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先锋殷敏鸿的来信
前不久，我接到殷敏鸿先生一封来信。殷敏鸿是谁?
最近40年，中国大陆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只有一次。那就是2004年3月24日七人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湖南人殷敏鸿是其中之一。
24日当天，七人乘坐渔船于早晨6点半登上钓鱼岛，在岛上停留10小时，之后被日本海上保安厅警察控制，用直升机运到冲绳首府那霸市拘押。经中国政府交涉，两天后七人获释，飞回上海。由于这一事件给外交造成被动，此后中国大陆民间出海保钓被禁止。
在钓鱼岛10小时，他们考察了该岛的地形地貌、土壤、气候、动植物生态以及建筑遗迹，拍摄了一些照片(见殷敏鸿的相关文章)。
2014年10月24日，殷敏鸿给我来信说：“我在20多岁年轻热血的时候开始参与保钓多年。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思考的深入，逐渐改变了以往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并写下了一些心得，这其中也有您的文章的影响，在此向您表示感谢……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底气，越来越不是味道。我作为一个参与保钓多年，并且曾经冲在最前面的志愿者，思想的转变有一定代表性，也有一定说服力，我希望我自己的观点和转变让更多的人知道，为促进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向文明理性和改善中日关系尽一份绵薄之力，这也算是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殷敏鸿提到的我的文章，是2002年发表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他所说的思想转变后的“心得”，是指在共识网上发表的《钓鱼岛居住开发环境的历史地理考证与实地调查》、《警惕中日关于钓鱼岛的愚民宣传》、《快速解决钓鱼岛问题取决于中国》等文章。
殷敏鸿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日两国有关钓鱼岛归属的争论十分激烈，两国学术界都没有百分之百的理据证明自己完全拥有钓鱼岛主权。当初周恩来和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采取了搁置、回避的态度，这是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保持中立的原因之一。但是，两国媒体对于这一问题的报道，都只列举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有意无意忽略有利于对方的证据，甚至火上浇油，导致两国民族主义情绪加剧，出现过激行为，这不利于钓鱼岛问题妥善解决，并威胁东亚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应该在了解己方依据的同时，也了解对方的依据，以便立足现实，制定正确妥善的对策，尽可能多争取有利于中国的权益。殷敏鸿在文中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的一个发言。何光沪说，他曾听过外交学院一位副院长讲钓鱼岛问题，这位副院长谈到了日本方面主张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何光沪认为，应该让中国民众了解事情的另一面，不然的话，人们会对自己的政府产生误解，在某些时间节点上可能会指责政府“软弱卖国”。
殷敏鸿说，钓鱼岛争端加剧，使日本右翼成为赢家。争端越激烈，日本右翼势力越壮大，对中国的威胁也就越大，甚至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其实，战争手段无法彻底解决钓鱼岛争端。从中国国民利益出发，有必要采取有效方法解决这一争端，熄灭导火索。通过联合国国际法院裁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选途径。中国一直重视联合国，国际法院是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这里的法官来自世界各国，中国曾有过多名法官参与国际法院工作。国际法院声誉良好，判决结果对当事国有约束力。该法院成立70年来，解决了大批领土与海洋争端，如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白礁岛之争、英法海峡群岛之争、利比亚与乍得的奥祖地带之争、柬埔寨与泰国的边界领土之争等。通过国际法院解决钓鱼岛争端，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维护和平、尊重国际法的正面形象，有利于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当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这个问题由国际法院解决，需要得到中日两国同意。假如日本就此问题到国际法院提出起诉，说明日本承认钓鱼岛问题存在争议。假如日本是被动应诉，也说明日本承认存在争议。
殷敏鸿的反思难能可贵。他提出的意见，以及基于国家长远利益考量的理性目光，值得国人思考。
很多人支持殷敏鸿的意见。2014年12月5日，中国《参考消息》报报道，西澳大利亚大学珀斯美国-亚洲中心同一年11月下旬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多数中国公民认为联合国是解决中日海上争端的场所。这所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13年3月在北京和上海等五个中国城市进行了1400次当面采访调查，然后写出这个报告。报告说，60%以上的中国人认为，两个国家应该在联合国解决争端。
这份报告的作者、研究中国社会舆论的安德鲁?查布说，在中国，“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尤其是在网络上”。查布认为，中国的网络论坛、博客充斥着民族主义声音，常常使普通中国人的温和观点不容易被发觉，而外国媒体过于关注某些中国媒体，可能加深了中国好战情绪正在兴起的印象。
记住两个历史
提起中日两国历史关系，很多中国人记住的是日本侵华战争。这段历史不应忘记，但只记住这段历史是不全面的。我们应该了解两个历史：一是战争灾难的历史;二是和解合作的历史。
先看战争灾难史。
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给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形容的创伤。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战后，在美国帮助下，日本原有体制进行了民主化改造。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社会对战争责任逐渐深化认识，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从1972年到2008年，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四个重要政治文件，表达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比如两国政府1998年签署的《联合宣言》说：“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这里所说的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是指当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时的讲话。他说：“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了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重犯错误，我虚心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深刻的哀悼。”
