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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7日，瑞典学院宣布，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我读过略萨(译成中文的)绝大多数小说，甚至可以说在文学理念和文学技巧上，这位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曾经对我产生很大影响，对于他的获奖，我由衷感到高兴，就像是一个我熟识的人获得了这个巨大光荣一样。

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心弦此时此刻都会产生一种五味杂陈的：中国文学什么时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颤动是惆怅的忧伤的甚至是绝望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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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与本篇大同小异：《中国文学离山西黑砖窑事件有多远?》(2007年6月25日)找不到更好标题了吗?为什么要用已经用过的标题模式呢?不是，之所以再次沿用这个题目，是因为就核心意思来说，三年前那篇文章和我今天要说的话属于同一范畴，甚至可以说，那篇文章已经回答了中国文学为什么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

当时我是这样描述中国文学现状的-——

在屏幕和银幕上，我看到的是浅薄无聊的电视连续剧，是对所谓“红色经典”近乎玩闹式的改造或者重新包装;是形形色色的装疯卖傻;是大腕导演和演艺明星们对于公众智力明目张胆的欺辱;是与现实生活完全断离的所谓“主旋律”;是既没有精神内容又没有艺术内容的鸡肋，人们只能像消费病死猪肉那样消费它们，你别无选择。在戏剧舞台上，我看到的是摒弃大众生存状态于精神视野之外所谓“实验戏剧”，是活得无聊的两只狗的丑恶表演，是对现实几近于强奸和侮辱的歌舞升平的塑造，堆砌着的是连导演和演员自己也不相信的精神垃圾。在文学作品上，我看到的是被名利弄得神魂颠倒的人的胡编乱造，是近乎于集市一般混乱的招摇和叫卖(这甚至成为人们走向成功的唯一通道);是赢者通吃，是明星化了的作家、评论家志得意满的聒噪;是没有百姓日常生活、只有活得无聊的人在豪华酒店、在高尔夫球场的缠绵悱恻和无病呻吟;是发情男女在卧床上的生物性的情欲宣泄;是无良无德的人对读者极不负责任的公然挑逗和勾引;是貌似精神阳刚实则举而不坚的阳萎之作。在艺术创作上，很少有人用画笔、镜头、陶制材料以及任何艺术手段复制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很少有人把“人民”和人性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很少有人把“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导……越来越多的人脱离思想，脱离内容，滑向轻松的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的形式主义。种种怪诞的、变形的、堕落的艺术正在被大规模鼓励，就连罗中立的《父亲》那种含蕴着精神震撼的作品也被艺术家蔑视了，性和色情正在被用高尚和优雅包装起来，花花绿绿地从我们眼前招摇而过。

我问道：“假如这个时候把山西黑砖窑事件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有能力辨析这个事件深处的历史和哲学的意义么?无法知晓事物的历史与哲学意义的人，又怎么能够把这个事物作为自己的艺术世界来进行创造呢?一个无能或者说拒绝创造有价值艺术世界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在艺术的殿堂接受民众的膜拜呢?”

现在我仍然要问：“如此堕落的文学，有资格窥视诺贝尔文学奖的神圣殿堂吗?如此堕落的文学，欺哄得过把被我们拒斥的普世价值观作为信念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目光吗?如此堕落的文学，蒙骗得了走在被我们宣布“绝不走”的“西方那条邪路”上的数以亿计的读者吗?”

显然不能。原因很简单：我们所不屑的那个世界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格格不入，我们是人类群体中为数不多的被人称之为“不正常国家”中的一个，你是一个令人侧目的另类;在文学这个最应当站立人的地方，只站立着国家的庞大身躯，人被干净彻底地消失了，国家意志粗暴地侵袭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指望获得别人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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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悖论：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产生于黑暗年代，1949年以来的中国应当是孕育伟大作品的最佳时期，为什么直到今天非但没有产生立足于人的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大量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趣味底下的无聊之作反而大行其道呢?

