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4月，春回大地，绿满枝头、鲜花竞放、生机盎然。中国古人从天人合一，顺天承运考虑，即使是皇权专制时代，也还是制定出春夏行赏，秋冬行刑的治政规范，一般对死刑犯都在“秋后问斩”。而中国当代两位心貌俱美的圣女张志新(1930-1975年)和林昭(1931-1968年)却都是在正值春天4月被问斩的。张志新烈士就义于35年前的4月4日;而林昭烈士则成仁于42年前的4月29日。这是两位貌美若春花，心慧如天使的女性啊。她们曾分别就学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如果那时评选“校花”之类，她们应当是名列前茅。张志新具有音乐艺术的天份，其外在与内在的美丽，只有小提琴这西洋乐器中的公主堪配;林昭则具有绘画和诗人的秉赋，单单她的诗词文章的文思飞扬、大气磅礴就足以令文人骚客自愧不如，无法望其项背。近乎完美的外貌、气质、人品、才华和能力，使得堪称天之骄女、风华正茂的她们，即使死于疾病或横祸都会令人惋惜上帝的疏忽和慨叹上天的不周，更何况，她们死于经意瞄准不偏不邪的子弹?(左上张志新雕塑为严正学、朱春柳夫妇倾情之作。)
她们死去三、四十年了!由于这被踩灭的生命太过完美，不仅叫人扼腕不忍，以至于会生出这样一种疑惑：如此美丽芬芳而多才多艺的她们死得却那样凄惨，值吗?进而，出于一种恨不能历史可以重演、时光可以倒流的痴情，会问，难道她们不死，中国的“文革”就不能结束?中国就不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吗?她们以死相祭的是什么?她们牺牲的意义何在?
是的，她们以及由于同样的机制在那个年代被国家机器冷酷地碾碎的中华儿女――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的牺牲没有改变当时中国人民物质的贫穷、精神的不自由、社会秩序的混乱，整个民族人性的扭曲。中国在她们死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与她们的牺牲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这却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她们及所有和她们同样命运的中华儿女，在中华民族整体神经麻木、以邪为正，屈服于权力者指鹿为马的淫威、萎缩地苟活的历史环境下，不但敏锐地查看到中国政治的悖谬，而且把他们看到的悖谬揭示出来，不惜以生命的代价坚持她们所认识到的真理。硬是不肯就权力之范，硬是宁肯死，也咬住一条：鹿就是鹿，绝不是马!因而，她们堪称20世纪中国的女性苏格拉底，她们放射出的光芒将穿透时空，与人性和天地恒久远!
既把她们与苏格拉底相比，就有必要领悟一下苏格拉底的精神内涵。苏格拉底之死是苏格拉底人格得以成全的一环，正如耶稣之死是耶稣道成肉身的完成一样。两位西方圣贤的共同特点，用中国人最容易理解的俗话来比方，就是不肯向握有生杀之权的一方“检讨”、“求饶”。从凡人的角度看，耶稣是死于他思想的博爱与先进，不被当时的犹太教所容，也不被当时的犹太人所理解。从基督教神圣史的角度，则耶稣生前的神迹和死后的复活已经告诉我们，他是神子人主，他的生他的死都是上帝救世的安排。我们凡人可以学习他为了完成救世使命而从容赴死的精神，但是却不可能经验地验证和理性地解释他那些超凡能力和死而复活的机制和缘由。对于耶稣之死以及死后复活，虽然以非位格之天为信仰对象的中华文化难以理解，我们毕竟还是可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来开释。即对这种不理解我们会有一种理性的释然。然而中国人对苏格拉底之死的难以理解，却更多地是出于民族性格和心理习惯。这种不理解的实质是在能够逻辑地理清前因后果的情况下，很难认同苏格拉底的选择。这不是说中国人不具有超越精神，不具有舍生取义的价值认同，而是因为，中国文化一直就有一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豁达与自信。所以笔者教过的不止一位学生，对苏格拉底之死都提出这样的质疑：苏格拉底为什么要以死相许那个有缺陷的法律?如果这可算是他的忠诚，难道不恰恰是一种愚忠、一种迂腐吗?