村山谈话确立了日本政府对战争的历史认识，受到各国好评，为后来历届日本首相确认和继承。
笔者根据中国媒体公开报道初步统计，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到2008年，日本政府就战争问题作了25次道歉，表示深刻反省。详细情形参见笔者著作《仇恨没有未来》。
基于以上事实，2007年4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国会演讲时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2008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代表中国签署的中日两国第四个重要文件，即关于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对日本战后坚持和平道路给予正面评价：“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1972年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这句话，为两国以及东亚和平构筑了基础。
近来，安倍政府对历史的反思有所摇摆。安倍有时表示会全面反省历史，有时又模糊地说，“‘侵略’的定义还没有确定”，并且说不必重复“村山谈话”中的“侵略、殖民统治”等词汇。2015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演讲表示，“正视历史”和“宽容态度”是修复国家间关系的正确途径，并且把德国反思战争罪行的经验介绍给日本。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在4月26日安倍访美之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说：“我们建议安倍首相采取与过去谈话一致的形式，拿出建设性举措，缓和地区紧张局势。”29日，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提到了日本“深深的忏悔”以及“我们的行为使亚洲国家的人们饱经苦难”，“我将支持历任首相在这方面表达的观点”。安倍在讲话中对历史的反思是应当被肯定的，但是他没有提到“侵略”，也没有就侵略行为道歉，这是一个遗憾。5月14日，安倍内阁通过系列防卫法案，扩大了自卫队支援他国军队的活动范围，引起中国一些疑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醒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必要的敦促。
再看和解合作史。
最近几年两国关系陷入低谷，人们对两国和解的正面历史淡忘了、忽略了，或者故意不提。用周恩来的话说，六十年积怨和两千年友好往来相比，毕竟是短暂的。两国两千年友好交往史，史书都有记载，这里只说二战以后的和解史。
早在1952年，二战结束不久，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等三人就应周恩来邀请，冒着违反日本出境法的风险，从苏联绕道来华，与中方签署《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引人注目的是1956年。这一年，梅兰芳京剧团访日演出成功，日本电影周在中国十个大城市举行，北京为日本画家雪舟逝世450周年举行了盛大纪念活动。
10月6日，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这天上午，毛泽东来到展览馆，在日本贸促会主席兼展览会总裁村田陪同下参观。看了一楼展品之后，毛泽东在休息室对两国人士说：“这个展览办得很好。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勇敢的、勤劳的、智慧的人民，我们希望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毛泽东又对村田说：“请向天皇陛下问候。”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战后第一次向日本天皇致意，感到意外的村田郑重表示感谢。参观完毕，毛泽东在题词簿上写道：“看了日本展览会，觉得很好，祝日本人民成功。”(引自中国《党史博览》杂志2009年11月号何立波文章。)
毛泽东发表的谈话，确立了中国对日外交的方向。
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之后，经贸往来井喷式增长。1972年中日贸易额为11亿美元，2014年达到3500亿美元，是1972年的318倍。
1972年以来，日本民间企业开始对华直接投资。到2014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总额约为1000亿美元。在华日系企业大约2.3万家，前后总计雇用中国员工约1000万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从1979年起，向中国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贷款。当时中国资金极为紧缺，ODA贷款是雪中送炭，体现了日方反省战争责任、帮助中国建设的诚意。从1979年到2007年总计28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ODA贷款36412亿日元，折合350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40%。ODA贷款中，90%为低息贷款，贷款利率仅为0.79%至3.5%，偿还期为30年到40年(中国国内银行长期贷款利率为7%。世界银行贷款利率为6.3%，偿还期17年)。ODA贷款援建项目都是规模大、周期长、技术难度高的基础设施项目，范围遍布中国各地。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京秦电气化铁路，南昆铁路，首都机场扩建，北京地铁二期，上海浦东机场，武汉天河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湖南五强溪水力发电站，海南、山东、安徽的高速公路项目，北京-沈阳-哈尔滨的光纤电缆……大约160项重大工程。
2008年5月8日，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讲话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支持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各界友人以不同形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热情帮助。对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事业倾注的心血，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
自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日本是支援中国现代化建设出力最多的国家。既包括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也包括建设像宝钢这样的现代化企业，还包括培养人才、提供技术、传授管理经验，以及帮助中国熟悉国际商业习惯、规则和理念等。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有日本的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容纳巨量中国劳动人口就业。这是每一个实事求是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承认的。