这里固然有现代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具有空前严厉和有效控制民众精神生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利出一孔”的国家机制诱惑和鼓励下，中国作家普遍丧失了灵魂，蝇营狗苟于统治者身边，成为了地地道道的食利者。这些从“国家”得到巨大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人是不屑于把高贵的目光投向底层人民的，他们在远离权力罪恶、远离黑砖窑的地方，衣着光鲜地麇集在高档饭店里觥筹交错，或者坐在雅静的咖啡馆悠闲地呷着咖啡，谈论着与民众生存状态无关的话题，他们是不会让童工的血泪污染他们高雅话题，他们不会。

这与同样处于专制独裁制度下的拉丁美洲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在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原名《沉默的河》，2007年)后记中，曾经把中国文学与拉丁美洲文学做过比较——

现在再来看中国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影响的那次大潮，就会产生更接近本质意义上的观感——那是一次基本上丧失内容或者说抛弃了内容的形式上的冲击，它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却逃避和抛弃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精髓，其后果是中国文学不但没有“爆炸”，反而由于轻率地玩弄技巧大规模地失去了读者，文学的神圣光环被文学自身的骄狂和漫不经心熄灭了。谁该为此负责?当然不是那些进行艺术形式探索和表现的作家，也不是那些评论家连篇累牍的鼓噪，而是时代——你不能强求这些人去做时代不容许做的事情。实际上，那些先行的探索者是让人敬重的，他们的经验(哪怕是失败的经验)将滋润和营养后来的中国文学，这已经得到了证明。

时代怎么了？它为什么不容许人们像拉丁美洲作家那样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问题仍然出在传统上，政治传统、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我们稍稍回味一下拉丁美洲文学的渊源就会看到这一点。拉丁美洲文学固然植根于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欧洲近代思想对于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响，换一句话说，是欧洲近代思想奠定了拉丁美洲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力图用全新的方式对这种观察作出反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在身边的神奇的现实。

一种好的文学必定是与时代最先进文化和思想并驾齐驱的文学。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文学独有的品格——深刻反映那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把人物命运全部放到社会舞台上来进行展现。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外加的形式归纳，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而是宣称自己为“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仔细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阿斯图里亚斯、略萨、马尔克斯、卡彭铁尔、鲁尔福、亚马多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积极涉入社会现实的作家，有的干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一位记者问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应当什么样子?” 马尔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是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深入现实的力量让读者忧虑不安的小说。”马尔克斯进一步强调：“如果它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这或许可以说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干预，在历史与时代的舞台上展示人物内在命运，正是拉丁美洲文学发生“爆炸”的根本内在原因。不幸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忽略或者回避了拉丁美洲文学的这一特性。

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现在是强调这一特性的时候了。

然而这有用么？当山西黑砖窑、唐福珍、安元鼎等一系列社会事件横亘在中国人面前，而中国文学仍旧装聋作哑的时候，当浅薄无聊仍旧被国家宣传机器大规模鼓励的时候，当国家力量仍旧强制文学艺术为权力意志“营造”某种氛围的时候，对这一特性的强调究竟有多少实质意义呢?

我只能继续认为：“问题仍然出在传统上，政治传统、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

这就是说，中国作家自身也必须承担起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缺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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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院在揭晓诺贝尔文学奖时表示，要向略萨文学作品中“对权力结构和个体坚持、反抗和抗争鞭辟入里的形象刻画”致敬。

据此我们可以钦敬地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坚持什么，在赞赏什么，在鼓励什么;据此我们也可以直观地感觉到，中国的国家力量渴望着什么，赞赏着什么，鼓励着什么;据此我们更可以悲哀地发现，中国文学究竟在做着什么，究竟在表现什么，究竟缺失了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该怎样回答“中国文学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的问题呢?

让我来尝试作出回答——

无论何时，国家意志强制和指导下的文学离诺贝尔文学奖都将遥不可及，永远不可及；直面中国社会、洞悉人的心灵、具有独立人文意识的作品，则一定会以坚实有力的脚步，一步步向诺贝尔文学奖迈进。

毕竟，世界是一个大家庭，中国绝不会因为有人宣布“绝不走西方那条邪路”而永远脱离这个家庭，绝不会。

(2010-10-8)