是啊!苏格拉底那开启了西方哲学的内向度自觉并承认人的认识的终极有限性的大智慧，他对哲学要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灵的最大幸福的强调，他引导人们从现象入手透视事物的本质、“催生”真理的辩证法，他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坦荡直率、朴实随和、重义轻利的为人风范，他的视名利与物欲享受为浮云，追求真理为人生第一要务的哲人美德，……这样不可多得的圣贤，假如能多活几年，不是比他义无反顾地接受死刑的判决在结果上要积极得多吗?更何况，苏格拉底要想保持着尊严地活下来是不成问题的。他不需要把自己变成出卖同志的叛徒，不需要向权力者屈膝行贿，不需要向群众低头认罪，不需要做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做的自虐式自我批判、把自己说成一堆臭狗屎。他唯一要做的一个让步，无非是在法庭上承诺不再到处去宣讲他所信奉的信条：“财富不能带来美德，而美德能带来财富和其他一切幸福。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如此。”如果这种承诺还让他觉得耻辱，他还有一条逃亡之路，即接受他的学生们已经为他打点好了的越狱安排。我们多数中国人都会问：这很难吗?但是两条看起来似乎不失尊严、天经地义的生路，苏格拉底都明确地拒绝了。对于第一条生路他明白地说：不论法庭“是否准备释放我，要知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即使我要为此去死多少次。”对于第二条生路他的拒绝是，他有责任和义务以对国家法律对他的判决的服从来维护法律的尊严，“我不能仅仅因为我碰上了这件事就放弃我过去一直遵循的原则。”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舍生取义，因了坚持追求真理的思想自由权利，坚持他的价值立场或做人原则泰然自若地饮鸩赴死。
恰如鲁讯所见到的，悲剧是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苏格拉底以宝贵生命毁灭的悲剧，展示给我们什么价值呢?这即是宁肯付出生命，而绝不放弃作为人思想自由的权利。他用生命揭示给我们这样一个“天条恒律”：无论是别有用心地加害于人的小人，无知地参与起哄的俗人，还是愚昧、僵化、残忍的法律，在大义凛然的思想面前，都会暴露出虚弱、丑陋以至邪恶的本质，都绝不可能战胜那些拥有精神自由的伟大灵魂。从此以后，人类的思想家们就有了一个无法超越的以自由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标杆。
中国女性苏格拉底们，在中国远为残忍污浊、昏庸无道的暴政下，以她们柔美的生命扛起坚韧不屈与刚正不阿，更把苏格拉底演绎的思想自由精神发展到了极致，而叫暴政的统治者们领教了一个权力无法僭越的限度：它确实能够剥夺追求和践履真理者的人身自由，可以用正铐反铐、关小号、割喉管、取肾、酷刑折磨、枪毙、等等残忍手段结束人的肉体生命，但是却绝不可能吓退和阻止人类追求和践履真理的自由意志。
张志新的主要遗作是她在被关押期间(1969-1975年)，特别是在1969年至1970年这两年间写下的共约10万字的“交待”材料、审讯记录、抗议书、书信。她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及其原因的分析和判断、对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辩护、对“文革”中种种颠倒是非、忠奸、真假、人妖的拨乱反正，提前10多年就达到了进步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1980年以后才达到的水平。即使站在时间铺垫了35年的时代台阶上，以现在官方智库达到的水平看，直到今天她仍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先觉者。她在那个全中国都把毛视为神明的年代，就明确地对毛泽东的理论问题、个人修养问题和用人问题都提出了尖锐切实的批评。
她指出，毛泽东在“大跃进”“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错误”;毛泽东“在理论基础方面，违背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身的实践和自己的论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则相违背”;她针对毛泽东所提出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主观的阶级斗争论硬套，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就形成过火斗争……在党内外就会形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文化大革命，则是“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上引张志新的原文均转引自怀新：“重读张志新”一文。后出自同一出处的引文不再跟注。)