1978年，邓小平指示中国有关方面引进日本当代电影。从这一年10月底到1985年，中国先后引进放映了《追捕》、《望乡》、《沙器》、《阿信》等诸多日本当代影视作品。过去，中国人在电影中看到的日本人多是凶残野蛮的侵略者，《追捕》中展现的当代日本的繁华与时髦，高仓健扮演的男主角杜丘的正直坚毅，中野良子扮演的女主角真由美的可爱善良，给中国人极大冲击，无数中国青年成为高仓健和中野良子的粉丝。2014年，高仓健去世，中国外交部也表示悼念。12月28日，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在《新京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人哀悼高仓健，让他感动至深。
1984年9月，胡耀邦代表党和国家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两国和解达到一个新的高峰。3000名日本青年到各地访问，还参观了中南海，这是中南海头一回对这么多外宾开放。29日，中方在人大会堂宴请日本青年。30日，胡耀邦在首都体育馆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如果我们两国青年决心把两国友好关系继承和发展下去，并且教育你们已经生育和迟早要生育的子女也这样做，那么，我们就有把握地说，二十一世纪必定是中日两国更加友好的世纪!”10月1日上午，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观礼台前，专门搭起木制台子，让3000名日本青年在这里观看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当晚，天安门广场举办中日青年舞会，持续到午夜两点。3000人回到日本之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担任了中央或地方的日中友好协会领导人。至今，中日两国人士还津津乐道这次访问的巨大影响。2015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值此之际，我们深深怀念他对两国和解做出的巨大贡献。
1989年6月，中国发生政治风波。7月，七国首脑巴黎峰会发表声明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日本政府要求在声明中加入“不应该孤立中国”的字句。8月，日本顶住国际压力，重启向中国提供ODA贷款。9月，伊东正义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12月1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贸易代表团团长樱内义雄时说，日本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当时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支持中国尽早回归国际社会，与中国最早恢复经济往来，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日。
1990年代至今，日本动漫、电子游戏在中国流行，日本料理在中国城市星罗棋布，日本某服装品牌受到中国民众热捧，日本机电产品和生活用品成为中国家庭的优选，日本医疗器械和药品几乎是每一家中国医院的必备品。目前中国每年大约翻译出版1000种日文图书。日本社会讲究质量和精细的生活方式，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种亚文化。
中国文化在日本又何尝不是如此?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用自己的文字注解中国古籍十三经和先秦诸子，这就是日本。孔子在日本家喻户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在日本有5万，到2014年剧增到80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赴日留学生总计30万人。目前中国人在日本创办的中文电视台、中文报刊等媒体多达120种。东京、横滨、神户、长崎的中国城和唐人街，融入当地发展，对两国和解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朝鲜投票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奥运火炬传递在一些国家遇到障碍的情况下，日本国会225名议员在2007年3月26日，即奥运会倒计时500天之际，成立了“支持北京奥运会国会议员之会”。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陷入低谷，政府间往来大幅缩减，民间交流却火爆上升。中国中产阶级充当了融冰先锋。2014年春节期间，日本使馆颁发的中国人赴日旅游签证同比增加10倍，到东京购物的中国顾客增加325%，东京伊势丹、三越、高岛屋三个商场销售额同比增长400%。2015年春节，中国赴日旅游者数量是2014年的2.5倍。东京一些大商厦销售额比2014年又增长了300%。中国游客在日本大量购买马桶盖、电饭锅等生活用品，成为国际热议的新闻。2015年4月，去日本赏樱花的中国游客挤满日本各大城市景区。中国人流传一句话：凡是到过日本的人，对日本看法就变了。繁荣、清洁、礼貌、文明、秩序、精细，这就是当代日本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一些中国旅游者接受日媒采访时说，虽然两国吵架，但喜欢日本产品和日本文化。曾经的“抵制日货”不翼而飞了。这是中国民众要求中日和解的商业宣言，这也是以民促官、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动力。
2012年6月，中日两国实行货币直接兑换。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实行货币直接兑换的国家，表明日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
2014年12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上讲话说：“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与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这正是对记住两个历史的诠释。
战争灾难的历史固然不能忘记，但它已经定格在那里，是过去时。如果只是记住战争历史，那就只能延续仇恨，路子越走越窄，甚至引爆战争。和解合作的历史，则代表了未来，代表了时代潮流，这就是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二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关系虽然发生过各种不快，但是和解与合作还是大局。
驳“中日矛盾不可调和论”
2014年11月27日，中国《环球时报》第14版发表李敦球的一篇文章，提出中日矛盾不可调和论。他说：“中日矛盾涉及领土领海、历史认知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等问题，属于战略层次，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等于说，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
这种错误而危险的认知，正在一部分中国人当中弥漫。这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思想，也不符合中日两国关系的实际。
