外，别看他过去是山东省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书法家，现在可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走资派”。这样的人居然敢来上访，全是报纸上的文章从中作祟。“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着那篇文章对他的下属说，“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冷漠的部长激怒了站在门外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过去他们吃够了大字报的苦头，现在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拿起毛笔，写了无数的大字报贴满中组部的大楼内外。郭部长看在眼里，心里嘿嘿冷笑：这些办法都是我用过的，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他叫人把大字报撕下来。没过几天，他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

大字报就这样送到党校来了。胡耀邦对郭玉峰其人并不陌生，40年代，胡是军队当中的兵团政委，那时候郭玉峰是他所属的一个团政委。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会对这些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如此无情，不仅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样厉害？”他可没有想到，在阶级斗争的大染缸里，一个人被染成任何一种颜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决定背水一战了。“关山险阻，一关一关闯过去。”他对望着自己讨教对策的下级说，“但丁在《神曲》里面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党校里面的这些人当场决定把中组部里的大字报都送到《人民日报》，给那些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的人看，然后又决定再接再厉，不到一个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样送到胡耀邦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晚，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篇。过了几天，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通栏。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全都表示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那时候，《人民日报》的风骨和勇气，叫后来的报刊圈子里的人议论起来感慨万端，惊羡不已。他们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却自作主张地发表了。现在又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要是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是什么党纪政纪新闻纪律来衡量，这种行为算是什么？不过，没有人这样问，至于汪东兴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党性不强，还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胡耀邦和邓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两年以前这两个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中天各一方，便很少直接联系。此后种种情由，在这两人之间，大都是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现在，《人民日报》将那些大字报搞成《情况汇编》送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案头。这导致了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个副主席合力驱郭的行动。连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无可奈何了，只是询问谁来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个副主席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让千万干部重见天日，非胡耀邦莫属。这样一来，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仅毫发无损，还顶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

部长的任命在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下达，五天以后，胡耀邦的办公地点即由幽静的西山脚下迁至闹市中心。不过，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免除。他将所有的校长事务移交给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论动态》一事仍由他本人亲自掌握。事实上，他在离开党校赴中组部就任的时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理论阵地。他成立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室”的机构，任命吴江为主任，孟凡和耿立为副主任，不久以后，又有孙长江和阮铭加入进来任副主任。在京城，这些人是“文革”后出现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论新军。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作为便轰动天下。但在当时，他们的名声并不大，所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划之下展开。

新校长现在同时还是新部长了。一身兼有这样两个职务，这在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更不要说那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时期呢。12月19日，新部长正式上班。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接下来他便列举了一大堆人人心知肚明而又不敢说出来的重大冤案：“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案件、“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在1977年3月到1978年12月这21个月里，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天显示出他过人的胆魄和无限的精力。他不许工作人员阻拦要见他的上访者，也不许工作人员代阅写给他的那些来信。他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几百件材料。他一边看一边感慨，为那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们鸣不平，也为我们国家居然造成这种种悲剧扼腕叹息。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他的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里某些人的反感。“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汪东兴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却对这样的申斥置之不理。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些话令一些人更加惶惶不安，却令更多的人吐出了积蕴已久的一口闷气。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严令《人民日报》不要将这些话予以报道。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胡耀邦的魅力也很快风靡全国。他把各地的冤情都吸引到中央组织部里来了。按照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17.5％。每100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这些事情当中全都凝聚着这位中组部部长的心血。比如他在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就昼夜不停地研究了100多个案例。其中一个“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案件，就使得87000多人遭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000多人含冤而死，总计346000多人遭殃。现在，胡耀邦却要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却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一时间，“胡青天”的名字流传开来。到他这里来申述冤情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申冤信中，包括了薄一波、彭真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亲属现在也开始鸣冤叫屈，包括刘少奇一家人，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她将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些情况是如此动人心魄，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叹。以他当时的地位，当然还没有权力来决定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有权力将这些人的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者手里。至于像温济泽、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可以凭藉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昭雪。

他每天做着这些解救苍生于水火的事情，人家也全都热泪盈眶地感恩戴德。但是他却仍然想着他的《理论动态》。他每五天便要审阅一篇文章。一边为人们伸冤一边想像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难题。就这样，从1977年的夏天到1978年春天，《理论动态》就出版了至少40期。他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治疗旧时代留给我们国家的伤痕，还说不上同旧的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的时代，就更加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说了“实事求是”，这已经遏制了“两个凡是”的潮流，但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此时还缺少一个非常具体的突破口，所以还不能给予旧时代以致命的打击。