她明确地认定，毛泽东有言行不一的问题，他自己曾提出“马列主义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然而，他虽然自己论述过这一道理，“但对自己没有起作用”。对于错误“采取了不敢正视和粗暴压服的办法”，“没能以谦虚的、平等的、科学的态度处理这些问题”。“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等人采取了罢官的处理，并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导致的恶果是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化”。她认为，毛泽东搞个人迷信不可取，毛泽东有晚节不保的问题，“近年来不谦虚了，在胜利、成绩面前骄傲了”。“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这些年，什么都提毛主席，放在党的上面”。她对鼓动群众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十分反感，说：“过去封建时代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她认为，毛泽东“是步斯大林的后尘，甚至超过斯大林”。
她还明确地对对毛泽东重用林彪、江青提出看法。她反对把林彪定为接班人，认为接班人“应该是自然形成”，认为林彪对毛泽东所犯的错误起了促进作用。她认为毛泽东把江青从一个普通干部提升为中央领导，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对她的支持更是不当，“所谓的文化革命的路线问题，也就是涉及到是否能树立江青在文艺战线的作用和影响”。她还指出，江青管的面过宽，连王光美出国的服饰都要过问。作为一名文艺干部，张志新对江青推行的所谓文艺改革产生的恶果表露出严重的担心，说：“‘文化大革命’这样弄下去，就剩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祖国的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
张志新对毛泽东错误的批判，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式。这一点是今天的我们不能苛求的。使张志新成了中国的女性苏格拉底的超凡伟大，主要不在于她在那个颠倒黑白的时代能有上述深刻、尖锐、超前的认识，而在于她在完全了解专制的逻辑的情况下，在她的生活经验和理性认识可及的范围内，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围里，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队伍里，以她美丽柔弱之躯，拼尽了全部生命的能量，坚持了民主、平等、思想自由、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这样一些普世价值;坚持了与这个范围内的荒谬与邪恶的不屈斗争，寸步不让，至死方休。
笔者在“普世价值论”一文中，曾指出过垂直维度的普世价值的作用是，使人能够辨别善恶，择善弃恶，使人对效用性价值的选择有了方向性，使人对水平维度的人文价值的创造与丰富具有了反映人的精神超越性的同道之美，使人类精神能在天人关系或神人关系中，有可能不断地向上提升超越，而达到神圣的境界。从轴心时代开始，垂直维度的人文普世价值就通过三种形式渗透到中、西方社会中。
一是造就了中、西方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达到了普世人文价值的伦理高标的英雄豪杰和文化伟人，给人类树立起千古为人的典范，而撑起中西文化的人文境界高度。二是通过国家或教会的鼓励和知识分子的传播而普及于社会各个层面，渗透于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中，渗透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中，比如中国儒家伦理主张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比如西方的基督教伦理主张的对上帝的信、望、爱和智慧、正义、勇敢、节制;……中西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能延续下来，人类社会能保持其延续与发展所需要的秩序，人际关系能保持其生存所需要的一定程度的和谐，人类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能一代代地积累下来，没有这种普世伦理的支撑作用是不可想象的。三是通过具体化为某个阶级或阶层内部的道德规范，而在其范围内发生影响。比如造反的奴隶，不会对其造反对象的奴隶主讲忠诚信义等等，但是在奴隶造反者内部却会强调这些美德。家族之间有世仇而彼此视为不共戴天会主张对对方格杀勿论，然而在家族内部，却仍旧要强调慈孝亲情。在历史过程中，普世伦理曾以非常局限的形式渗透在人类社会行为中。假如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这种普世伦理的维度，人类群体性存在方式都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人类社会就从不曾超越物性和兽性而具有属人性。(参见“普世价值论”之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原则，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要服务于无产阶级立场，民主、平等、思想自由这些价值不适用于非劳动阶级和革命队伍之外，但却毫无疑问地适用于劳动阶级特别是共产党内部。