毛泽东的对日外交思想，上面已经有所介绍，这里再补充一条。1955年10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说，中日关系很长，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中日应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关系。
周恩来为中日和解倾注的心血，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遗产。1955年1月，周恩来对来华访问的日本贸促会会长村田省藏说：“中日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能够友好的。”(王俊彦著《大外交家周恩来》75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原中联部部长朱良回忆说，从1959年9月起，日本政治家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等人相继访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抽出时间，常常同每个日本友人长谈四五小时，而且多次长谈，包括陪同松村谦三参观密云水库，在火车上同松村谦三促膝谈心。周恩来还提出“以民促官”的方针，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1962年10月，周恩来会见高崎达之助率领的日本贸易代表团时说：“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了我国。特别是东北事变以后，长期占领了我国大片土地，给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我们对此是铭记在心的。但是，这60年的积怨和两千年来中日友好的历史相比还是短暂的。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忘掉它，忘掉积怨，今后加强同日本的友好。我们能否共同努力来提高亚洲的文化经济水平?”(《大外交家周恩来》768页)朱良回忆说，1973年4月，廖承志率团访问日本。出发前，周恩来与廖承志等人谈话，“周恩来特别强调要高举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旗帜，广交新朋友，团结老朋友”。(朱良著《对外工作的回忆与思考》113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
邓小平致力于推动两国和解，更是人所共知。1988年8月2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首相竹下登说：“我是热心于中日友好合作的一个人。”(裴华著《中日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3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关于战争问题，邓小平表达了向前看的态度。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访日期间会见日本天皇时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裕仁天皇听了不禁脱离讲稿说：“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中日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137页)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把中日关系放到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53页)
就中国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多次提出，国与国的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江泽民也曾在不同场合反复指出：中日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
中日两国关系实际情况如何?
对于中日之间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说：“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3页)
钓鱼岛仅有6平方公里，凤凰卫视说它是“鸟不生蛋”的几块石头。中印边界争端仅东段争议领土就达9万平方公里，面积是钓鱼岛的1.5万倍，大小和浙江省差不多。这块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风调雨顺的宝地，就是我国藏南地区。该地区至今被印军占据，印度将其命名为阿鲁纳恰尔邦。长期以来，在两国十八轮边界谈判中，印度寸土不让。不仅如此，2015年2月，印度总理莫迪还亲自前往该邦视察，宣示主权，遭到我国抗议。
再看南海。越南侵占了我国29个岛屿，总计比钓鱼岛不知大多少倍。越南在这里开采石油，从贫油国变成富油国，甚至还向我国出口从这里开采的石油。马来西亚占据我国九个岛，而且是资源最丰富的九个岛。马来西亚也在这里开采石油出口。我国领导人会见马来西亚领导人，不提领土争端，并且说中马关系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关系的模范。众所周知，菲律宾也占据我国四个岛。从以上情况来看，就我国周边领土争议规模来说，钓鱼岛很小很小。这个争端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时期一直存在，并未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两国关系发展，所以中日关系不应被钓鱼岛争端绊住脚。
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领导人对于战争灾难和历史责任问题是有认识、有交代的。标志是前首相村山富市1995年的“村山谈话”和中日两国签署的四个政治文件。同时，历届日本政府领导人还就战争问题向中国道歉25次。当然，我们应注意到安倍政府对历史认识的摇摆。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5年3月29日发表文章《日本需要正视战争历史》指出，安倍在讲话中质疑“侵略”的含义，招致了批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安倍也曾多次表达对历史问题的反省。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日本政府领导人将在8月15日就历史问题发表演讲，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在批评日本的同时，也要向法国学习，对历史问题要宽容大度，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样高瞻远瞩，超越当前，着眼未来。
关于地缘政治，主要是指东亚地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即中日两国争夺东亚主导权。在人类历史某些阶段，崛起的新兴力量冲击原有国际秩序改变权力格局，常伴随战争，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但在全球化、民主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互相嵌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大规模战争调整国际关系，已经不可取。如今日本对中国崛起仍然不太服气，但是只能逐渐适应这个过程。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方面超过了日本，但是在制造业质量、技术研发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还落后于日本，需要向日本学习。