背水一战

1977年12月，胡耀邦在那个幽静的党校里面，面对1000多位党的高中级干部发表了演说，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过于认真。他的表述非常婉转，仅仅是要大家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话，听来没有任何要否定毛的意思。这句话其实已由邓小平在1977年夏季复职前后多次阐述，其潜在的逻辑在于，可以抛开毛的个别指示。但是，既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又要扬弃他的具体指示，这实在不容易做得恰到好处，而要党校的一位副校长来以强硬的方针推动此事，就更加难能做到。胡耀邦克服这一难关的办法，乃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不是权威，而是实践。这个思想毛泽东曾在30年代充分地阐述，那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掌握全中国的权力，文章中充满了藐视权威的犀利。但是，现在，也即70年代后期，胡耀邦要藐视的权威正是毛泽东本人。

今天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是党内高级领导人首次使用“真理标准”来对付“两个凡是”。此时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的那篇轰动全国的文章，还摆在《光明日报》编辑的案头，没有改定。中央党校孙长江的文章还没有起草呢。《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也还要等到3个月以后。仅仅在几个月以后，正是这几股力量合而为一，掀起了我们国家当代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事实证明，正是这股力量对“两个凡是”构成了最为致命的打击。整个中国，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摆脱了旧时代的约束。然而追根寻源，当时胡耀邦的政治勇气和理论灵感，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邓小平和叶剑英。邓小平在8个月前即已提出“两个凡是不行”，虽然他还没有找到理论上的突破口令“两个凡是”彻底瓦解，但仅仅这一句话也就足以树立起一个政治上的支柱。叶剑英则在两个月前到中央党校的复校典礼上面大讲一通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特别是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世人均知，叶所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三个事件，这就等于是让大家重新来评价“文革”。胡耀邦的讲话，正是秉承叶剑英的主旨，来阐述研究“文革”历史的既定原则。不过，几个星期之后，这个原则就从历史研究的书斋里面走出来，成为我们国家现实的政治冲突当中一个尖锐的武器。

当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向大家讲述用实践作为标准来研究“文革”的时候，《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正在修改的一篇文章恰恰有着完全相同的主题，此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这时的胡福明，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鲜为人知的教师，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也只不过为其中一例。

整整10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今天来看，胡福明最初的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胡耀邦在北京中央党校组建他的《理论动态》的时候，南京胡福明的妻子患病住进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酷热，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由于有了这一段经历，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

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光明日报社编辑部里，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王强华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胡福明居然敢于向“两个凡是”发动袭击，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尽管如此，报社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这个时候恰逢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杨本来就是舆论方面的老手，又是刚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他在党校的那几个月里时时感受着胡耀邦的精神，胡耀邦在讲述实践标准的时候，他就恰恰在场，因之对胡耀邦正在设法冲击“两个凡是”的心情也能了如指掌，也知道中央党校里面有人正在试图撰写这方面的文章。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这分明是一副可以作成“大满贯”的牌，老练的牌手在这种时候决不会放弃一搏的机会。可是文章的立意虽然高远，表述却不犀利。报纸内页《哲学》专栏的文章本来就过于学术化，读者极少，这文章发表在这里，十之八九就会无声无息。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那座与颐和圆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如果事实真如胡福明在10年后所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那么，所谓“组织”，当是始于杨西光的这个决定。副总编辑马沛文现在也加入进来，他修改文章的时候，似乎想要将心头之恨泼于笔端。他写道：

是真理还是谬误，

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

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

大规模宣传证明不了真理，

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

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

而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很难说这是论文，它更像是一首诗。不过，政治不是诗。杨西光提醒马沛文，注意“现实针对性”。作为京城新闻圈中的一个才子，马沛文很容易地明白所谓“现实针对”究系何指。他先写道，“四人帮”不问历史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把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片言只语作准则，为了个别词句而牺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接着又说，“‘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改到得意的地方，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凡是”牵了出来。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这样，文章虽然还没有大胆到直接批判“两个凡是”，但它的锋芒之露骨，以中国人的熟睹政治风云的眼光，一眼即可看出，以至于杨西光不得不将之改为更加隐晦的表述。他将“凡是”字迹删去。这样，就成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文章改到了这种地步，用毛泽东当年对付蒋介石的话说，真可以叫做“有理，有力，有节”。但杨西光仍然不放心，他回身又到党校，在那里，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两个同盟者，理论教研室主任吴江和他的下级孙长江。这时候，孙长江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大致写成，几个人一商量，将孙的文章和胡的文章合并起来，又在文题加上“唯一”二字，就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盘桓于文章天地，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当然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个人的行动”，将要演变成为一个有着重大政治目的的图谋。胡福明、王强华、张德成、马沛文、杨西光、孙长江和吴江，这些人的不谋而合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与“两个凡是”形成尖锐对立。所有洞悉中国政局的人都会感到，风暴就要来临。