而在那个“文革”时代，一切都变成毛泽东说了算，在共产党内部这些价值原则也都不再适用了。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被扭曲到这样的程度，只要运用正常的理性，就可以发现问题，可惜的是党内多数、民众的多数已经被毛泽东鼓励的对他的偶像崇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迷信忽悠成了任人驱策的行尸走肉，中国人已经被历次政治运动整治成了不敢在关系到党、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情上，独立自主地去观察、去判断、去思考、去谈论自己独立见解的聋哑族群或鹦鹉物种。在这种历史氛围中，张志新坚持了她作为一个中共党员的理性思维，坚持了在共产党内部应当坚持的民主、平等和实事求是。她说：“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拿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不行!我还要走自己的路!”“见错不纠，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其实张志新自己要走的路，或她所坚持的真理内容十分简单：眼见的事实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贯用来教育党员和人民的思想不符;用来打倒所谓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的理由与事实不符。简单地说就是，当权者指着鹿说，这是马，多数人都跟着说，是的，这是马。而张志新却坚持说，不，这不是马，是鹿。
这种坚持所以伟大，是因为她首先要直面的是在专制的权力规定了的生与死之间作选择。张志新知道专制的逻辑：你一定要坚持马不是鹿吗?那就让你死。可张志新还是坚持要说她见到的真相。张志新也有内心的痛苦：“我自己斗争得很激烈，就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不投降，有后果;投降，自己又做不到。以前我还想自己的事，算自己的账，两个家庭(亲属)加起来二十一个人，这些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我是共产党员嘛!为了自己的家，忘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不行!”
这种坚持所以伟大，还因为它不得不在同样是专制权力残忍地规定下，在亲情与真理不能两全之间放弃一样。张志新也曾扪心自问：“如果出自个人，难道家庭父母子女不值得牵挂?远离双亲、子女一年、二年……若坚持立场观点不放，也许就永远不能相见。世界上母亲千万个，哪一个没有慈母心?难道说唯有我张志新的心最毒狠!?不，凡是了解我的人都不难得出评论。但为了寻求真理，这一切都可抛开”。
张志新啊，我们中华民族美丽的女性苏格拉底，她既像苏格拉底那样在生死之间选择了以死殉正义，也像苏格拉底那样在亲情和真理之间选择了宁肯放弃亲情而不放弃真理。讲真话本来是生活中最正当也最正常的内容，真理与亲情并不是不共戴天的关系。然而专制的逻辑就是要扭曲这些天经地义的关系，就是逼迫人必须在其间作出痛苦的抉择。知女莫若母。张志新的妈妈这样评价自己的女儿：“像世界上亿万母亲那样她有一颗慈母的心。只不过它不是一颗平凡的心，这颗心不仅关怀着子女，而且关怀着人类。”(转引自怀新：“重读张志新”一文。)
张志新活着的同事，曾对当时的情形有这样的回忆：
“有一天，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学习，让大家谈谈对‘文化大革命’的体会和认识，亮亮自己的真实观点。张志新想，既然党号召‘谈真实想法’‘亮真实观点’，况且这是党内的会议，便说了许多话∶她认为“文化大革命”“左”了，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许多被打倒的老元帅、将军，老干部都是革命功臣，……就是这些话吧!我们当时听了都吓了一跳!
……我们这些和她共同工作多年的同志，个别找她谈话，我也找她谈过∶当然是希望她承认错误，让她检查一下。只要她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我们对上面也好说话，往上面报材料时，可以说∶她通过大家的批判帮助，提高了觉悟，认识了错误，并有悔改表现。争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从轻处理。可是她怎么也不肯。”
“上面继续组织对她批判。可是每一次批判，她不仅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讲出更多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实在也没有办法!……直到她知道要逮捕她时，还讲∶自己是一个党员，这是自己的看法，在会议上讲出来是符合党章的，她也太天真了……这么一件大案，谁也隐瞒不了。头头们只好报到省革委会，省革委会当然要逮捕法办她!”(引自新浪网，韶华：“噩梦年代里的张志新”)
世故的人们会说：张志新确实是太过天真用鸡蛋跟石头碰，而专制者则会歹毒地给出一句：想找死还不容易么?那么，张志新牺牲的意义到底何在呢?