近年来，随着安倍政府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日本军力，中国媒体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声音。这种论调不符合日本社会实际。什么是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把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服务于战争。在这样的社会中，军事机构是全社会核心，占据最重要地位，战争不仅是军人的事，而且是全体人民的致力目标。众所周知，日本社会并不是这个状态。
总部位于瑞士的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2015年3月18日发表“是否愿意为国而战”的调查结果，在调查的64个国家中，日本以11%排在最后一位，而中国愿意为国而战的国民数字是71%。这就是说，在日本只有11% 的人愿意为国家而战。这哪里是军国主义的形态?正因如此，中国《环球时报》2015年3月19日报道说，日本各界对政府的某些政策抱有警惕，反战声音不绝于耳。该报道还说，3月中旬，日本《读卖新闻》、《东京新闻》、《北海道新闻》等媒体都发表文章，要求日本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今天，积极参与和平构筑。2008年5月7日，中日之间第四个重要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说：“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这是对日本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我在2002年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中说：“要让一个战败国永远不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是不可能的。面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
缺乏事实依据渲染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容易导致“误会连着误会”，使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沿着错误的方向滑动，不排除最终引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我们要十分警惕的。
还是邓小平头脑清楚。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对来华访问的樱内义雄说：“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49页)
媒体对两国关系恶化负有重要责任
这两年，中日两国媒体在报道和评论对方时，对符合自己愿望的蛛丝马迹极力渲染，对不符合自己愿望的事实视而不见，对两国矛盾火上浇油，对两国关系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中国媒体而言，咒骂日本成了家常便饭。特别是网络论坛，话语暴力呈现失控状态。2014年8月5日，中国一些大网站首页发表了《中国核武器能够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这样一篇恐怖文章，令周边国家感到忧虑。还有不少媒体在回忆甲午战争时煽动延续仇恨，说“当前最需要的就是唤起强烈的耻辱意识”。安倍也说过中国好话，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比如，2014年9月安倍在日本国会发表“表明自己的想法”的演说。他说中国的发展是日本的巨大机遇，两国应该改善关系，对亚洲和世界做出贡献，早一点实现首脑会谈。对此，中国媒体没有报道。
近几年，中国电视台在晚上黄金时间播出抗日电视剧，仅2012年就生产200部。不少电视剧胡编乱造，十分无聊，既不能准确反映历史，也没有教育意义，因而受到广泛批评。有的编剧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上边”让写的，不写不行，写别的就通不过。如此高密度、长时间播出这些电视剧，一方面是播种仇恨，另一方面反而淡化了严肃思考。
2014年11月7日，中日就改善关系达成四点共识。11月10日，在北京APEC峰会上，习近平会见了安倍晋三。这是两国关系的突破，国际社会对此评价很高。据国际媒体报道，安倍晋三在会谈中提出，想在四个方面和中国一起努力改善21世纪两国关系。一是推动两国国民互相理解;二是深化经济合作;三是在东海进行合作;四是努力稳定东亚安全秩序。中国媒体对安倍这四个方面的建议也没有完整报道。
11月15日，中国媒体突出报道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前一天在日本参议院回答反对党议员质询时说的话：“四点共识是日中针对现状取得一致意见而汇总的东西，没有国际法效力，不具有国际约束力。”这一报道立即引起中国社会不满，刚刚达成共识，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但是，中国媒体没有报道岸田文雄接着说的一句话：“但是日中之间必须尊重这个文件。”原来，那位反对党议员在议会中再三质询岸田文雄：四点共识有没有国际法依据?岸田文雄认为四点共识并不是依据国际法某个条款做出的结论，因此就那样回答了。但他又强调两国必须遵守这四点共识。如果中国媒体完整报道这件事，就可以减少误会。
再看日本。总的来说，日本媒体多元化程度高于中国。比如，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在日本出版著作，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外务省退休高官(原外务省情报局长、日本驻伊朗大使)孙崎享2012年在日本《朝日新闻》等大报发表文章并出版著作，说钓鱼岛并非日本固有领土，那里存在争议。孙崎享还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表达自己的观点。像这样公开发表与政府立场完全相反的观点，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日本不少媒体也怀有偏见。最近几年，“厌华厌韩”成为日本出版界趋势，谴责中国和韩国的书籍比比皆是。比如《中国崩坏》、《中国即将崩坏》、《中国为什么崩坏》，以及《被世界讨厌的中国和韩国》、《中国人和韩国人内心之阴暗》、《呆韩论》、《嫌韩流》等，摆在书店显眼位置招揽读者。日本媒体2014年2月报道说，东京神保町的三省堂书店，一楼收银台前最醒目的柜台都放着这些书。该书店店主说，这类书销售额越来越大，所以开设了专门的柜台。日本出版界人士说：“骂中国的书就卖得好”，“其他出版社也这么干”。日本一些周刊也冲在前面骂中国。《周刊文春》、《周刊新潮》、《周刊现代》等杂志刊登“厌中厌韩”文章数量最多，而且观点激烈。日本学者分析说，由于纸质媒体销售量下降，一些周刊刊登反中反韩的文章吸引读者。2013年7月，《周刊文春》发表文章说旅日华人艺术家吴汝俊是“中国间谍”。这篇文章在各个媒体和地铁上做的广告标题十分抢眼——“操纵鸠山由纪夫和首相夫人的中国间谍”，引起日本社会哗然，连安倍首相夫人安倍昭惠都看不下去，亲自给吴汝俊打电话说：“真对不起，你为日中交流做了那么多，那家杂志却那样写。”安倍夫人接受采访时说：“我是被吴汝俊的二胡感动了才与他交往。多少年来，他从来没有与我们谈论打听任何政治上的事情，怎么可能是间谍呢?”