万事具备，只缺少一个更有权威的力量在幕后支持。现在轮到胡耀邦再度出场。杨、吴、孙三人经过一番策划，由吴江去找胡耀邦，力陈此文的重要，应以尽可能多的理论舞台联袂上演这一出好戏。胡耀邦本来就在煞费苦心地终止旧时代的惯性，其具体的步骤是在两个关乎宏旨的地方采取行动，如他本人所说，一个是“精神枷锁”；一个是“组织枷锁”。后者的展开以平反毛泽东时代酿成的冤案为标志，结果大获成功，那些沦为阶下之囚的人一朝得见天日，无不感激涕零。然而他之所谓冲破“精神枷锁”的行动却苦于找不到有效的突破口。现在，胡耀邦看过文章，立刻就明白其中的价值：这不正是他一直在期待的么？接下来的讨论是，怎样才能使这篇文章不至于因新闻审查而石沉大海？有人提出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先由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出来，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将之全文公开，第三天由中国最大的两个新闻机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转载，这样就会迅速地蜚声全国。胡耀邦当然明白这个计划的良苦用心，以当时中国的新闻制度，重要文章若以社论形式发表，必须经由中央政治局中主持宣传的领导人来审定，此人正是副主席汪东兴，可以肯定他是不会同意发表这一文章的。若署以“特约评论员”之名，则可以避开这一个障碍。于是，这位排名第二的副校长自作主张，批准《理论动态》发表此文，居然没有请示党校的校长华国锋或者第一副校长汪东兴。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种胆大妄为的行动。

　事情按照既定程序一一展开，其间要点在于节奏的紧凑，使那些有权力来阻止这件事情的人没有时间作出反映。文章在5月10日的《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到了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亦将此文通电全国。再过一天，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初这文章十易其稿，每一次改毕都有清样送至《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手里传看，大家一律地拍手称快，看来人心确有所属。

“文章救国”的季节

最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起攻击的是吴冷西。他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是“砍旗”。消息传出，《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那些直接炮制和发表这篇文章的人们，也一起聚集到胡耀邦的家里。很显然，吴冷西的看法并不仅仅代表他自己。看来一场短兵相接的争论已经势不可免。胡耀邦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被吓倒的。他早就说过准备“下油锅”，现在，就更加义无反顾。有人当场就说，对“砍旗”和“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说法，必须公开批驳。胡耀邦想了想，决定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再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然而才过了三天，就有更加严厉的消息传来。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在5月17日这一天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害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所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紧接着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代表团团长召集到钓鱼台。他先是委婉地说自己对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然后又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他不肯直接地批评文章，但却劝告大家提高鉴别能力。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也不就是定论了。胡乔木倒是比较超脱，他没有直接谈论这篇文章的是非，但是他的议论问题的方式令人感到更加严厉。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会上说：我可以负责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分裂党中央。此话甫出，满场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其实，就连他自己也不一定真的相信，他一边信誓旦旦地向他的听众保证，一边又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他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实际上，中南海里的分裂已经出现了。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两个凡是”。但是华国锋仍然坚守着这个阵地。他指示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不介入”、“不表态”。汪东兴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指责胡绩伟和曾涛，还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不过，令汪副主席惊怒不已的是，这两个人居然把他的话全都当作耳旁风。就在他的警告发出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来了一个“下例”。这一次是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也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也即6月24日，《解放军报》又主动地发表了吴江撰写、孙长江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再过一个星期，6月30日，那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也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此文又是经过胡耀邦审定，署名“岳平”，一望而知是“特约评论员”的翻版。你汪副主席不是批评报纸乱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么，现在胡耀邦就用这种办法来嘲讽他的上级。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置禁区。就算邓小平没有这样说，张平化也已经觉得他这个中宣部部长对舆论已经失控。现在邓小平的警告更加令他不知所措。从此，所有的报纸都好像要火上浇油似的。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过了几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开会布置关于真理标准的另外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经过几次讨论，胡耀邦几次修改定稿。9月10日，《人民日报》和第84期《理论动态》发表。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那个春天、那个夏天和那个秋天，可真是一个文章救国的季节。日后文人们谈论起这一段历史，一定会为自己那些文章的震撼力量感到自豪。此前他们从来没有如此地引人注目，此后就更加没有可能。那时候所有的争论，无论是赞扬还是诅咒，都是围绕着文章展开的。所有的权力，无论是沉沦还是崛起，也都是缘自文章的褒贬。而这些文章，十之八九都同京西中央党校那个大院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