恰如怀新在“重读张志新”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张志新以及与她同样命运的一批民族精英在那个专制、黑暗、丑陋、人性被扭曲的年代，“以自己的鲜血挥洒出来一个‘不’字”。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不”字，实际上撑起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因为这个‘不’字挺直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使八亿人民不致被误判为八亿沉默的羔羊。”是的，这个“不”字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有义有情、爱真理、有气节、有骨气，证明我们不是一个只产生顺民、奴仆、太监、妓女的民族，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有种”，或者说，这个“不”字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不是精神上的孬种!
中国人啊!别以为让世人敬重的尊严，是我们用钱就能买来的;别以为单单综合国力的提升，就可以光宗耀祖;别以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能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就为祖国挣得了荣誉;更别以为能倾一国之力，举办一个成功的奥运会或世博会，就能给中国人挣足扬眉吐气的面子。不是的。我们中国人真正的自信、尊严来源于我们伟大文化滋养出的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延续不断的坚守正义的傲骨和气节;来源于这样的事实：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在比苏格拉底时代黑暗、残忍、严苛百倍的社会中，竟能产生出苏格拉底式的人物的伟大民族。而且我们中华民族毫不逊色的苏格拉底，竟然是方方面面都最美丽无暇的女性!
今天，在我们超前地进入了“消费时代”，整个民族陷入挣钱吃饭、票子、房子、车子、恋爱、追星、……等等为生活最高价值的纸醉金迷的情况下，张志新以及张志新们，以她们惨烈的牺牲，高高地在我们头顶上亮出一盏苏格拉底精神之灯。只要我们不去故意地遗忘、扑灭，这盏灯就会毫不含糊地诊断出我们精神生命的衰败、萎缩、断子绝孙病，提醒和告诫我们，人的生命的真正成长和价值实现不能只是停留于情欲、物欲、肉欲、权欲的满足。有人说，中国人现在已经进入了可以讲究生活质量的阶段了。似乎吃喝从止饥解渴发展到讲究色香味和营养，衣着从避寒保暖发展到讲究华贵美丽时髦，生活从疲于奔命发展到可以有时间有金钱旅游、参观博物馆、聆听音乐会、打高尔夫球……，就算是生活有质量了。是的，物质生活的提高确实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难道忘了吗?先哲孟子早就告诉过我们：“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无道者非人，故意背道者则禽兽不如，恶比魔鬼。先哲们之“教”所教者，最重要的是为人的精神高度。只有人的精神生命在垂直维度上自觉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的境界，才能真正使生命实现其善与美的价值。在任何时代，活着的人如果放弃这个向上的努力，只甘心于满足七情六欲的追逐，只要福利不要自由，那就是愚昧地将生命挥霍于动物式的存在状态了。张志新们放射出的苏格拉底式的精神光芒，其意义就在于，它时时鞭策着我们活着的中国人：你要高扬起人的自由精神去追逐正义拥抱真理，你不可使思想和精神沉沦于太监、妓女、猪狗、宠物，甚至于器具的水平!
张志新烈士就义35年了。35年间中国社会确有进步，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在坚持说“鹿”就是“鹿”的情况下再遭遇张志新们所遭遇的饮弹结局。然而，中华民族现在还远没有摆脱从张志新牺牲的时代延续下来的精神落后。诸如张志新这样的事发生了，发生着，且就是再发生，现在也还不会出人所料。还有，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辛苦创造的财富，很多都被贪官污吏霸占挥霍，GDP的连年增长远没有公平地惠及所有财富的创造者。不让讲话与贪污腐败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下必会存在的一种逻辑必然。我们活着的中国人，作为张志新的同胞，只要还心存良知，就要在她的精神光照下，意识到：我们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实现中华民族美丽的复兴，我们还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