日本出版界有些人士对这种情况感到痛心，他们达成了“不参加仇恨发言和排外主义的出版人员协议”，并召开会议，出版了一本名为《思考无仇恨出版制造者责任》的书，从出版业的角度提出抗议。
日本动画传奇人物宫崎骏在2013年制作动漫电影《起风了》反思战争，受到网络攻击。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指责宫崎骏是“日奸”和“叛国者”，给宫崎骏造成很大压力。
我在2002年发表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狂热与媒体不负责任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一些媒介为了商业利益迎合民众情绪化要求，堕落到是非底线之下，对两国关系恶化要负很大责任。十几年过去，情况没有根本改善，这是令人痛心的。
法德、俄德世仇和解的启示：建立和解学
苏德战场是二战最为血腥的大战之地，德国人给前苏联带来巨大灾难。
但是，二战结束之后，前苏联和俄罗斯为战死的德军修建多处公墓，慰藉这些阵亡者的灵魂。据考，约有300万德军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土地上阵亡。俄罗斯媒体说，为阵亡德军修建公墓不是为了纪念纳粹，而是尊重每一个消逝的生命，同时对二战进行反思，推动俄罗斯和德国和解。
在已经建好的公墓中，诺夫哥罗德公墓埋葬4万德军，伏尔加格勒公墓埋葬5万德军，摩尔曼斯克公墓埋葬1.2万德军，彼得堡公墓埋葬6.8万德军，普斯科夫公墓埋葬1.6万德军，特维尔公墓埋葬8千德军。还有一些公墓在建设中。这些公墓维护得很好，每年都有德国人前来凭吊亲人。2013年8月落成的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杜霍夫希纳公墓规模最大，埋葬了7万德军。中国《参考消息》报2013年8月6日报道说，这个墓地建设耗时10年，得到俄罗斯老兵、军人和大学生以及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的帮助。在建设公墓的过程中，曾经遇到一些阻力，但最终克服困难，得以建成。
二战中，前苏联斯摩棱斯克州有数百万人牺牲，这里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2013年8月4日举行公墓落成仪式，德国国防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和一些德国官员应邀参加仪式。斯摩棱斯克州副州长伊戈尔?斯可别列夫在讲话中提到俄罗斯与德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和解对话。他说：“永远不要被复仇情绪左右，不要向任何人强加负罪感。”德迈齐埃说：“战争墓地一直都是和解的重要场所。过去的战争和争端，变成了今日的伙伴关系和友谊。”
再看法德和解。法国总统希拉克有一句名言：“仇恨没有未来。”这句话是他在2004年6月6日纪念二战中盟军诺曼底登陆60周年时讲的。
这一天，包括美国总统小布什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内的16位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法国诺曼底海滩举行的纪念仪式。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总理施罗德也出席了仪式。
1944年6月6日，盟军集结上百万兵力强行登陆诺曼底，与德军进行了惨烈战斗。无数盟军官兵葬身大海，最终登陆成功。
2004年6月6日，旭日东升之际，希拉克和施罗德共同为诺曼底登陆纪念碑揭幕。碑上深红色的法语铭文是：“2004年6月6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共同参加了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碑文如此朴素，只是陈述了一件历史事实。但人们深信，这一历史事实将产生长远影响力，宣告一个时代终结，也为世界的未来提供了光辉参照。
希拉克给二战老兵授勋之后发表讲话。他的话好像是特意说给施罗德的：“60年过去了，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不曾忘记那个决定欧洲和世界命运的时刻。60年前的今天，这里是血与火的战场，但这里更是新生的开始——欧洲联合起来，以及支撑这一合作的和平、民主、自由的理念，正是从此产生的。我希望德国与我们一同记住自由的理想重归这片大陆的那些时刻。我们树立起法国与德国和解的榜样，是为了向世界宣示：仇恨没有未来，通往和平之路永远开放。今天，德国总理的光临，再次见证了我们为实现民族和解的长期努力取得了成果。”
施罗德表示，出席这次纪念活动，是为了让后代牢记欧洲人对维护永久和平、共同建设欧洲的责任。他说：“虽然战争给我们留下了不同记忆，但我们拥有共同的信念，我们都渴望和平。德国人未能阻止那场战争，为此深感历史的责任不能推却。”
施罗德在活动中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他说他的父亲二战期间死于罗马尼亚，战争造成的苦难刻骨铭心。
法德两国媒体评论说，德国总理出席纪念仪式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和解不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也不是出于什么“战略平衡”的考虑，而是基于双方永远放弃战争的共同决心。
近代以来的欧洲，在半世纪内遭遇两次大战，险些成为文明的祭品。战后欧洲痛定思痛，不再相信眼泪，不再相信形形色色的煽动宣传。欧洲相信价值，相信对话，相信实实在在的制度建设，相信只有通过自由、宽容与和平价值的共识，以民主手段推动欧洲联合，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战争。
我的德国朋友、德国《世界报》驻北京记者约尼?埃林经历了法德和解的进程。他说，法国和德国的战争次数要比中日两国多。但1963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签署《爱丽舍宫条约》，确定两国合作的目标与步骤，从而推进了欧洲和解。至今法德一直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在欧盟里，没有这两国同意，任何事情都办不成。随着欧盟扩大，情况更加复杂，但是法德合作没有变过。可以说，没有法德合作就没有欧洲的今天。
同样道理，没有中日和解，就没有东亚安宁，东亚需要不再延续仇恨。
2007年3月13日，当时担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亚历山大?唐纳用自己父亲的故事，说服澳大利亚人与日本加强合作。他说，他父亲老唐纳爵士在二战中被日军俘虏，在新加坡樟宜监狱关押了三年半，受尽折磨。1950年代老唐纳出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时，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唐纳说：“我父亲认为，虽然日本人折磨他，他自己也险遭毒手，但是时代变了，世界在向前进，澳大利亚和日本必须共同向前迈进。”
这正是美国作家房龙的《宽容》一书的主题：宽容能够促进和平、理性、自由、民主、科技进步与繁荣。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中日两国民间互动，展现出理性、宽容和互相理解的一面，甚至走在政府的前面，成为推动两国和解的基础性力量。
2012年9月下旬，中日两国钓鱼岛之争白热化。9月28日，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为首的1300名日本知识分子发表联合声明《终止领土问题的恶性循环——日本市民的主张》。
这份声明说，领土问题挑动神经，辗转升温，谁也无法预料是否会发生战争。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主张和平对话解决问题。各国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克制民族主义，冷静处理问题，媒体呼吁社会保持冷静很重要。
声明批评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应该停止‘领土问题不存在’的提法。不论由谁看来，领土问题和领土纷争都是存在的。”“日本最重要的就是应该认识反省自己的历史，尊重与中国签署的重要文件，并且应重申对于历史进行反省的河野谈话(1993)、村山谈话(1995)、菅直人谈话(2010)，加深与邻国的和解、友好、合作。”
声明说：“对于争议领土的资源，除了共同开发、共同利用之外，其他办法势不可行。”
这份声明在网上传播之后，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六天之后，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为主，加上部分台、港、澳知识分子，共计800人，在互联网上签署了《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的声明。
声明说，我们读到日本市民发起的联署声明，感受到来自日本人士的诚恳善意。有关钓鱼岛的争议，前人已经提供给后人务实的思路。1972年周恩来表示了搁置争议的意向，1978年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方针，为的是不让钓鱼岛成为妨碍两国正常交流的障碍。在今天看来，这个决策仍然是明智的。日本需要对历史有足够的认识，不能再制造新的争端。就目前局势而言，我们希望争取一切可能的途径对话协商。不论是国家还是人民，只有在和平中才能繁荣昌盛。战后日本各方面的成果，世人瞩目。我们看到了日本社会在今天的改变，看到了许多日本人士在战争道歉和重建和平方面的可贵努力，以及日本对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的有力援助。因此，在正视历史的同时，也需要根据今天的现实，做出新的认知和判断。
声明提出了两国都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警惕和反对任何利益集团或政治派别，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挑起领土争端，操弄和绑架民意，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声明说，2012年9月中旬，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的因钓鱼岛争端而引发的打砸烧行为，我们非常痛心，并且加以谴责。并对中国国内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说，“最近中日文化交流受到限制，有关日本书籍的发行也在部分城市一度受到波及，这是极其不明智的，也是令人遗憾的。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有着十分有说服力的丰富成果。领土或政治方面的争议，不应无限制地扩展到其他领域。”声明还说：“中国的教科书也应增加不同民族相处与融合的内容，以利下一代思考与判断，并培养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与自己不同的国家和人民，发展中日民众之间互相尊重，让年轻人在伙伴关系和友谊观中正常成长。”
在中日两国因领土归属引发的激烈争斗中，两国民间人士能有这样较大规模的理性互动，是两国交往史上的第一次。
法德和俄德的和解启示我们，在东亚应当建立一门和解学。
初步设想，和解学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希望有志之士共同讨论，丰富内容。
一是和平。国家之间，应彻底摒除用武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
2015年3月29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讲时说：“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这是和解学的指导思想。
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论述的，和平是最高的价值和目标，应当追求永久和平。我们看到，在世界史上，不同国家曾经把和平当作一种谋略手段。比如，有的国家口里高喊和平实际上准备动武，有的国家提议和平是为了获得喘息时间解决内部危机，有的国家主张和平是为了实现有利于自身安全的“战略平衡”，有的则是为了从别国获得技术和资金，甚至只是为了拉拢某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这些做法是把和平当作谋略，而不是尊崇为价值。如果两眼被谋略遮住，把谋略视为国家行为第一要义，那就没有永久和平可言。
二是反思。2014年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研讨一战和二战的热潮。很多学者指出，民族主义狂热在一战和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以后，西欧国家就民族主义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了以理性约束民族主义。欧盟的诞生正是这一反思的成果。有学者指出，东亚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晚于欧洲，当前东亚国家进入了民族主义勃兴期。对于东亚各国来说，由于调动民族主义资源能够增加统治合法性，增强民族凝聚力，所以统治集团利用民族主义巩固权力基础，扩大政治能量，成为普遍现象。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敌人存在”，能够在国民当中产生凝聚力。特别是对于一个新生国家来说，“需要朋友，更需要敌人”，因为有了对立面，才能感觉自己存在的价值。尼采这些话，是一个诱人的陷阱。东亚国家应当反思民族主义，避免落入这个陷阱。
日本是二战的加害国，理应进行深刻反思。反思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加害国的诚恳反思，对于营造国际和平不可或缺。上文提到，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是有反思的。2007年4月，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国会发表讲话，对以“村山谈话”为代表的日本政府的反思，给予较高评价。《朝日新闻》2015年4月的民意调查说，日本各界民众认为“村山谈话”是“妥当”的占74%，认为是“不妥当”的占13%。这说明日本社会也是有反思的。
最近，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发表谈话说，日本应当反复地向中韩等受害国道歉。道歉并不丢人，日本过去侵略他国是事实。村上春树提倡的态度，值得安倍政府思考。
三是宽容。默克尔就历史问题在日本发表的演讲内容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正视历史，二是宽容态度。后者指的是法国等国家在二战之后对德国采取了宽容态度。默克尔说：“如果没有我们邻居的大度姿态，和解无法达成。”
事实正是如此。2009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停战纪念日”讲话中说：“战争对于双方来说同样糟糕，就在法国的孤儿和寡妇们为自己的父亲和丈夫流泪的时候，德国的孤儿和寡妇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法国宽容态度的表现之一。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紫罗兰把香气留在踩扁它的脚踝上。”这是对宽容生动的解释。宽容是美德之王。一个人拥有一颗宽容的心，能减少焦虑和压力，宽容者的心将会得到解脱。一个国家拥有宽容的态度，能够体现国家的气度、胸襟和魄力，是自信和拥有力量的表现。
历史教训在于，一战之后，法国等战胜国对战败国德国过于苛刻，结果事与愿违，反倒激起德国民众的复仇愿望，为希特勒上台发动二战提供了契机。二战之后，欧洲吸取了沉痛教训，法国一开始就向德国伸出和解之手，并通过多种机制和条约根除了民族仇恨，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事实表明，宽容是和解之母。这一点，值得我们中国民众深思。
自2014年11月到2015年4月的5个月内，习近平与安倍举行了两次会晤，商谈改善两国关系，东亚各国民众感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与此同时，两国在海洋事务、安全、经贸、文化、旅游、环保、自贸区谈判等各方面恢复交往，中日关系再次进入“破冰”期。2015年中国将首次举办抗战胜利阅兵式。众所周知，俄罗斯曾多次举办纪念二战胜利阅兵式，但是并未影响俄德和解的进程。当代中日关系复杂曲折，正如中国古代诗人柳宗元的诗句：“江流曲似九回肠。”但是，和解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目前中国要考虑的问题，除了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之外，还有整个东亚的战略以及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问题。后者更带有全局性和长远性。最近网上有议论说，形势正在变化，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和美日强化军事同盟，新的“东西方冷战”正在形成，有些人也趁机散布战争言论。中国对此虽然不能完全放松警惕，但是更主要的精力和努力方向，应该是顺应世界潮流，营造东亚地区和平框架。就中日关系来说，开发中日和解的两千年历史资源，尽量降低两国敌意，避免擦枪走火，减少周边外交梗阻，走向中日互惠双赢，是符合两国民心以及东亚各国需求的明智之举。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应该看到日本朝野上下强烈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比如，日本明仁天皇2015年以来两次发表谈话，要求正确地反思战争历史。55岁的皇太子也在2015年2月发表谈话，要求国民以谦虚的态度回顾过去的历史。习近平在最近5个月内两次会晤安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全局性考量，应该支持。中国应该向日本积极释放善意。过去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还一再想办法促使中日接近，今天我们更不必被历史问题绊住脚。我们希望，在和平、反思与宽容的原则下，通过政府和民间两个渠道持续努力，两国逐渐实现和解。这是我现在再度撰文阐述对日新思维的目的，也是我们现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应该得出的结论。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欢迎日本3000人访华团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讲话说，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两国民间交流，希望两国各界人士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发展友谊。这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希望。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
来源：《领导者》杂志总第64期（2015年6月），转自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